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要詩與學問

胡蘭成的膽識與權謀

陳雲《信報》2003年12月-1月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胡蘭成在杭州的教會中學只讀到四年級，他的仕進，權謀，性情與學問，都靠自己的體會和造化。其時中國未經亙古大劫，普通一個人，都可以在繁複綿密的民間禮俗，學得一身本領。好似一個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人，到了意大利鄉族，印度村社或西藏僧院體驗生活，自會嘆為觀止，肅然起敬，知道天地之寬，人物之美，書本知識只是人世的理論概述。胡蘭成被蕙蘭中學開除，事緣他當時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帳目問題而被罷免了青年會幹事職。校刊的顧問是教務主任，認為事關教會聲譽，禁止登載。胡蘭成向老師講理，老師不語，胡當老師是默許了，於是刊登。發刊之後，老師大怒，叫了他去罵，但他不服，老師以辭職向校長要挾，非要革退胡蘭成不可。胡於是退學還鄉。

※山川人世的教化

胡這樣總結當時的學校教育：「但那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我也是好的。彼時學校的功課不像現在的忙，考試亦不在其意，很少團體活動，很少競爭比賽，讀書只是讀書，沒有想到要拿它派什麼用場，亦不打算將來的職業，且連對世事的意見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蘭做禮拜，我總是可躲則躲，因為不喜歡基督教的無故鄭重其事。」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生活環境，「但比學校教育更好的仍是紹興杭州的風景，使我的人亦在風景裏……當年父親帶我到紹興杭州，於我的一生裏就好比屏開牡丹。（《今生今世》，「韶華勝極」章）」讀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其他由其弟子朱天文整理出版的著作，最可懷念的，是作者記述民初中國的清新氣象（如當時的西式學堂），以及未被敗壞的山川風景和清嘉民風。

第一次讀《今生今世》，是一九八二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陰暗角落。在歡迎新生的迎新營聽罷陳持和謝劍等老師慷慨講學，宵夜閑談，讀經濟學的學長大讚張愛玲，又說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頗值得一看。翌日到圖書館找書，是日本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兩冊版，書面題字是「今世今生」，序言說「承服部擔風老先生為題字，卻誤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罷了。」逆來順受，隨遇而安，在敗事中生出喜氣，甚得黃老之道，於是便一直追看他的作品。隨後買了《山河歲月》，台北遠景原版，賣十八元。月前重看，才發現缺了版權頁，是香港翻印的。其時香港，還有人翻印此書，居然也賣得不錯。胡蘭成委託遠景出版的《山河歲月》及《今生今世》，料及政治壓力，已自刪近十萬字，奈何依然不容於台灣，而須再度流亡日本。其事見朱天文於三三書坊版《今生今世》編輯報告。可喜的是，我初讀胡蘭成，就可以在自由香港的圖書館讀到日本原版。

※漢奸云乎哉？

《莊子．胠篋》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賣國是大生意，中國沒幾個人夠資格被稱為「漢奸」的；能賣國者，須有「竊國」之才也。對於胡蘭成，現成的判斷，是認為他出仕汪精衛的南京政府，主張中日之間的「和平運動」，是漢奸無疑。白居易《放言》詩云：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在滿清覆亡，經濟疲弊而列強環伺之際，當政者或革命者都要勾結外國，李鴻章如是，孫文如是，毛澤東如是。辦洋務的漢官李鴻章要在滿清立足，必須挾洋自重。孫文曾接受日本的濟助，也曾透過法國在安南（今越南）殖民地的總督，接觸巴黎一富商，商借巨款一千萬元，後來法國內閣改選，借款之事遂作罷。數年之前，孫文偕同法國軍官到法國駐軍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考察。據唐德剛的推斷，孫文隱約提及的法國富商，應是法國政府（《晚清七十年》，第五冊，頁二三七）。當時法國佔領中國藩屬國安南，無疑是敵國，孫文與之密約，又偕法軍視察邊境，是漢奸耶？至於毛澤東，革命之際，從組織，經費到軍備，無一不受蘇聯的接濟與支配。然而，民國草創之際，孫文無受外國支配。毛澤東當政之後，也疏遠蘇聯，甚至在黑龍江為珍寶島的主權開戰。

※政治以情緒盲動為主力

即使接受漢奸這個概念，胡蘭成還未是漢奸。閱讀他的自傳和政論文章，他出仕汪精衛政府，是為了「和平**建國」。據他判斷，中日戰爭不只是兩國相爭，而是牽涉錯綜複雜的國際勢力，蔣介石不主動議和而被動抗戰，必令中國亡於共產黨。西方列強不願見到日本全勝，亦不想中國慘敗，而意欲奪取兩國戰疲之機，從中支配均勢，扶植附庸（《戰難和亦不易》，遠景，頁七）。他對世界局勢見解精到，早就預料德國會戰敗，主張日本要脫離歐洲的軸心國，避免捲入世界大戰和挑戰英美在亞洲的霸權。中日應在亞洲停戰，養精蓄銳，等待歐美戰後疲弊，中日聯盟而稱霸。他認為日本不應當中國是殖民地，只是掠奪礦藏和農產，日本要扶助中國工業化，以中國的繁榮助長日本的繁榮；日本與中國之間，應參照英國與法國在歐洲的關係，建立亞洲強權，並防止共產主義在國際和國內擴張。假如日本不知停戰，中國必向境外強權尋求援助，亞洲將被歐美瓜分。結果，日本聽不進去，大戰的結果，是國民政府依附美國，延安政權依附蘇聯，中國自此分裂。戰敗後的日本則被美國廢除天皇憲制，並禁止出兵海外，喪失部份國家主權。

胡在著作中常常強調，人事不敵天命，而政治的最大動力，來自非理性力量（情緒盲動）。國軍不肯遷就議和，硬要日本無條件撤兵，是因為草創的中華民國有大志。國力上升的日本就必會征伐朝鮮和中國（唐太宗征高麗也是同一道理），為國民的志氣尋覓一個出處。胡蘭成常譏諷日本人只知義氣，不識格物。日本怎會曉得，結盟比攻佔更為上算？他列舉瘦弱的甘地搖著的木頭紡車，正是印度獨立運動的最大動力，而這卻是非理性的經濟鎖國之路！他曾以《革命要詩與學問》為書名，演述政術密法。

美日交戰之後，胡蘭成料到日本必敗，南京政府與重慶政府亦會消亡，便與駐華日軍合作，在武漢辦軍校訓練軍官，密謀建軍獨立，接管日本撤兵之後的淪陷區，以武漢的咽喉地位，拖延重慶國軍西進。國軍意在借道武漢，奪取上海南京，他便可以轉戰鄂贛湘，盤踞西南，三分天下。然而在軍機火急之際，他患了登革熱，臥床一周，屬下的司令官向重慶納降，大勢已去。後來日本兵敗投降美國，他也透過駐華日使向日本建議，要駐華日軍與南京政府軍隊合編，成為中國軍，抗拒美國收降，而合編後的中日軍隊將運用駐華的日本資金，成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日本大使與東京商議未決，而局勢危急，胡蘭成等待不及，只得毅然出逃。

須知日本與中國文化相近，日本士人仰慕中國文明，日皇的神道又與中國道教相通，日本的神道立國有助恢復中國祭政一體的禮法，而借助君主立憲成功的日本帶引中國維新，當比中國自己的各種革命嘗試為佳。日本的國土與人口，還少於中國。中日結合，是日本融和中國，還是中國融和日本？這是大權謀，若說胡蘭成是「賣國」，他是要中國和日本都被他出賣的。他在《山河歲月》說中國人忠君又好反，他是同時忠於中國與日本政權，亦會同時背叛兩者，忠於新創的軍事強權。由於事情未成，一切未可判斷。

胡蘭成的仕進與學問

「革命者，求職謀事也。」托洛茨基在《自傳》中，批評許多加入俄國十月革命的青年，稱之為求職謀事者(careerists)，即港式粵語說的「搵工一族」。舊政權和經濟秩序崩解之際，青年仕進和謀生之途被堵，加入各種革命政黨和幫派，以自己的才學，機變與膽識上進，是生存之路。能不卑不亢，求職謀事之後克盡職守，下野流亡，依然問學不輟，著述不斷，晚年收弟子傳學術，則亂離之際的求職謀事，倒成就了胡蘭成的生存之道。

※邊做事，邊做學問

胡蘭成出身山村寒微之家，自小靠過繼，投靠和借貸，渡過人生危機，並得到義父資助入城進學。他初任胡村小學教員，轉任郵務生，因不服局長而遭辭退，借錢到北京遊歷，在燕京大學副校長室當抄寫員，工餘旁聽講課，感染學術新風，並加入國民黨（當時國民黨容共），初沾政治，後來隨同學去了廣西當中學教員，五年之間研究西洋學問，與托派人士研討國際形勢和政治經濟學，因此他的國際政治判斷，根基深厚。軍閥割據之下，他得到第七軍長廖磊聘請，兼辦《柳州日報》。憑藉獨到的政治分析，獲得汪精衛賞識，授職中華日報總主筆，歷任宣傳部次長，法制局長，兼任汪精衛的機要秘書。為官之後，把債務還清，也提攜舊人。

蔣介石回朝，審判汪政府之際，胡蘭成流亡溫州，隱姓埋名，但也買書借書，閱讀不止，並著述《山河歲月》。後來冒張愛玲的家世（他之前得到張愛玲許可），攀交溫州大儒劉景晨，以求庇護，劉以《山河歲月》為憑，推薦胡在溫州中學教書，解決生計。胡結識浙江名士，又與梁漱溟往來通信，切磋學問，梁漱溟大為賞識，後來引薦胡蘭成予毛澤東。

※識破**

胡蘭成致書梁漱溟，曾預言「中國今後將有秦興，抑或可免此一劫而直接就開出新的漢朝，此則尚有天意存於其間。（《今生今世》，下同）他原期望解放軍以繼承中華民國的大志和中國民間起兵的機運，重建中國，可是共軍席捲中國之後，他目睹到處是鬥地主，逼公債，「其後更三反五反，****，則是共產黨要把民間起兵的餘勢及其再燃的可能，轉換方向，消耗至永絕。」他見到的優秀幹部，都被鐵的紀律捆綁，失了性情，慨嘆「**黨利用人的美德使之以身殉。」「天下人不死於殉惡，而死於殉善。」十月一日，共產黨溫州閱兵慶祝建國，組織全民到會，胡蘭成一人離隊，立在橋頭看，想起顧炎武望見清兵在山下經過，知道大事不可為，但仍寄望毛澤東可以懸崖立馬，他致書梁漱溟，託他向中共最高當局進言，一是停止階級鬥爭，二是保持產業平等（不能剝削農業來補貼工業），三是開向現代西洋，四是如實建立國史。毛澤東不以為然，但答應梁漱溟開辦文化比較研究機關，並聘請胡為副手。胡蘭成應召上京，途中拜訪文人舊友，都禁口不言，百姓鬱悶有之，暴戾有之，胡知道新朝是秦朝，不是漢朝，於是在上海乘船到香港，亡命日本。

胡對**建國，是澈底的蔑視：「****算的什麼呢？它不過是在產業落後國，要把資本主義先進國兩三百年來於各階段所做的，使用奴隸勞動，犧牲農村為工業，及掠奪殖民地等等，於三數十年的短時期內，壓縮的，綜合的，以強力來加速完成。」***的政術，也十分簡單，「**國以國家民族之生存換取無產階級之生存，以無產階級之生存換取官僚機關之生存（《戰難和亦不易》，頁二四四。）」

他反省中國引入****，是文人的造孽。「中國向來政治混亂是為政者之咎，而時代的思想混亂則是為士者之恥。北伐以來至於今日，政治上的失敗是由於時代的思想混亂之故，而製造此思想混亂者乃是文化人。文化人若有士之自覺，首先應責難於己。」（《革命要詩與學問》，頁一九四）。他責怪當年的文人苛求民國政府要事事民主，不容得孫文的臨時政府有一點權威，要求馬上結束訓政時期，「這班左傾文人的罪孽，是要等到***來了，**中國國民數千萬人，才明白了吧（上書，頁一九○）。」

※衰埋一堆

旅居日本期間，胡與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數學家岡潔，作家川端康成，藝術家乃至江湖豪俠結交，並試圖創建自己的學問體系。私見以為，胡蘭成的國學，國際政局，政治權謀，都是生平磨練出來的真知灼見，不同凡響。例如他認為中國近代的劫難，是斷絕了傳統的禮樂文明，唐朝仍有魏晉南北朝的制度為試驗，民國的政治制度無可沿承援引，不得不憑空來創造（《今日何日兮》，頁一一二）。這個判斷，愈久愈見其真。沒有繼承禮樂文明，則***的***國淪亡於貧乏，***的***國淪亡於（局部的）富裕。

胡蘭成的文章，更是不染五四時代的白話與歐化歪風，雖然夾雜方言，章句不平，仍屬第一性情文學。他的《今生今世》，是傳記文學，也是絕佳的民俗誌。然而，他對西洋文明的批評，以及創建的學問體系，試圖證明東方比西洋優越，試圖超越西方現代文明，則屬於浮淺妄作。五四時代的文人，囿於國族孤憤，又囿於時代的忙迫，不能有系統地，有閑地學習西洋學問，便狂妄地意圖超越西洋，寄望東風壓倒西風，於是****乘虛而入，造成國族浩劫。胡蘭成的《山河歲月》，得到劉景晨和江南名士賞識，梁漱溟，毛澤東也引為同道，都由於他們一同囿於「中國超越西方」的妄想。用港式粵語說，是「衰埋一堆」。

胡蘭成說世界文明的起源，是新石器時代的人渡過大洪水，啟悟了「無」，體驗了大自然與生命的飛躍，從「無明」進入「文明」（《建國新書》，頁十四）。他主張「歷史以中國史為正統史，建立中國文明的數學與自然科學，再建禮樂人世，代替今時物質主義的，動物性的所謂福利國家。（《山河歲月》，頁二八六）」他認為宣傳新知識要注意五項事，又將大自然歸結到五個基本法則（《革命要詩與學問》，頁一九四。）他反對議會式民主，蔑視產國主義（日文，意即資本主義結合消費社會），主張神道設教，祭政一體，恢復家庭生產和精細農業與手工業。這種烏托邦思想，上有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下有晚清康有為的《大同書》，學者發一家之言猶可，真的付諸實行，與共產主義一樣的禍國殃民。

※中國要平成，不要超越

佛教東來，不見魏晉盛唐的人要超越佛教，只是勤行精進，甚至西訪天竺，目的都是要成佛，不是要「超佛」。西學在明朝來華，明儒如徐光啟也是受洗入教，恭敬學習。只是近代中國文人失了根基和敬意，不知道中國人對現代文明的不滿，西洋人也有同感，而且研究得更深，也更迷茫。西洋現代的種種事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議會民主和人權法治，只有幾百年歷史，西洋人也在探討，再探討，連理解都是初步，超越更談不上。國人不應妄圖超英趕美，對於現代文明，應是求平成，不求超越。

平成，語出《古文尚書．大禹謨》，亦見《史記．五帝本紀》，內平則外成也，地平則天成也。日皇明仁一九八九年登基，時值日本滯脹（stagnation），也將年號定為「平成」。愚見以為，國人對於西洋事物，要少孤憤之心，多平正之氣，內平，然後可以外成。一日，胡蘭成向劉景晨痛陳時代的種種疾病，劉責道：「其實萬姓何嘗有這樣多疾病。」胡當下省悟，「原來悲憫激昂的話，多半是自身不得清安。」要平成，先要清靜無為，心無罣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