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糖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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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 / 江西教育出版社 / 524页 / 精装 / 50.00 / 1998-11

第十卷:糖史(二)的内容简介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我国著名人士季羡林先生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为什么竟然写起看似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既然是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季羡林的《糖史》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他的《糖史》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季羡林写《糖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写一部《糖史》的念头。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到了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P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羡林看。季羡林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惊喜之至。内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少如凤毛麟角,这类卷子被学者视为瑰宝,这张残卷便是有关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贵。这张敦煌残卷原写在抄录的佛经背面。因为当时纸张极为珍贵,所以就一纸两用了。这张残卷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写完,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能通读其意。季羡林决心啃一下这个核桃,可是最初也没啃动。他昼思夜想,逐渐认识到:整张卷子的关键就在“煞割令”一词上。此词若能解决,则通篇皆活,否则仍然是一座迷宫。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他忽然顿悟:“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吗?这个谜一破,他惊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读其他部分,都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写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它讲的是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接着,文章又从这张敦煌卷子提供的线索,通过大量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于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季羡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这就是季羡林研究“糖史”的发韧和滥觞。
此后,季羡林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陆续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1987年)、《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1987年)、《再谈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两年,如前文所述,季羡林天天跑图书馆,集中精力查阅中国古籍及国外有关资料,把其中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了这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糖史》。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糖史》还证明了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sarkara),传到中国,也传到埃及和西方。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 zucher, 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阅读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季羡林写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汉文书来说,一本四十万字的书,大约五百页左右,即使以读了二十万页计算,季羡林为了写《糖史》,在将近两年中,也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实际的阅读量当然只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不会更少。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 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始作俑者”,是前无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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