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

原文摘录   · · · · · · 

• 作为一个富有历史感并被人所公认的符号，北大类似于藤谷高史在其关于日本君主制和民族现代性的研究中所说的“助记地”（a mnemonic site）。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帮助建立集体记忆的“意义的载体”，或者是“国家当前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的见证”。不过藤谷关心的是“助记地”的整体功能，即激起人们的国家归属感和对现政权的忠诚。尽管中共也曾试图使北大充当这一角色，但从未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北大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象征，正是因为多少年来与北大有关的人和事都在不断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去：究竟公民与其国家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国家的关注，并在构建一个国家的过去的过程中变得越发重要。因此，北大不仅没有一个所谓的整体功能，还加剧了——有时是剧烈的——中国人民与统治当局的持续对立。 这并不是说北大历史地位的形成离得开国家的参与。北大证实由于作为知识分子与国家协调关系的重要舞台，才得以深度参与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北大有人曾对我讲过这么一句话：“全中国的稳定看北京，北京的稳定看北大。”这不仅仅是在自我标榜。这种北大中心论含蓄地承认了如果北大不是有国家的经费支持并位于首都的话，它是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如此看来，北京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说是共生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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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的中心环节是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他的讲话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代表着中共对北京大学的官方历史定位。 江泽民无意对北大的过去进行新的阐述。他的讲话反映了共产党一贯的历史观。其内容大意是：北大之所以如此伟大，正是因为北大人能一直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并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励下不断为国家做出贡献（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他还引用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在1925年所写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其实鲁迅后面还有一句话：北大“总是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江泽民称赞北大为中国贡献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信徒，以及北大在1949年之前的历次政治与社会运动中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 井然有序的校庆典礼似乎验证了江泽民的判断——激进主义已经过时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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