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是我。

从香港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曼彻斯特，从台北到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再从澳门到新加坡，每次落脚，总是把「城市」作为背景，以「城市人」作为题材和演出对象。因为是城市的，非常林奕华也是当代的。即便剧名带着传统与古典文学色彩，但把符号译码才是戏肉所在。《男装帝女花系列》以九七回归探讨甚么是主体客体、《悲惨世界系列》是以同性恋颠覆异性恋、《儿女英雄传》、《可怕的父母》与《甚么是青春》是话语权与青年文化、《爱的教育》是爱与被爱如何建立在看与被看之上。《爱在考试的季节》、《我 X 学校》和《27个女同学和17个男同学》横跨 2000 年香港教改前后。

非常林奕华更是「政治」的。要把小众的意识注入大众化的剧场里，它也注定是争议性的。要聪明，也要智慧。要思想，也要娱乐。《包法利夫人们─名媛的美丽与哀愁》扛着综艺反综艺；《万世歌王》与《万千师奶贺台庆》挑战卡拉 OK 与无线电视的至高权力，《大娱乐家》诘问「记忆是否都被消费文化冲去了？」，《东宫西宫系列》贯彻政治的「形式就是内容」。

非常林奕华是开创性的。第一个把张爱玲搬上香港舞台。将「四大名著」赋予现代人的问题：《水浒传》是「男人是甚么？（What is Man?）」，《西游记》是「范达西是甚么？（What is Fantasy?」。每出作品，无一不是在跟消费、欲望、寂寞等与现代人有切身关系的议题作对话：为甚么我们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