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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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345页 / 平装 / 31.00元 / 2004-11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内容简介

冤无头,债无主
■书评 □丁国强
在封建专制文化背景下,中国文人的命运注定是不幸的,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无论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还是天子呼来不上船、仰天大笑出门去,都难以逃脱受迫害、遭打击的厄运。祸从文起,中国封建统治者有一整套对付知识分子的办法。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深入剖析了这种病态的历史现象。
所谓的“非正常”死亡指的是打破生老病死的规律,人为地中止性命。人生识字忧患始,每一朝代的统治者后面都堆积着书生文人血迹斑斑的头颅。这一切,在统治者看来,又是极其正常的,折磨和蹂躏知识分子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心理平衡或某种安全感。两千多年,大多数中国文人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而放弃了尊严,选择了苟活,发明了万千溜须拍马的技巧,将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哀,批判性的缺失决定了文人角色的局限性,他们只能在得志与失意之间徘徊,忽而愤愤不平,忽而高呼万岁,忽而隐姓埋名,忽而上蹿下跳。他们把精神尺度与“能保其身”的生理目标放在一起,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混上个一官半职,从而获得了体制内生存的合理性。
乡村野夫如贾府里的焦大即使破口大骂、老拳相向也无妨,顶多挨一顿揍,啃一嘴屎,而文人却不能发一句牢骚、瞪一个白眼,否则就有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是表露自己的“款款之愚”“拳拳之忠”,也容易被看成是变相的造反。多一句不是,少一句也不是。聪明的文人于是学会了委蛇之术,时时处处看掌权者的眼色行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时代,苟活是文人不得已的选择,与装疯发狂、拂袖而去相比,摧眉折腰侍权贵,是一种极为压抑的生存方式,不是中国文人没有火气,而是因为心中的火焰除了把自己烧焦以外,并不能改变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苟活也是一种比较经济的生存方式,司马迁“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终于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活着,一切都有可能,断绝了生命,也就断绝了希望,断绝了文化的命脉。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苟活的文人都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之志,他们中的更多人耽迷于权力,拼命上爬,不择手段,最终在权力场上粉身碎骨。
“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不过,这世上的文人总是难以消除干净,他们无法控制表达的欲望,所以,露头的文人总是此起彼伏。沉默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文人的内心里面却充满峥嵘。唯唯诺诺的是文人,破口大骂的也是文人,大放厥词、粪土一切的祢衡虽不失书生本色,却无意中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玩政治的文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给自己打造一副精美的棺材而已。
李国文曾谈到自己当了22年“右派”,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趴在头上拉屎撒尿都强忍下来,诸如此类软弱的事实。不管怎么说,终归是活了下来,没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白搭上,才有今天的思如泉涌,墨气冲天。李国文嫌谢灵运过于张狂玩掉了脑袋,否则,还会留下更多更美的山水诗,殊不知,要求中国文人专心致志地搞“纯文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除了与统治者的残暴密不可分之外,后面都有一个让人肠断的性格悲剧。如果文人们都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忍辱负重,学会了避重就轻,侥幸熬过一个又一个残酷的文祸,恐怕也未必还能写出那等荡气回肠的文字来。贪生者当然可以笑到最后,但是,文学史上笑得最好的多是短命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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