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台灣對世界影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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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谈谈《恐怖分子》如何？ 杨：其实做的最轻松的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也是很多客观条件的问题。为什 么《恐怖分子》之后我一直不愿随便拍戏，因为《恐怖》那个经验太荒谬了，在那样条件下再去拍电影是没什么意思的，所有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都发生了，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没有反省和检讨，如果这个工作状况还是相同的话，我觉得已经不必再拍任何电影了。 黄：你刚刚说好的状况跟坏的状况指的是什么？ 杨：好的是结果。坏的全都是原因，就这么简单。从整个制作的条件：预算、配合……这些最坏的通通发生了，而这些都要我负责，可是导演有没有权利去阻止这些不好的事发生呢？完全没有，我不能在这种情况再做下去，就这么简单。 黄：你是什么时候才决定电影的结尾是这样？ 杨：很早，写剧本的时候已经决定了。 黄：能不能说说那个结尾的意义。或者你期望达到什么？ 杨：其实那是个益智游戏，小时候在《国语日报》常看到。也是因为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才会变成最后的面貌，其实创作的严密可以克服不理想的创作条件。《恐怖分子》跟原剧本、跟我当初的想法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也许跟定稿剧本有很大的差异，这又回到编剧跟导演职责分工的问题，这分工在好莱坞、在电影工业体系上也许有它的意义，可是在创作和执行上不能这样去切，不能分的这么清楚。如果我的公司要拍 (查看原文)

  jia-cinema 1赞 2011-05-26 16:01:29

• 《恐怖分子》这样的片子，大概四个月就拍完了，但那次搞得蛮久得。 黄：这三个有关都会的作品focus都有改变，这跟拍片时所着重的社会面貌是不是比较有关？譬如说，《海滩》是从整个历史经验（如日本式的家庭）延伸到新的中产阶级；而《青梅》就更集中在中产阶级的核心上，再拉到家庭结构的层次；到了《恐怖分子》则是非常广面的都会现象；focus都不断地改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杨：对人物或对情节的focus，这些可能都是题材所decide，重要 (查看原文)

  jia-cinema 2011-05-26 16: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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