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
中信出版社 / 2013-5-1出版
简介


陈冠中
这里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份文章。
那时开始我跟国内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的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大陆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难免有冲撞也有互补,需要不断对话。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台北六年 -- 令我大开眼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这就成了我长达二十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補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在香港,借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七十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關於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納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接受“混合经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基本教义派。八十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大陆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 -- 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清晰的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大陆后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 这个不理想的说法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時評,但多篇文章涉及上文提到的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大陆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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