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新开展
干春松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2-1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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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前言
經學曾經長久地塑造了中華文明。正如李源澄《經學通論》所言:“經學者,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未有經學以前,吾國未有統一之思想。經學得漢武帝之表彰,經學與漢武帝之大一統政治同時而起。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爲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爲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爲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爲權衡。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經學與時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經學可以産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國人心目中,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古長存。董生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百年以來,鼎祚數易,國運遷變,經學不但無預於國家建制,而且退出日常生活。即便在學術研究層面,現代學科建立之後,經學一變而爲史學,再變而爲史料,經學之精神蕩然無存焉。
時至今日,經學已近成絶學。民國以降,學術轉型主要表現爲現代學術體制的建立與經學一科的取消。現代學術轉型之後,中國學術研究幾乎完全被西式的學科、方法所主導。以西方學科對中國典籍進行系統化、邏輯化的整理,對現代人認識傳統,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於倡導現代學術的第一批學者,對傳統學術缺乏必要的同情之理解,以至有意地抹煞傳統的價值。自胡適以來,現代學術的總體特徵,是將“中國”視爲古代,將典籍視爲史料,由此建立起來的文、史、哲,都只有“史”的意義,而缺乏“學”的價值。由此,儒家經典被“圓鑿而方枘”,割裂分解,難尋其本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傳承。而且,中國特有的經學一科被取消,使傳統最重要的經籍,被分割到不同的學科之中,僅僅成爲有待西方學科進行整理的史料,甚至一些不能納入西方學科的典籍,連史料的價值也日趋微小,長期無人問津。尤其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大師凋零已盡,學術官僚化、市場化交相侵袭,我們的整個研究環境和學術局面,不但不能上接漢宋之通途,甚至不能接承乾嘉之小道,對古典瞭解之不足,有甚於晚明之浮誇。
然而,中國的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思想學説的創新,越來越需要傳統思想的資源。一個族群如果失去共同的道德精神,便不可能支撑其政治社會建設,更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學習其他文明的先進經驗。在現代學術建立百年之後,如何認識我們自身,仍然是一個没有完成的課題。由于缺乏對自身的清醒認識,導致我們在學習西方的時候,常常視中國爲病人,把西方當藥鋪,結果往往是自處於北地而强植南方之橘,自視爲東施而强效西施之顰。事實上,只有深刻地認識自己,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學習西方,也只有深刻地認識古典,才可能真正地走向未來。而作爲中國古典文明核心與根源的經學,正是我們今天重新認識這個國家的性質的立足點,也是我們今天重新認識歷史的根據,是我們開出新的政治社會的基礎。
面對百年來中國的政治、社會轉型,今天的經學研究,既不可能假裝生活在古典的經學時代,只要通過注疏便可以發明經義,也不可能假裝生活在西方社會,仿佛模仿西方學術便能弘揚古學。我們今天提倡經學,最基本的任務,即是“爲往圣繼絶學”,通過一字一句理解那些古典大書,與古聖先賢對話。但是,經學的生命力,更藴藏在洞察古今,返本開新之後的義理創造之中。從董仲舒,到朱子,到康有爲,每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正是這些學徹天人,既精通古經、又深知時變的解經家,既推動著歷史的發展,也推動了經學的發展。孔子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對中國來説,經學的重要性,不證自明。但是,經學的生命力,及其回應一個變動時代的問題的能力,則需要經學研究者去證明,古代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當今之世,時在文景,學如晚明。經學不興,大道不彰。我們相信,不建立在自己偉大傳統基礎之上的民族,就不可能是健全的民族;不建立在自己偉大傳統基礎之上的思想,也不可能成爲超越時代局限的思想。而傳統思想資源,最重要的就是經學的資源。因此,進一步强調經學研究,成爲這個時代學術研究最迫切的任務。
我們希望,通過重新開啟經學研究,反思今天學科建制的不足,爲分裂的學科尋找共同的靈魂;
我們希望,通過重新開啟經學研究,接續華夏二千年來文明的主流,爲往聖先賢的學問,探求現代轉化的方式;
我們更希望,通過重新開啟經學研究,重新回到什麽是政治,什麽是好的生活方式等人類永恆面對的根本性問題的關切,爲生活方式的構建尋找新資源,爲國族的未來探索新方向。
經學的重新開展,意味著重回古典,再造文明,在這樣的時刻,每一個治古典經史之學的學者,背後都站立著這個族群數千年的文明史,以及她无法預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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