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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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 / 赵冬梅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7页 / 平装 / 12.00元 / 2002-1

中国转向内在的内容简介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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