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补课·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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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 / 三联书店 / 380页 / 平装 / 18.50 / 2002-07

师承·补课·治学的内容简介

师道不可不尊
●李国涛

我忽然想起师道尊严的问题。这是由于胡乱翻书引起的。
我很爱读费孝通先生的散文。近年所出费老的散文集我购得五本。新近见到《师承补课治学》,我又买来。其中的文章,《补课札记》是以前集子里未收的。前部分的文章里,我以为为潘光旦先生译《性心理学》所写的《书后》似也应当收入。那样,此书的“师承”部分就更完整。虽然我不懂费老的社会学精义,但我喜读他这种感情深厚的篇章。我想每个读者读了这一部分,都会为费老尊师敬业的情感所动。学者都敬业,而敬业者必尊师。费老在晚年忆及当年师长,一一为文怀念。外国师长有史禄国、马林诺斯基、派克;中国的有吴文藻、潘光旦等。这些学人各有成就,名垂身后。但费老还是恐其身后不为人知,或声名不闻,因而述其成就,摹其音容,思其教诲之恩。费老散文真是深得英国散文的亲切、淡雅,闲闲叙来,意趣无穷。他总是说师恩高厚,弟子难追,承教不足,晚年有悔。说得具体而微,深得我心。我在潘译《性心理学》的《译序》后,见到编者的附言,其中说,费老的《书后》本来应作为《序》用的,费老不肯,只同意附于书后,故成《书后》。这使我记起费老曾在某文里提到,他为自己立了个规矩,就是决不能为老师的书写《序》,因为序要放在书前,学生居于老师之前,不敢。他说,学术上的辈分不能错了序。我看到这本书名《师承·补课·治学》把师承放在第一位,因有深深感受。我想到季羡林先生对陈寅恪和胡适的回忆,那样充满深情,总觉师恩高厚,弟子学浅。我想到在有关陈寅恪的回忆和传记上说的,关于他的入室弟子们的尊师之情。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要去老师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 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还是陈氏的秘书黄萱来了,才让坐。这也都可见他们尊师的情况。最后我还想起大学者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一生倨傲。《吴宓日记》出版,吴宓女儿摘出日记有关片断,请钱氏过目,并请他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吴宓的女儿,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那意思是说,希望老师不会把我这个白头学生开除出去吧。那时候,钱氏已八十三岁,卧病不起了,还是那样讲究师生关系。
我想,师道是要有些尊严的。 “文革”中破得过了。三十年代的一辈学者是讲师道尊严的。而且,写到这里我才注意到,我所说的这些学人,还都是老清华大学的。那年代里,清华出了那么多人才,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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