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期开始,卷首的“编辑部的故事”改为“编辑部札记”。用“札记”取代“故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必专门拿自己来说事儿,扯东扯西更随意一些。
新年伊始,想来许多报刊都会有一些不乏创意的迎新文字,本刊也曾商议要搞点应景花样(借着拜年跟读者套个近乎也好),可是终竟计拙,弄不出一个像样的方案。倒是想起前人办刊的一桩旧事,就是一九三三年《东方杂志》的“新年特大号”推出的“新年的梦想”,那回一百四十多位社会名流凑到一起各叙“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硬是搅得舆论沸扬。把过年跟做梦扯到一起,可谓中国期刊史上最有趣的节日策划之一。当日主事的出版家胡愈之很有引导言论的本事,既然国民党当局不让人们说真话,那就用梦境来构筑理想。可事情并非如其所愿,虽说影响做大了,却是两头不讨好,上头的压力很快就来了,很快就让他丢了主编一职,而另一方面这创意又被鲁迅斥为回避现实的空头说梦。鲁迅拿到那期刊物当天就写了一篇《听说梦》——“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如今看来,鲁迅文中每一句都说在点子上,尤其说醒着做梦“不免有些不真”,不啻一记当头棒喝。
其实,真正的做梦并非都能跟“言志”、“载道”扯上关系,甚至拿佛洛伊德的理论也往往不能解释。编辑部里闲聊时也听各人说起自己的真实梦境,那倒真是无厘头至极:一辈子没跟政界人物挨上边的居然跟克林顿同车旅行,不懂IT技术的成了微软公司的程序员(还派往科特迪瓦做技术支持),纤纤女子在沙漠里擒拿鳄鱼(沙漠里怎么会有鳄鱼?),还有一向忌讳甜食的在梦里大吃冰淇凌……。或许,梦里的情形反向居多,没准做鸡蛋煎饼的成了CIA特工,金融大鳄要为当月水电费发愁,打工仔梦见手里上亿资产要玩完,任何理论都没法规划人们潜意识中的活动,思想离开了现实的向度就不知拐到哪儿去了。那很好玩,可绝对别惦记着梦想成真。回到现实来说,鲁迅当年强调的“饭碗”问题无疑才是硬道理。当然,如今对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来说,生存与发展之中自然又绕不开一个精神生活的问题。所以,眼下做房地产的没有不在文化上做概念的,就连“国学”也跟黄金期货一般震荡走高。精神上的事情倒是难免要与梦境发生关系,文学家有自己的白日梦,后生小子自有寻爱绮梦,博客们则在网上画梦,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照式演绎着惊梦寻梦圆梦的老例……
当然,一切梦境都很容易被纳入娱乐化轨道,把知识的问题都弄成电视里Discovery的套路也不是难事。难怪人说这年头教授愈来愈像商人,而商人愈来愈像教授。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说来也是万事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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