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文存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