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6-11-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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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清末学制改革,引入西方学术分科观念,京师大学堂史学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史学开始步入专业化进程。1919年北大史学门改称史学系,其后十余年间,稍具规模的大学皆设史学系,承担历史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使命,在现代史学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系的建置是现代史学专业化的制度保障,故中国现代史学,若离开史学系课程、教员、教材等方面的考察,必无从认识其全貌。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对于现代大学史学系史料关注不够,导致相关研究未能充分展开。晚近十余年,随着图书馆、档案馆开放程度提高,《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等大部头资料集出版,以及图书期刊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日新月异,史学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成为一个新方向,如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史学系皆有专著或学位论文探讨。现代大学史学系的文献资料,或散藏于档案馆、图书馆,或散见于报章杂志,向之研究此学者未有具体的及系统的整理,尚无专门汇编问世,为便于研究者利用,特编此集。
本集题名《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大学”涵盖国立、省立、私立以及相关学院,含抗战期间日伪政权所建高校。“史学系”则为“历史学系”、“史地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历史政治学系”、“文史学系”等泛称。所录文献大致分三类:
第一,课程学程。关于课程、学程概念,《新术语辞典》解释云:“课程:全部学程及其教学时间之支配的总称;学程:课程中的一部,教学内容的一种,亦称科目。”时人议及课程标准及教学大纲意义云:“课程为各科目之系统的组织,大纲为某科目之重要的教材。无课程则所定教育之目的莫由达,无大纲则教学之进行无标准。”欲明了史学系概况,明确其课程、学程及大纲如何,自然为首要之义。就现存史料而言,课程学程集中保存于彼时各校所编《一览》。
现代大学制度兴起之后,各校多组织专门编辑委员会,编制刊行《一览》。其目的主要满足于校外社会宣传以及校内师生教学之需,非用以牟利,除无偿赠送外,亦低价出售。如1933年清华大学发行《一览》,对外售价七角,校内师生则减半发售。至于其发行数量与流通范围,并不尽同。1930年湖南大学刊印《一览》两千本,校教职员及学生、省会各机关、全省各学校、各县政府、各县教育局及全国各大学、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各省政府、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政府,均赠送一本。在内容上,《一览》栏目设置大体一致,诸如校史校历、校务院务、组织规程、重要章程、学生通则、各院概况、课程标准、学程纲要、各种委员会以及教职员、学生名录及各项统计表等。由于各校章程学程多有改进添订,教员课程时有变化,故《一览》多为年度出版,按年汇印成册。此类文献绝大部分为中文出版,间有外文版,南开大学即曾编有英文本。
现代大学凡设史学系者,该校《一览》多存史学系课程学程,是为本集文献的主要来源。至于报刊所载可资补充者,择要收录。此类资料名为“课程指导书”或“学程大纲”等,以纲要形式规定了课程的教学目的、知识范围,涵括科目、学分、时数、必修或选修、内容、教员等信息。一般为史学系负责人会同各教授编制,颇能反映课程实际教学状况。近年出版的民国大学史学讲义,大多能与著者任教史学系的课程学程相印证。由于讲义多为校内发行,散佚严重,现存有限,如比照其学程大纲,则可知该课讲授内容之大概,对相关问题作出相对准确评判。因经费、师资等因素制约,各校史学系的发展并不均衡,北大、清华、辅仁、燕京、武汉、中山、中央等校史学系,持续长久,发展稳定,最具代表性。1920年代朱希祖主政北大史学系,以欧美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将历史课程分为基本科学、辅助科学、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外国语六大系统,“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行,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故本集对上述各校史学系文献收录较多,以见主流趋向。其余各校,则因篇幅之限,择录一二。
第二,系况。各大学史学系概况,时人屡有论述见诸报章,著者多为主持系务者、任课教员或毕业生,内容涉及该系建制沿革、师资学生、课程等方面,对于了解其历史与现状皆有裨益。本集所录除专文外,主要摘自科系简况、文学院简介,原无单独标题,为标识其所在校系,编者多据原题和内容拟定新题,并于文末注明原题。
第三,课程标准。大学史学系课程标准的规划与讨论,属于制度建设方面。1920年代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初期,课程一般由学校依照既有师资安排,并无一定标准。1924年《国立大学条例》要求各科系及大学院设立教授会规划学程。史学系自主设置课程,在促进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因缺乏标准而产生漫无准绳、多变等弊端,颇为识者所忧。郑师许即言:“现时各大学历史系的课程的分歧,从好的一方面说,是自由发展,各有专长;从坏的一方面说,是漫无目的,不合实际。”
有鉴于此,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大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编订大学各学院各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藉为各大学将来实施之根据。考虑到事关重大,非集全国各科专家,协同拟定,难期完善,教育部“先行函请各学院各学系专家一人,起草该系志课程及设备标准,尽于一月内将草案汇集整理,第二步再请各学系之专家多人,集会讨论,俾臻完善。”历史系课程标准由蒋廷黻、朱希祖、张其昀、雷海宗、徐则陵负责拟定、审查与修订,朱希祖兼任历史学系科目表草案起草人。由于时局动荡,尤其受抗战的影响,直至1938年教育部方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拟定《大学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试行一年后,正式颁行《大学科目表》,规定必修科目全国一律,选修科目可参照实际需要,酌量损益。1944年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检讨修订各系科目,并致函各校及全国专家征求意见。次年教育部致电各校催报研讨意见,文云:“现抗战胜利,复员伊始,大学科目表亟待修订颁行。该校/院对于现行大学科目表之意见,仍未呈送到部,特再电催,仰于文到后,迅即呈报,勿再延迟为要。”按照部定原则,修正大学科目表以“注重基本训练”、“集中科目”、“减少必修学分”三项原则为准绳。在各方意见反馈后,教育部作初步修正,并以各院系课程为单位,召开审查会议,逐一缜密讨论,妥慎决定,1948年完成修正工作。
《大学科目表》及修正意见对于史学系科目、规定学分、设置年限及学期要求,皆有具体规定。颁定之后,各校遵照部颁标准,组织修订课程。部定标准对于规范史学系课程结构起到积极作用,在历史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中意义深远。本集收录部定科目表中史学系课程标准,以及朱希祖、杨家骆、蔡尚思、谢澄平、李思纯等改革意见,以反映史学界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建设之诉求。吕思勉、沈有鼎、吴景超、缪凤林、郑师许、雷海宗等对于史学系课程的商榷文章,亦择要收录。
以上三类文献,种类庞杂,格式不一。若按原本汇辑,读者难以区别浏览。为此,编者在尊重原本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方面作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一)排序原则。依类区分,按篇名拼音,参照时间先后排列;(二)格式编排。原本竖排繁体者,调整为横排简体;双行夹注者,改为单行夹注;课程学程酌加序号表格;(三)文字校勘。原文明显错讹处,径行订正;原文污损模糊而无法辨识者,以方框“□”表示;(四)酌拟篇名。原本篇名信息不全、含混不清者,依原名及子目拟定篇名,注明年份,于文末标原篇名;(五)内容删减。对于与主题关涉不大的内容,斟酌删减。如各大学或学院的外国语、体育、党义等公共课程,以及史地学系、历史社会系等合组科系之地理学、社会学课程。
现代大学史学系文献,得其一二不难,求全则不易,故对同行多所借力。同事李孝迁教授,于此涉猎较早,见识亦广,于本集编成居功甚伟。北大尚小明教授,于此关注最多,著述颇丰,编者对尚著颇多参考。于此说明,并致谢忱。在整理期间,编者曾赴各地翻检图书期刊及相关数据库,然囿于目力及学识,本集所揭实为冰山一角。此次不揣谫陋,选辑编校,旨在为读者展示现代大学史学系面貌之大概,期冀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进一步开拓相关资源,深化专题讨论,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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