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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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 夏晓虹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575页 / 平装 / 27.50元 / 1998-01

北大旧事的内容简介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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