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人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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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太宗、真宗时期在冗兵、冗吏中，已暴露出冗费和“穷尽取财之路”的弊端，但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处于发展阶段，所以田锡、王禹偁等人“別布新条”、“治之维新，救之在速”的更张呼声尚未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那么到了仁宗时期，随着祖宗法度之擎日趋明显，各种社会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更张法制、革求治的要求日趋强烈，许多人还明确提出“祖宗不足法”。李靓曾大声疾呼：“今之事可谓急矣！”“弱甚矣，忧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韩琦亦尖锐指出：理财旧制若不更改，后果难以设想，主张“凡奢靡之饰，奇巧之玩，无名之赐，无度取索，一切罢去”。包拯则云：“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求去其弊，当治其源。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者，亦不能救也。方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若不锐意而改图，但务因循，必恐贻患将来，有不可救之过矣。”并在这种思潮的驱使下，范仲淹毅然发起了庆历新政。 (查看原文)

  拉文克劳督点检 2020-12-09 18:44:41

• 当然，我们不否认庆历新政以后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文彦博在一份奏章中所说的“臣以为方今之务，正在谨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赏刑罚不失当耳”，惟其如此，便可“无为而与虞舜比隆，而下观三代之盛矣。但这绝非是主流，对“三冗”带来的各种社会与政治危机有一定认识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大夫是“常患法之不变”的，作为最高统治者，英宗亦惊呼：“积弊甚众，何以救裁？”神宗即位不久，则又斩钉截铁地宣称：“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改！正是在这种来自君臣上下、代表时代要求的通变救弊思潮的再次推动下，王安石主持发动了比庆历新政规模更大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云：“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上述表明，“余人出焉，一入焉”的原因，不在于祖宗成法该不该破，而在于怎样破、如何破中有立？司马光“以为不可行”，同样出于对新法的不同看法，而不是为了死守祖宗“格例”。也就是说，宁“法之初行，议论纷纷”，遂分党与，相争不息，是建立在庆历以来“世之名常患法之不变”的救弊思潮基础之上的，共同体现了志在当世的主体精神。 (查看原文)

  拉文克劳督点检 2020-12-09 18: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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