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校读记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04-10出版
简介

张鸿魁:贺《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出版
梅节先生长我十七岁,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今年又推出洋洋数十万字的巨著《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其勤奋为学的精神可感可佩。无论就年齿、就学养,我都不适合评述这部巨著。但是,作为这本书的最早读者之一,又觉得有向学界推荐此书的责任和义务。下述文字,不足以称之为书评,只能算做读书心得,如能起些抛砖引玉的作用,于愿足矣。
首先,我们得为梅节先生对普及《金瓶梅词话》的努力致敬。这本《校读记》原是校订《金瓶梅词话》的“副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梅先生致力于出版一种便于一般文化的读者的文本,二十年间整理出三种本子(1987年的“全校本”、1993年“重校本”和1999年的“梦梅馆定本”手抄本)。跟现有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文本不同处在于,它体现了包括校订者在内的历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反映词话本的原貌;又统一用字以适合一般文字水平的读者阅读。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校读记》,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校勘”和“导读”。对于《词话》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现象,它都给于平易的介绍和解释。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它生动地展示了晚明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资料。尤其是它那生动活泼的口语化的文字,世俗众生的言谈举止,其丰富性超越了此前任何一种文献。在现代化的声像手段产生以前,没有比这更真实鲜活可感的历史资料了。
刻板的道德评判标准,曾经限制了它的流布和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各个角度对《金瓶梅》的研究才迅猛发展,“金学”渐有成为显学之势。
在《金瓶梅》走向社会的时候,一个遮蔽了它的信息价值的问题突现出来,这就是现存最早版本《金瓶梅词话》俗字讹字太多,脱漏错简不少。因此版本校勘理所当然地成了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梅节先生二十年来心不旁骛,致力于《金瓶梅词话》的版本比对、文字校勘。除了先后出版有三种校勘本外,还发表众多研究文章,可以说是金学诸同好中关注最专、用力最勤的学者,而且由于对俗文学、民俗文化功力深厚、视野宽广,也是成绩最显著的金学功臣。
第二,梅先生目验了海内外众多的现存金瓶梅版本,认真比对版式、改补、评语、文字异同乃至插图刻工,考察了明清有关记载评述,形成自己的版本演化理念:艺人词话本《金瓶梅传》——第一代文人说散本《金瓶梅》——现存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和各类绣像二十卷刻本《金瓶梅》。
据他推测,艺人本《金瓶梅传》产生于明万历年间或略早,是加插演唱的新式评话,即主体是评话,穿插大量演唱材料。由于这本来是一个说书艺人的记录本,所以大量使用简体字,俗字,生造字甚至符号,所引诗词曲文也颇多讹误。特点是开篇沿袭《水浒》,而且缺少第53—57回。
第一代文人说散本《金瓶梅》产生于万历末年或天启初年,是文人对艺人本的改编本,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言和廿公的跋语。改编工作包括:1、删去大量演出用的曲子(去词曲化);2、把回前通俗诗改换为雅词,改正俗别字,改换方言土语(去低俗化);3、改写开篇(去水浒化);4、补足53—57回。而且这种本子已经带有批语,符合当时“小说”刊本的一般习惯。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产生不迟于崇祯二年。是以艺人本为底本,又据第一代文人本作了校对和补充。特点是:1、有欣欣子序,又照补文人本的序跋;2、正文大体照录艺人本的规模,又录入不少文人本改文(超过150条);3、不用文人本批语;4、照补文人本的53—57回全文。
二十卷本《金瓶梅》,产生于崇祯初年。是据第一代文人本,增评语,加绣图,改动文字(如:改写53、54回,改帝讳,改西门庆的生辰八字)而成。现存各种“崇祯本”都是对此种本子的翻刻,内容文字上已经很少有差异。
基于这种认识,他创立一种独特的加减校勘法:用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一些重叠冗余的句子,减去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以恢复艺人本的原貌。这是对一般对校方法的改进,施之于版本演化复杂的《金瓶梅》,是行之有效的。这种校勘内容是《校读记》重要的特色之一。
第三,本书引证广博,书后的参考书目令人瞠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星相术数、科仪宝卷、释道疏式这类文字,一向少人重视,资料也极难搜求。梅节先生广为涉猎,用于词话相关内容的校订,用力确如“猛虎搏兔”。仅就这一点说,就已超过了许多校注家。大家都称道《金瓶梅词话》是明代的百科全书,其校注当然也需要有百科知识。且不论学养的丰薄,肯下这种苦功的人就不多。
现举两条以见梅先生阅读之博,方法之新。
七十回二页9行“秦严亡度”条,“此句为谢恩之考语,当在‘年齿既残’下,误倒于此。明清官员考语,均用骈句。”后引用《文物》1986年第三期刊载太仓明墓出土文书为证。
又如十五回三页14行“遍地金掏袖儿”条,比较白维国和黄霖两家注释后,引用《考古》1987年第三期刊载明末黄元会夫妇合葬墓出土残存寿衣形制为证。
与一般文献校勘不同,《金瓶梅》中有很多的风俗习惯,很难索解于正史文字。从出土文物(尤其还是与成书时代相同的明墓文物)和民俗资料(医卜星相文字)去考察校注,确实是科学方法。这也是《校读记》的一大特色。
第四,本书吸收众多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梅先生深知《金瓶梅》的语言特色,在于方言俗语之多。他曾向老一辈语言专家吴晓铃、李荣先生请教,并与中青年语言研究者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本书中多处可见张惠英、白维国、李申包括笔者等人对词语用字的见解,而且凡有引用,均注明姓名,以示不掠美,又时有评判,不讳己见,可谓当代鲜见之学界君子矣。即如笔者,读过《校读记》稿后,提了一些意见,梅先生就择善选用二十余条,补改进新稿之中。
梅先生也偶有据今江淮方言及粤语,解释《金瓶梅》文字之处。笔者认为也有可取。现存《金瓶梅》源于艺人书场,成书后又曾长时间手抄流传,记录传抄者都存在有用自己的习惯用语去改动补充的可能。而且这样一部长篇作品,其用语似乎不太可能全是流行于某一狭小地域的土语。又,晚明俗语未必完整无缺地流传到现代某个具体方言中,比较多地传流在北方,也不排斥其中某些词语仍存留于现代吴语或其他方言,从某些方言的近似用法去考察个别金瓶梅词语,是完全可以的甚至是极有意义的。只要不以偏赅全地去证成某种“作者说”,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或参考。
略述己见如右,以期求正于博雅。
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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