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巴达到共和,从臣民到公民

白宇极
2019-02-19 看过

——读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有一次我问一位师长:您觉得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他笑了:这个问得好,首先得是“人”。

那什么才是人呢?

这让我想起在成都与范美忠提到读经典的问题,我说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经典,凭什么你说的才是经典?不读又怎么样呢?

他当即愤怒:这是傻X的想法,人具有独特的属性,不读经典怎能更好的知道何以为人?

这很有意思。就像人每天都要吃东西,有些人就喜欢吃薯片,但众所周知,这是有问题的。读书教育都是一样,一失根本,则魂体皆失。

如今大陆思想混杂,尤其是自媒体出现,人人都有发声渠道,导致公共领域一片喧嚣。可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比如“何以为人”上,都难以达成一致。那么这些争论有什么意义?不过是无聊的吵架罢了。

徐贲先生这些年,恰恰在这些根源性问题上,做出了许多努力。这本书亦然。他用跨越三千年的历史纵横,试图从根本上来谈论教育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为何要如此做。

首先是自由。

人生而自由,是上帝赋予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无论何时,对人的束缚越少则越进步,反之则越违反人的本性。

徐贲先生用了一章来表述斯巴达。他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像古斯巴达那样是由国家精心设计、全面控制、彻底贯彻的。”

普鲁塔克写道:“简而言之,来库古训练他的城邦公民伙伴,使他们既无欲望,也无能力为他们自己而生活,而是必须像蜜蜂那样,必须永远是整个群体的有机部分,围绕着领袖,团结在一起,忘我、热情、高尚的一心一意属于他们的国家。”

为此,斯巴达甚至进行了兽化教育,他们对孩童进行鞭打以训练他们的精神,互相拼死决斗来培养战士,是一种极端的、彻底的战争教育。与现在比起来,大陆那些动物爸妈们不也是如此吗?而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已经将这种教育称之为“狼的教育”。

因此徐贲说:“斯巴达的教育是失败的,不仅因为他无法培养经得住人的自由意志考验的美德,而且因为他培养的根本就是奴性,一种‘自由人的’奴性。自由的斯巴达人接受国家主义的教育,学会心甘情愿的或机械顺从的放弃自由人的思想和判断,成为他人的工具。“

有人说,自由也是有规则的,而不能无限自由。没有错,但这种规则的建立,也是为了自己与他人保障自由权利的最大行使能力。而在斯巴达,“无论他名义上是否为自由人,都是被捆绑在邦内的战斗中的。”

其次是美德。

徐贲先生把教育的目标追溯到远古,询问:什么样的教育能够培养出理想的民众?是柏拉图的哲人王还是罗马的共和主义?

在罗马以来的共和主义国家中,他们的国家精神中反对僭主的存在,主张各院制衡,他们要求教育中要教授最基本的国民美德,这些美德经过数千年的提炼,非常靠近现在对精神贵族的要求,就像伊拉斯谟所描述的那样:拥有“智慧、正义、远见卓识,以及对公共福祉的关怀。”

在罗马时期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最终要培养配得上自己国家荣誉的国民,要有与之相一致的原则、道德和行为。

在古典共和那里,是“让我们的学生得到这样的教育,知道他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公共的财产,他应该爱自己的家,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应该忘记和放弃家庭,它必须把国家的自由看成是自己肩负的重任。”这种美德有斯巴达的源流在其中,也有雅典的高贵品质在内,他们是自由的,但看重荣誉,注重国家利益胜于一切。

但也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共和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民众没有解决斯巴达政权所遇到的根本问题:不稳定且极易腐败。

他得出来的教训是:共和制度再细密周全,也比不上公民的素质来的重要。要维护共和体制的坚固,必须依靠具有美德公民,他们还应“有能力做出独立的政治判断、富有爱国心、遵守国法纪律、尊重其他的公民伙伴、热爱荣誉、向往高尚。”

他认为,好的游戏人比规则更重要,“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们,若是因某种基于而获得自由,是很难长久维持的。”

这就走上了柏拉图的老路。到底规则和人哪个更重要?

徐贲引用亚当斯的话说:“经验告诉我们,就遏制人的欲望、保持政府稳定、保卫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言,教育的作用并不比宗教、规贵族、民主、君主来的有效。……在欲望、利益和权利面前,宗教、迷信、誓言、教育和法律统统没用,起作用的是与之制衡的别人的欲望、利益和权力。”

因此共和也好,斯巴达也罢,“培养好公民的根本目标是让他们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中,担当起有效公民的责任,而不是让他们成为绝对意义的道德完美之人。”

换言之,不可能人人都能成为“哲学王”、“圣人”,一般的公民具备相对的美德就很不错了。“对于国家幸福来说,有好的哲学家、商人、农夫、制造工人、律师等,要比有所谓的大政治家和大将军们来的更为重要。”(约翰亚当斯)

徐贲认为,教育是一种将人社会化的机制与过程,任何教育都是一种社会化的教育,民主的公民教育也是帮助学生在民主体制中的社会化,并通过他们的参与维护、再生和优化民主制度。

社会化是学习社会习惯、规划、行为规范和传统,并加以内化的过程,由此造成一个社会人。因此,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而又什么样的教育,则又会再生什么样的社会。社会文化的再生,再生好的,也会再生不好的,单纯教育社会化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兼顾了上面两个方面,真正的教育应该培养“自由和美德”兼具的人。再此基础上,他们才能再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一点与杜威的理念极度重合,经过近百年的检验,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徐贲所认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它既是一个生活秩序,也是一个社会理想——每个人都能成为自由、平等、尊严的人。”

但在这本长达六百余页的书中,也留有遗憾。徐先生的视角并非历史视角,而是现代视角。在法国美国革命之后,人的权利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被单独思考,徐贲先生所讲的教育,实质上仍立根于现代理念之上。因此,他不得不去证明现代理念的正当合法性。

而且,徐贲先生几乎只字未提基督教对教育的影响,很显然,从其他的书中也可以看出,他虽然在一所教会学校教书,却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教育的发展却无法剥离宗教的部分,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黑洞。

换言之,徐贲先生虽然试图解释了为何教育、教育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教育的问题,但他仍然没有回答:难道教育的目标在成为公民就可以截至了吗?“真正的人”是否就是如此?

也许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需要教育发现,“真正的人”仍在路上。但很显然,正如徐贲先生在书中所讲,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先跨越斯巴达,从臣民走到公民,才能拥有自由的可以发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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