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使用雕刻及活字制版，并多用特制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丽工整，版面完善精美，书品甚高。清乾隆四年（1739年）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个“官版十三经”。采用明监本（不过当时似乎没有找到万历初印本，而采用了明崇祯修版印刷的本子），与嘉庆年间的阮元本《十三经注疏》有诸多不同之处，有其自身特色和价值。
历代刊刻印行十三经注疏版本很多。其中，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称“宋十行本”。其版由元入明，递有修补。明嘉靖中据十行本重刻，称“闽本”；万历中又据闽本重刻，称“明监本”；崇祯中毛晋汲古阁又据明监本重刻，称“毛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附《考证》，称“殿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学堂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称“阮元本”。但是，十三部经书四项内容俱全无缺的刻本，只有清乾隆武英殿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一种，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其中的《十三经注疏》就是据武英殿本校写的。
第一，武英殿本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释文四者俱全无缺的《十三经注疏》刻本，可谓有宋以来开拓之举。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其中的《十三经注疏》就是据武英殿本校写的。
第二，武英殿本第一次为《十三经注疏》全文施加断句，这也是一个开拓之举。历史上经书的版本有加句读的，但疏文则从未有断句的，有之从殿本始。由于殿本流传不广，甚至有的当代古籍整理工作者也不了解殿本的这一贡献，认为历史上没有为疏文断句的，因此也就谈不上利用武英殿本的这一学术成果了。
第三，武英殿本每卷之后附有“考证”，在十三经注疏刊刻史上应当是首开其例。殿本的“考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字校勘，就是后来的“校勘记”；二是内容诠释。张之洞曾指出善本书的辨识办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勘，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着即佳。”（《輶轩语·语学》）显然，武英殿本符合这一“善本”标准。清代的精刻精校本，往往附有校勘记（考异、札记），这种风气与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的“考证”应当有密切关系。
第四，武英殿本校勘认真，改正了以往不少错误，是错误较少的一个版本。
第五，武英殿本刊刻精工，为清内府刻本的代表之一。殿本用十分规范的宋体字刊刻上版，笔画粗细适中，墨色均匀，印本清朗，赏心悦目。明北监本笔画太细，容易漫漶，这也是点本的重大优点，决定了殿本属于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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