吕思勉文史四讲
中华书局 / 2008-3出版
简介

本书是1942年至1943年,吕思勉先生为青云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讲课笔记。(外附吕思勉先生《自述》、《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国文”课吕先生用《古文观止》作教本,之所以用这部书,是因为它选得坏。吕先生以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
“本国史”从元代讲起,一直到近代。文字不多,要言不烦,举凡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无不顾及,在取舍详略之中,体现出吕先生的史学史识。
“中国文化史”则包括社会等级、经济情况、生活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而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
“国学概论”者,即“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谓,这比现时的“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似乎还要宽广一些。其中佛学部分,是最不好懂的,而吕先生这篇讲义中,用不多的篇幅就把佛教大小乘的基本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讲得非常清楚。
这些笔记由当时的学生黄永年先生记录。黄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课堂里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文既不象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象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学习文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黄永年先生说“现在人们大多承认我是个不太坏的史学工作者,只因我在中国古代史尤其北朝后期以至隋唐做出了点贡献,但是这和我受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并无太大关系。我之所以能步入史学之门,最初全凭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诱导,在十三岁时偶然在地摊上买到诚之师的《经子解题》成为我的启蒙读本,尤其是抗战后期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已等于上了个有水平的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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