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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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国光 / 王绍曾 / 齐鲁书社 / 1579页 / 精装 / 150.0 / 2002-04-01

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上下)的内容简介

网罗近人题跋 力图订误补缺——《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评介
杨锦先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创始于杨以增(1787—1855),其子绍和(1830—1875)、孙保彝(1852—1910)均克承先志,故藏益丰。当咸丰初年,吴门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时官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因利乘便,所得独多。汪氏藏书,主要来自黄氏士礼居;士礼居所藏,多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故物;以增又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所藏,于是江南藏书精华,辇载而北,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以增遂辟“宋存书室”和“四经四史之斋”以视珍宝。其后绍和官京师,适值清宗室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绍和颇得精善之本。乐善堂藏书得自昆山徐乾学、泰兴季沧苇,徐、季二氏所藏,来自清初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因此杨氏藏书,渊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于南,十之二三得于北,两地精华萃于山左,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绍和子保彝,亦官京师,每遇善本,辄多购置,更加丰富了海源阁藏书。当时与海源阁齐名者,有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号称晚清藏书四大家。陆氏传至第二代,即举其所藏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丁氏所藏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尽归江南图书馆。海内岿然独存者,只有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故世有“南瞿北杨”之称。二家藏书渊源略同,又皆传世悠久,交相辉映,诚为藏书史上的佳话。唯瞿氏藏书保存得尽善尽美,建国后由第五代主人捐献给了国家,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而杨氏藏书在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时,以地方不靖,于1927年将部分宋元珍本�FDA8�载到天津出售,又以92种精品抵押天津盐业银行以为经商致富的资本,1929、1930年又迭遭匪劫,致使书散楼空,所幸海内有识之士纷纷抢购,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传至今。今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有不少镇库之宝即来自海源阁,说明杨氏藏书也终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归宿。
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杨氏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书目。据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家藏书目共有5种:①《楹书隅录》5卷,《楹书隅录续编》4卷(以下均简称《隅录》、《续编》),杨绍和撰,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民国元年武进董康补刻本。②《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绍和撰,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③《海源阁藏书目》1卷(以下简称《江目》),杨绍和撰,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刻《江刻书目三种》本;又有清孙传凤抄本,江标�F9A6�笔批校,今藏国家图书馆。④《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保彝撰,1931年王献唐校订,《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本。⑤《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氏海源阁抄本,原书未题撰人,书后有杨保彝题记,后人即以为杨保彝撰,经王绍曾先生考证,此书实为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今藏山东省图书馆。这5种书目,全面反映了杨氏庋藏之盛。除第一种为题跋目录外,其余四种均为简目。第五种杨氏视为普通本书目。现将五者分别整理订补,汇为一帙出版,使杨氏藏书均有目可据,是王绍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五种,仅以抄本流传,从未刊刻,亟须问世,以丰富和拓广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发凡起例,开始了艰难的整理工作。在友生的协助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终于出版了。本书是继《山东文献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后,王绍曾先生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概而言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详考海源阁书目的编纂原委,对其中三种进行补遗,清理并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海源阁四世藏书,但海源阁书目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隅录》创编于同治二、三年间,成书于同治八年,《续编》成书于同治十年,二者用题跋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杨绍和《续编·序》云:“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据王绍曾先生考察,杨氏孤本秘笈为《隅录》及《续编》所脱漏者,为数甚多。可惜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3年,就于光绪元年去世,撰写《三编》的愿望遂成为泡影。为弥补杨氏的缺憾,王绍曾先生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如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王献唐、周叔�B82A�、叶恭绰、王文进等人经眼时所作的题跋批校,凡不见于《隅录》及《续编》者,共得113种,辑成《隅录补遗》。这个《补遗》,实际上就是杨氏的《三编》,杨氏未竟的夙愿,在王先生手里得到了实现。至此,杨氏收藏的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这是一笔与藏书史和版本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的财富。
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成于《隅录》及《续编》之后,是杨绍和晚年编的善本书目的定本,共著录了397种,每一种书的著录项目,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江目》,据王先生分析,系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但这个书目,实脱胎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的初稿本,故只著录363种,书名、卷数、册数、函数及编排次序,亦不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江目》流传既广,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将二者并存,以供读者有所别择。
杨保彝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原题《宋存书室藏宋元秘本书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之旧称,加以补充而稍变其体例。因《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长期沉�E85F�,不为人知,王献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为《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此目集杨氏善本书之大成,既包括了《隅录》及《续编》著录之书,又收录了杨绍和、杨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书,共著录宋元抄校469种,使海源阁宋元秘本大体臻于完备。王先生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海源阁仍有极重要的宋元秘本为杨保彝所脱漏,遂广稽博考,又得123种,撰为《补遗》。经王先生清理,海源阁的珍本才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海源阁收藏孤本秘笈592种,其数量之多,堪称近代藏书史上的奇迹。
《海源阁书目》著录杨氏所谓的普通本,共著录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占五分之一强,余皆清本,类多精刊精印。当日杨氏视为普通本,今多可视为善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大宗藏书历经折曲,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主要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王绍曾、崔国光二位先生又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非《海源阁书目》著录之书,辑为《补遗》,又得324种。至此,杨氏所谓普通本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书目是藏书的直接反映,杨氏父子的5种书目,加上王绍曾先生的3种补遗,构成了杨氏藏书最新的书目体系。不仅体现了杨氏藏书的辉煌,更以周密的考据和精细的整理体例,把杨氏原有书目价值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一种书的存佚及授受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杨氏藏书号称数十万卷,通过王先生对书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其善本书见于《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补遗》,凡592种,15176卷;其普通本见于《海源阁书目》和《补遗》,凡3738种,164806卷。二者相加,为4330种,179982卷(内有部分书不分卷)。杨氏收藏之富,从此有了明确的数字表示。
陶南旧藏和“四经四史”的命运,曾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为了表彰众多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绩,也为了考辨弄清杨氏每一本藏书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难,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把原本简单的书目整理变成高水平的书目考证,创立了私家书目整理的新体裁。例如《楹书隅录》“宋本《周礼》十二卷”下云:“此本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散出后先归周叔弢,转归北图。”“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由济南敬古斋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转归济南张亦轩先生。”《楹书隅录续编》“校本《封氏闻见记》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献唐曾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并过录一本,过录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丛话》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B82A�、王晋卿均曾经眼,后归吴兴张氏,转归中央图书馆。”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够叙述得元元本本,如数家珍,除得力于识见广博外,还在于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帮助,并利用了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
因海源阁善本书主要归于北京图书馆,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时遇到疑难,每每请益于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冀先生不但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到善本书库核对原书。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5通(《书目》附录,漏收3通),涉及海源阁遗书80余种。信中所谈海源阁书的来龙去脉、版刻印记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等,皆为王先生所取资。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冀先生的倾力相助,便不可能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至于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更为王先生考辨图书流传提供了直接佐证。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阁藏书目》的孙传凤抄本,江标据以刊刻以后,为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所得,在海源阁书散出时,王氏就他所知见的版本特征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记录,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阁藏书目》时,将所有的记录统统加以誊录。其二是中华书局收藏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佚名批注本,也保存了较多的图书流散情况。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书隅录》批校和题记,让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阁书的版本特征和授受源流,特别是周叔弢每见到海源阁遗书,总要把书中名家题跋原稿,与《隅录》核对,发现《隅录》很多错误和脱漏,这对于今天整理《隅录》,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经王先生的爬罗清理,海源阁遗书的去向终于可得而言了。善本书592种,现存361种,去向不明者231种。316种当中,261种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中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0种归于台湾中央图书馆,6种归于大连图书馆(解放战争期间流出国外),3种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7种归于山东省博物馆,另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谢国祯各收藏1种,其余几十种仍在各私人藏书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陆续发现。
261种珍本的妥善保存,确实不易,其中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褒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们,王先生满怀激情地为他们一一列传。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存海学社的成员,以潘复为首,另有常朗斋、张廷谔、王绍贤等人,他们在杨敬夫押入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秘本到期无力赎回的时候,毅然成立存海学社,以8万元将92种全部赎回,1946年由北平图书馆收购,成为北图入藏海源阁书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则是收购海源阁遗书最热心的人,共得海源阁精品57种,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刘少山所得20种,亦属宋元旧椠中的精本,也于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傅增湘、陈清华、李盛铎、潘宗周、张乃熊、莫伯骥、邢赞亭、王献唐、叶恭绰等具为海源阁遗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蔚斋则于1944年以伪币300万元购得海源阁普通本书2243种,1945年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这都是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臣,王先生为他们一一列传,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海源阁连在一起,永垂千秋。
三、广泛收录近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有关海源阁遗书的题跋,充分反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纠正杨氏原书目的失误。《楹书隅录》及《续编》每书皆有题跋,在海源阁书目5种中最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时最下功夫的一部。《隅录》及《续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次整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海源阁遗书星散以后,国内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叶恭绰、王文进等先后获读原书,鉴赏之余,辄加题记,出现了一大批海源阁遗书的研究资料。王先生整理《楹书隅录》及《续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吸取了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杨氏原来题跋之后,完整地记录诸家的题记,多达451则。诸家题记较之杨书原跋,后出转精,著录的内容和体式更加详备,鉴别版刻更加精确,多能补《隅录》及《续编》题跋之遗、匡前人评跋之疏。
第二,利用诸家题跋,更正杨氏误定的版本。杨氏由于时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讳字和刻工鉴别版本,难以发现书贾作伪的痕迹,致有不少鉴别的失误。有把元本误定为宋本者,《大戴礼记》即是;有把宋本误定为元本者,《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误定为稿本者,何义门《字书八法》即是;等等,在《隅录》及《续编》里不下20种,王先生皆一一订正。
第三,根据诸家题记,特别是经弢翁的《楹书隅录》批校,校正文字的舛讹,增补前人的评跋。《隅录》及《续编》虽经杨保彝刻印时仔细校理,但鱼鲁亥豕,文字脱漏,触处即是。如元本《东坡乐府》黄丕烈跋“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误;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诗集》黄跋“合上中下三卷目录”下,脱“及卷中诗大段相近,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纪闻》脱黄跋12则,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详出校记,加以增补。尤其是增补黄丕烈跋,改正了黄跋的舛误,为《荛圃藏书题识》进一步拾遗纠谬,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根据弢翁的批校,对杨氏误录的藏书印记逐一予以改正和补充。藏书印是藏书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杨氏原跋非常重视藏书印记的著录,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如宋本《周礼》,杨氏著录“秘书少监”印记,“少”字应是“外”字;又著录“高□”的印记,用墨框表示下字无法辨认,经�B82A弢翁核对,应是“岱”字;宋本《说文解字》,杨氏著录“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记”,“毛叔子”应是“毛奏叔”;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杨氏脱漏“宋本”、“�DA49�印”等七方印记。有时脱漏了一方印记,就等于泯没了一道收藏环节,如宋本《孟浩然诗集》,经B82A弢翁补“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印记,才使人知道,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先归文登于氏,然后才归海源阁。
总之,王先生广征博引,把点校、纠谬和保存文献完美的结合,灵活地使用了辑录体,整理出了迄今为止《楹书隅录》及《续编》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为清代其他私家书目的整理,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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