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潘一禾《文化混血儿基姆》引自《西方文学中的跨文化交流》（P125-147，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住在庙旁不需授道，自然得道。（日本谚语）

人们是相似的，人们是不同的。（西方谚语）

纵然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版本，这世上却只有一种宗教。（英）萧伯纳（戏剧家）

重要概念：多重身份、文化适应模式、文化相对主义、世界公民

文学名著：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长篇小说《基姆》

概要：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关于其他群体、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想象。在前信息时代，我们只能想象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其他文化群体的特征是什么，他们与自己的群体的区别在哪里。当想象中的既定模式被当作现实或事实时，观念中的偏见或歧视就产生了。

跨文化生存的个人经历会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既定想象和观念。但这种适应新文化的经历往往是一个变化的曲线，因为我们会生活在不同文化的“中间地带”（或生活在文化的“夹缝”中），拥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身份。经常工作或生活在不同文化中间或之间的人群，会更易成为“文化相对主义者”或“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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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西方文学中的跨文化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异域风情总是吸引人

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得一些文学家的作品充满异国情调和奇思新见，也使得这些有着跨文化身份的作家受到不同时代读者的更为极端化的挚爱和痛恨。比如英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是一个在印度出生和成长的欧洲人，他的长篇小说《基姆》[1]在1907年的获奖理由是“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小说被誉为“最成熟的印度题材作品、最伟大的小说”。美国小说之父马克·吐温曾热情洋溢地赞美吉卜林的作品说，“我了解吉卜林的书……它们对于我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

但也由于这个在殖民地长大的英国文人曾经写过一首题为《白种人的责任》的诗，强调白种人应该承担起为落后民族传播文明的责任；曾经在一些描写印度的小说和散文中，将印度视为“白人的负担” 和没有理性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除非大英帝国的权威永远昭显于印度人的眼前，否则他们如同孩子，无法理解权威何谓，也无从知晓背叛之罪。”使得很多批评家认为吉卜林是“殖民文学之父”、是英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些评论家们提醒后人：吉卜林在19世纪90年代里创作的一些小说，向欧洲人传播了以印度为背景的殖民意识和文化歧视观念，《基姆》中的主人公混血男孩基姆不过是个“土生土长的帝国主义者”，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作者心目中的更具统治优势的“新型殖民者”理解。

其实吉卜林这个作家在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就是一个典型的多重身份、起码是英印双重身份的作家。同时他一生的“海外题材”创作也体现了一类“文化适应模式”，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从充满歧见到相互理解、从彼此隔阂到渴望融合的“文化适应”过程。已有学者根据他的生活经历,将其印度题材小说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变化与心路历程，也反映了一个跨文化交流者的心理变幻曲线。

关于他为什么在早期的创作中有那么多偏见和歧视，跨文化交流学中会讨论到“想象”和“观念”的问题。如德国学者马勒茨克就指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的头脑中形成关于其他群体、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想象，想象这些陌生的群体的特征是什么，他们与自己的群体的区别在哪里。” 所谓“想象”是指“有关国家、民族与文化实况的知识，也指所掌握的关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声誉和形象的描述。当人们说到某个民族时，这些声誉和形象就会自动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但是这些想象仅仅与“客体”的少量特点与特征有关，甚至是完全的误解。“带着既定模式看世界的人大都并不清楚自己的认知方式是多么的片面和不准确”。

当想象中的既定模式被当作现实或事实时，观念中的偏见或歧视就产生了。所谓“观念”是指对人、群体、事情和客体的带有评价性的看法。而所谓“偏见”是指“关于属于另一群体的某个人的否定的、仇视的看法，仅仅是由于该人属于另一群体。人们理所当然的人为，舆论认定的某个群体的劣徵，这个人也一定拥有。”偏见是在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习得来的。学校、家庭和媒体在偏见的形成中都可能起到重要作用。

但值得重视的是：“关于想象和观念，人们认为，个人之间的交往能够决定性地改变有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和态度。这一问题对跨文化交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社会学家们在很多经验研究中探讨了这一课题。”[2]

表现在吉卜林身上的观念转变与偏见改变，虽然只是个体性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可能，但也是最理想的一种，即通过个人之间的接触，对现存的有关其他民族的既定模式想象出现了改变，现成观念得到了改善，[3]尤其是消极的认知和不信任的态度不再阻碍不同民族的人们的相互接触和理解，最终还实现了相互尊敬和欣赏。

美国学者多德曾就旅居国外的人的新文化适应问题，提出了一个基本的“U状文化适应模式”：[4]德国学者马勒茨克在《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书中也介绍了另两位学者J.T.顾拉鸿和J.E.顾拉鸿（J.T. Gullahorn & J.E.Gullahorn）的“国外旅居生活满意度曲线”：[5]虽然这些模式和曲线都只是解释短期旅居生活的，也都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但都强调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欣赏是一个起伏动荡、复杂多变的历程。同时也反映那些经常工作和生活于不同国度的人，往往会有生活在文化的“中间地带”、文化的“夹缝”之中的复杂感受。

跨文化生存与写作

吉卜林在英国中学毕业后去印度作了7 年记者兼编辑。他在这7 年中以及随后回到英国初期所写的短篇小说是他创作的第一时期, 吉卜林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帝国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经常表现为理想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改造愚昧的土人而拼命工作,以及殖民主义者和当地人之间的隔膜与对立。正像他的一句名诗所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难相汇。”吉卜林第二个时期的印度题材小说主要写于他婚后定居于美国佛蒙特州布拉特布罗镇的几年。这一时期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态度仍旧很明显,在他的笔下出现了理想的殖民者和必须遵循的“丛林法则”等。但在另一些故事中吉卜林也已表现出对东方/印度的尊重,开始刻画令人敬佩的印度人形象,并认真探讨东西方融合的可能性。《基姆》作为吉卜林的最后一部印度题材作品,可以看作是吉卜林印度题材小说的第三时期，它更全面地体现了吉卜林对东方/ 印度态度的转变和他关于东西方文化最终完成融合和共存的理念。[6]

吉卜林的观念转变主要基于他的跨文化生存和交流的亲身经历和体验。1865年，吉卜林出生在印度的孟买。他在晚年创作的回忆录中说道：“我还记得，清早我与保姆走向孟买水果市场，后来还带上坐在童车里的妹妹。回来时我们的筐里装满了买来的东西。”而傍晚在海边与保姆和妹妹散步尤其惬意，因为这里可以聆听夜风掠过棕榈和香蕉叶所发出的天籁之音，还可欣赏树蛙的动人歌声。在吉卜林接受英语启蒙教育的同时，他的保姆和挑夫还给他讲述印度故事或唱印度歌曲，教他印度语言，给予他了印度文化的启蒙。未满6岁，吉卜林与年幼的妹妹便按照当时英印社会的风俗，被送回英国老家接受教育。后来吉卜林在自传里把离开父母的六年时间称为“凄凉之屋里的恶意折磨”。[7]

1882年，l7岁的吉卜林回到印度。从事记者工作7年。繁重的编辑工作与较差的身体情况使他经受着疲劳和病痛的折磨。这时他开始尝试以文学创作来获取自己的精神乐趣。由于工作关系，他常常到印度各地去采访。丰富的风土人情成为他的灵感来源。 1889年吉卜林回国后，还常常沉浸在对印度的思念之中，印度是他除法国之外的永远的精神故乡。《基姆》的写作和主人公基姆在印度大地上的长途旅行和精神探索，是吉卜林对印度文明的某种精神回馈。或许是因为吉卜林对印度异质文化的热爱和创作中地理场景的不断变换，有人评价说：“无根性是吉卜林作品的本质特征。”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无根性”或“两栖性”，使得吉卜林能够在自己的印度题材创作中自由地表达丰富的观点。比如吉卜林对待印度的态度常常被读者认为是矛盾或双重的。一方面是印度文明的古老神秘和文化智慧使其折服，另一方面他又鄙视无力自治的“政治侏儒”印度；与此同时，吉卜林笔下的英国殖民者也常常是矛盾或双重的，一方面是一群精神卓著、训练有素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则是些手足无措、百般焦急的外派代表。

让后人更容易发生争议的则是文化混血儿基姆这个特殊的“新人”。有评论说他是一个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两个世界里游刃有余的新型统治者，“年轻却又万能的基姆以包括智者喇嘛在内的东方人绝对无法超越的智慧能量折射了大英帝国不可一世的权威。……代表着精力旺盛的帝国自信，一种统摄容纳东方印度的勃勃野心。”但作者称他是“全世界的小友”(Little friend of all the world)，和“一棵小树的嫩枝”。

吉卜林在小说中让这个爱尔兰士兵的后裔、十多岁的小基姆以一种超常的能耐，帮助一位西藏来的喇嘛最终几乎游历了整个印度，并寻找到可以治病洗罪和“从中悟出一切因果”的济世圣河――“箭河”。喇嘛最后非常感动地对基姆说：“我是靠你的力量才活下去的。我差点折断你这棵小树的嫩枝。”显然这个小孩的诨名、能耐、经历和潜力，传达了作者隐晦复杂而又充满希望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全世界的小友

让我们简要地回味一下这个被当年的伦敦出版商称为“每一页都充满了神秘和魔力”的文学故事：

在印度老拉哈尔博馆对面一座砖砌的平台上，十二岁的孤儿基姆把爬在“喷火龙”（大炮）上的本地孩子踢了下来，因为这尊青黄铜大炮是征服者的战利品，而英国人刚刚占领了旁遮普。基姆虽说皮肤晒得黝黑像个印度人，但他是英国人。这个“洋大人的儿子”很喜欢说本地土话，和街市的野孩子们平等相处，大家都叫他“全世界的小友”。虽然他是白人，但也是最穷最穷的洋人。他３岁时父母就去世了，由开旧家具店的姨妈抚养，这个欧亚混种的姨妈可是个鸦片鬼。

老基姆是爱尔兰人，曾是掌旗军士。他临终前曾说，将来有一天，会有一头绿地上的红公牛与骑着骏马的上校来照顾基姆的。他只给小基姆留下三份文件：退伍证书、共济会会员证与小基姆的出生证明。基姆早知道自己是白人，但因生活所迫，他常常在夜晚替油头粉面的时髦年轻人在拥挤的屋顶上办事，这些当然不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他过的生活野得像天方夜潭里说的那样，可是传教士和慈善团体的老爷们却看不出这种生活的美妙。

　　一天，基姆在被当在人称为“妙屋”的博物馆前遇到了一位从西藏来的老喇嘛。喇嘛跟着基姆进“妙屋”瞻仰神像。“世尊！世尊！是释迦牟尼亲身”，喇嘛呜咽起来并且开始低诵佛教法言。一个白胡子英国老头一直注视着喇嘛，他是这里的馆长，他盛情邀请并陪同喇嘛参观了全部藏品。馆长想让学问高深的喇嘛留下来，但喇嘛拒绝了。他说：“我决定到佛祖足迹所及的圣地去。世尊慈悲为怀，并积功德，他射出的箭的坠落处，出现了一条溪流，后来成为河，具有灵异，人在河中浴身，可洗去罪孽。我只身来此４０年，就是为了寻找这条河。”基姆听到他们谈话，深为感动，他从未见过像喇嘛这样的人。他乐意跟着喇嘛去行乞，去找到那条能够洗去罪孽、救济世事的圣河。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目标：寻找属于他的“绿地红公牛”。

　　基姆打算乘火车到贝纳尔斯去找那条河，他找到老相识、伊斯兰教徒马哈布，想向他借１个卢比。但这位马贩子很大方地给了他３个卢比，条件是把一份有关白雄马的血统证明交给乌姆巴拉的一个英国军官。基姆根本不相信马哈布让他送的是什么血统证明，不过，他已为马哈布干了好几次这类事了。这天，基姆和喇嘛住在马哈布的店里。深夜，基姆忽然发现有人用刀子搜索隔壁马哈布的房间，似乎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基姆赶紧叫醒喇嘛连夜赶往火车站。

　　喇嘛从未见过火车，面对纵横交错的铁轨钢架，他吓得胆战心惊，以为这是魔鬼造出来的东西。到了乌姆巴拉，基姆很快找到了那位英国军官。他想知道所谓“血统证明”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他在门外偷听到军官同另外几个人正研究基姆送来的密件的谈话。基姆这才知道，他送来的是军事情报。这里的将军将出动大炮与8000人的部队，去攻打北方的五个土王。

　　基姆跟着喇嘛到处云游，连每一条小溪都要进行仔细考查。一路上，凭着基姆的机灵，他们总能吃上好饭菜。印度人对法师、喇嘛怀着特有的尊敬，基姆很会利用这种优势为他们师徒俩求布施。他知道什么人盼望母牛下犊，什么人祈求女人生孩子，他极力使那些求符贴的人明白：今天付出的代价一定会得到百倍的回报。基姆还将偷听来的军事秘密泄露给一位退役老军人，老军人惊诧不已，但刚从军队里回来的他的儿子却因基姆拿不出真凭实据而讥讽基姆带来的是市井流言。

　　一天，他们走进一片芒果林，一群英国士兵正在操练。基姆指着10尺外，被晚风吹得啪啪有声的那面绣着徽章的旗帜叫道：“在他们之后有一只公牛――绿地上的红公牛，你瞧，就是它！”原来基姆闯入了他父亲生前所在的以一只金红色公牛作为战神的“小牛团队”。那只金红色公牛是仿照从中国的圆明园偷来的原件制成的。基姆为了看个清楚，他腹部贴地，一只手按住他脖子上挂的装着三个文件的“护身符”囊，朝帐逢口匍匐过去。他看到帐篷里的人们正举杯，朝餐桌上摆的金红色的公牛乱喊。当基姆正抬头瞪着眼睛望那只公牛时，走出帐篷的牧师一只脚正好踩在他右肩胛骨上，牧师失去重心，跌倒在地上，但他很快就敏捷地提住基姆的脖子，几乎把他扼死。基姆拼命踢牧师的肚子，牧师疼得直喘气，但他始终不松手，把基姆拖回到自己的帐篷。“哈，原来是个孩子！”他把他的俘虏拉到灯光下，使劲摇晃基姆的身子，吼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个小偷、小贼，你听懂得我的话吗？”基姆瞅了个机会，朝帐篷口窜去，可被牧师揪住脖子，弄断了系绳，基姆的那“护身符”囊落到了牧师手里。牧师把基姆的“护身符”交给维克多神父。神父从老基姆的退伍证书中得知，基姆是他曾主持过婚礼的军士基姆·波尔与安妮的孩子。他不由得惊叹：“地下的撒旦真厉害。”

　　维克托神父决定把“英国孩子”基姆送到学校去读书，使他成为一个体面的白人。基姆就这样同喇嘛分手了。喇嘛详细地询问了最好的学校需要多少费用，是不是钱越多学到的学问就越好等等情况。他继续他的寻找，在离开时，喇嘛还要下了神父的地址。在军营里，基姆把偷听来的军事秘密讲给士兵们听，士兵们都认为他在胡编瞎话。但没几天，部队就接到了打仗的命令，军情与基姆说的不差分毫，基姆一下子被当作神童受到大家尊敬。

　　维克托神父请来教师为基姆上课。基姆怕被管束，溜到邮局写信向马哈布求援。喇嘛给神父来信，说随信寄来300卢比的银行支票，他要资助基姆去勒克瑙的学校受到最好的教育。神父惊叹这位乞丐般的老头竟有如此财力，觉得东方人的心理真是不可捉摸。马哈布来探望基姆，他把一个叫克莱顿的英国上校介绍给基姆。克莱顿于是受神父之托，把基姆送到勒克瑙去上学。在火车上，克莱顿同基姆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他要基姆好好读书，毕业后去他的“印度人种调查所”做事。在勒克瑙的圣威查尔学校门口，基姆见到了等候多时的肃仁寺德秀喇嘛――他的师傅。他拉着喇嘛的法袍哭了，要师傅把他带走。喇嘛用颤抖的声音说，他希望基姆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基姆在学校一呆就是三年。每逢假期，他就出去逛逛，过以往那种游荡的生活。喇嘛总是按时寄钱来供他读书。马哈尔也常把他带到珠宝店的罗干大人那里去度假。一次他偶然听到有两个人要谋杀马哈布，他立即向马哈布报信，马哈布机智地叫警察把那两个谋杀者收拾了，这样，马哈布与基姆的关系更亲近了。基姆毕业后，马哈布把他带到了一个女巫那里，让她用法术保护他不受伤害。女巫给了他一个特制的护身符，里面装着罗干大人珠宝店里才有的小松石，其实这是“调查所”特工人员的标志，马哈布告诉基姆各种联络暗号。基姆很兴奋，他渴望自己跟马哈布一样，有一个字母和号码的尊称，有人悬赏他。作为特工，他要搜寻整个印度，跟踪国王与首相！

　　一个偶然的机会，基姆遇到了喇嘛。喇嘛说他需要基姆，并说如果没有基姆，他永远找不到他渴望找到的那条河。基姆于是继续同他漫游。有一次，基姆终于问起他是从哪儿来的？喇嘛平静地说：“照人们看来，西藏有很多财富。我在我自己的地方广受尊重，啊，寺里的黑高座，所有的沙弥排列整齐！”他一面用手指在尘土里画，一面讲起自己曾主持的大寺里的各种盛大仪式。他越来越想念他自己的寺庙。他向基姆断断续续地讲起他在印度从南到北到处漫游的经历。现在基姆已经非常敬爱他的师傅了，他们过得十分快活。喇嘛建议到北方雪山去搜寻，于是他们坐上了北去的火车。

　　火车刚开动，一个自称翻车受了伤的人踉踉呛呛地闯进车厢，基姆在为他包扎伤口时发现了他熟悉的护身符，就巧妙地同那人对上了暗号。原来那人代号“E23”，是克莱顿派出去取密件的；但他四处遭人暗算，现在还没摆脱险境，基姆机智地将他化装成一个全身赤裸，脸上涂着朱纹的托钵僧。火车一到站，冲上来一群士兵，“E23”同一个军官发生冲突，骂着古里古怪的话，基姆听着听着，大吃一惊。他听懂了，原来“E23”已同军官对上了暗号。

　　在哈萨伦坡，基姆遇到了“人种调查所”的贺瑞，他的代号是“R17”，在这里以“行医”为掩护。他对基姆在火车上的表现大加称赞。“R17”告诉基姆，北方山地出现了两个以猎羊为名的外国人（其实就是英国人最不希望他们进入印度的俄国人和法国人），政府怀疑他们与北方的土王勾结，“R17”要基姆同他一起前往监视，基姆没费多大劲就让喇嘛同意了他们的行进路线。由于回到雪山，喇嘛的精神状态好极了。在雪山下，山民们视喇嘛为圣人，纷纷跑来膜拜。贺瑞则忙碌地为山民们治大脖子病。在齐格瑙村，他终于发现了那两个外国人的踪影，立即踏着没膝的雪赶去。

　　 两个外国人押送着装满地图与文件的背篮队伍在雷雨中行走，浑身都湿透了。这时一个响雷把树劈成两半，土王派来侍候他们的20个挑夫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纷纷逃走。这时，贺瑞出现了。他装扮成土王的代理人出面调停，把那些逃走的挑人们劝了回来。一路上，贺瑞把注意力放在一个蓝色背篮上，他已经发现那里装着土王与外国人勾结的全部证据。贺瑞把外国人引到喇嘛跟前，喇嘛正拿着一张自制的轮回图向基姆讲解，外国人想买下轮回图，喇嘛不肯，争执中，图被撕破了。信奉神明的山民们惊恐万状。受到侮辱的喇嘛拿起铁笔盒反击，但被外国人一拳打中脸部，基姆掏枪欲射击，被喇嘛阻止住，他同外国人扭成一团滚下山坡。愤怒的挑夫们用石头打起了两个外国人，救出了昏迷的喇嘛。贺瑞悄悄地告诉基姆，装密件的背篮在一个逃走的挑夫身上。这样，两个外国人八个月的苦心经营的结果落到基姆手中。现在基姆想的是如何把密件送到同伙那里。喇嘛吃了苦头后，感慨万端。他说：“我入了歧途，跟着受到惩罚。那一拳对我是个启示，告诉我，雪山不是我的地方。”基姆凝视着那张残破的轮回图，它是从左到右斜角撕破的――从欲生子的第11舍穿越人兽世界到第５舍――感官的宫舍。“我佛世尊悟道以前――”喇嘛恭敬地把图折好：“他受到了诱惑，我也受到了诱惑，可是这些都过去了。箭是落在平原地带――不是在山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基姆觉得对不起师傅，肉体与精神的重负使他感到自己快要垮掉了。他瞒着师傅捎信给一位在大道上结识的贵妇人，让她派人用轿子把他们抬到平原地带的她的家中。基姆昏睡了几天几夜，醒来时发现贺瑞已赶到这里，他说应向上司报功，但基姆对此无动于衷。他急于想知道老喇嘛怎样了。一会儿，喇嘛来了，他伸出一只又黄又长的手让他保持安静，基姆乖乖地盘起腿。“听我说！我带来消息了，搜寻结束了。我们出了山区后，我把你交给了那位有德行的妇人。我不吃东西，不喝水，沉思了两天两夜，使我的心灵脱离躯体，并且按规定的呼吸。我的灵魂自由了，我见到整个印度，从海中的锡兰直到雪山，连我们歇脚过的最小村落也见到了。我是同时在一处看见它们的，因为它们都在灵魂之内。我已和万物合化为一，超越了时间、空间和事物的幻觉。我的灵魂就是这样冲出大灵魂，后来有个声音喊道：‘这就是那条河’，我俯瞰整个世界，就像以前那样，同时在一处看到－－我清清楚楚看到箭河在我脚下，在这里的芒果林后面――甚至连这里都是！”老喇嘛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感受，他说他和基姆都得到了罪孽的清洗和灵魂的解脱。他在膝上交叉着双手，面含微笑，一副为自己也为所爱的人求得了心灵超脱的神情。

跨文化“流浪”与“大游戏”

吉卜林本人在自传中说自己最重要的这部获奖小说只不过是一部“流浪汉式的小说”。小基姆与喇嘛一起为寻求“箭河”而游历差不多整个印度的经历是这部小说故事的明线，贯穿始终，以基姆初遇喇嘛开始到喇嘛找到圣河功德圆满结束。一老一少，老的单纯无知，木讷虔诚；小的却是“全世界的小友”，聪明机智，无所不能。两个充满文化差异的个体却因为爱的单纯和信的虔诚，结伴踏上了朝圣之旅。喇嘛在身体上依靠基姆，基姆在精神上需要喇嘛。充满神秘色彩和各地奇异风俗的印度，则为他们及读者们不断提供着神秘的旅途见闻和奇丽的自然风光。

在“流浪”的主线中，作者重点描写了小主人公的成长――这个爱尔兰孤儿如何作为印度拉合尔当地人长大的过程。小说强调基姆自从遇到喇嘛、决定与他一起四处云游、寻找生活真谛之后，在漫漫旅途中，他的想象力和理性领悟力就被激发出来了，人也逐渐成熟。喇嘛和基姆两人在这个过程中都遭遇了自己的精神“迷失”和肉身创痛，尤其是小基姆在被强性拉入英国间谍的活动之中后，身心受到极大损伤，全靠喇嘛至诚至爱的照顾和关怀，他才很快地恢复了活力。而喇嘛也因为有了小基姆的帮助和能耐，而最终获得最高的心灵顿悟。

但这部小说的另一条暗线则是基姆参与其中的“大游戏”(Big Game)，即英国情报部门为了更好地控制印度、防止法国以及沙俄对印度的渗透而采取了许多间谍措施。基姆的白人身份被发现后，就被强制接受教育训练成印度民政服务处的一名间谍，为英国统治者攫取情报。“流浪”的明线和“间谍”的暗线，使这部小说的情节错落有致，神奇多姿。小说的文笔清新自然，简洁明快，生动展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曾使当时的英国读者耳目一新。

已有评论指出：《基姆》虽然具有流浪汉小说的一切特点：小主人公富有冒险精神，整个故事充满游历、猎奇和神秘，但其中却不乏社会现实因素，具有“编年史般的真实性。”如可以从“大游戏”看兵变后的英控印政策。[8]小说中的“大游戏”并非吉卜林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增添的杜撰，它实际上代表着当时英国控制印度的一个最根本政策。吉卜林是在1857年“印度兵变”将近十年后出生的，这次印度兵变普遍被认为是英控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起义，被血腥镇压之后，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英印关系出现了比以前更大的裂痕，这次兵变更使英国人骨子里意识到他们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交叉点消失了。吉卜林在印度生活时，社会现实的确如此，印度人民的反抗从未间断过。1848年至1878年间发生28次边界叛乱，1889年至1898年间又发生了6 次。由于广大边陲的潜在性叛乱危险极大地威胁着帝国的统治和英国人的安全。在印度的英国人的保护意识加强了，他们采取了一种更为隐秘的巩固帝国的方式，即开始训练一批间谍散布在民间去掌握当地人的风吹草动。

《基姆》中英国人利用穆斯林马哈尔做殖民密探，影射了当年大英帝国利用宗教矛盾分裂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之史实。吉卜林提醒我们注意印度北方和西北边境地带存在着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复杂问题。今日这一地区的矛盾冲突早已在吉卜林笔下得到预演：“大游戏”本身就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力量抗衡和军事行动中得到了印证。该书第十三章中法国人和俄国人出现在印度，也是当年殖民列强争相奴役亚洲、争夺殖民果实的缩影。而小说中法国和俄国人对挑夫的殴打侮辱，则反映出印度人民所受的几重苦难。

也有学者指出：在吉卜林回印生活后的一年里，印度人展开了争取司法平等权的斗争，他们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但在吉卜林的小说中，对于这一切事件的反应比较特殊。批评他的人说：他的作品没有象新闻记者那样立即对殖民地印度的民族斗争进行报道和分析。例如，小说《基姆》中弥漫的是对印度的思念愁绪，其间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冲突已经弥合，种姓林立、信仰风俗各异的印度没有内部冲突，……即使俄国人的威胁也只是小菜一碟。因此也有评论认为：在《基姆》中，吉卜林有意隐蔽了大英帝国秩序的挑战者。为了涂抹一幅与大英帝国统治相和谐的虚幻图景，吉卜林将印度民族主义者完全排除在叙事场景之外。《基姆》中唯一一位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印度人穆克吉没有透露出一点民族主义情结。小说中基姆等人所玩的殖民色彩浓厚的“大游戏”也不是用来对付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基姆的所有敌人来自于英属印度边界以外。边界以内，一派歌舞升平。” 吉卜林作品中的殖民地印度在此浮现出一派虚假的图景。吉卜林笔下的印度仿佛是一个男孩眼中的印度，里面充满孩童的兴味和喧闹冒失。这里没有印度人为民族国家奋斗的政治沸腾、诉求自治的战斗檄文。[9]

但赞叹他的人则不愿意将此小说作为历史的附本，而更愿意探讨书中对“箭河”的寻求有什么浓厚的象征意味。他们认为小说“本质上是本快乐的书”，它再现了一个男孩眼中的印度，里面充满孩童的兴味和喧闹冒失，充满了温情、爱和清新的气息。吉卜林的传记作者卡林顿也认为《基姆》是一部温情的告别之作, 充满了吉卜林儿时怀有的对印度的热爱。[10]

基姆是吉卜林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当然你可以理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殖民主义管理人物”，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吉卜林赞赏的未来“新人”形象。他在印度自由地穿行,受到所有人的喜爱,之所以得到了“全世界的小友”绰号,就是因为他对印度大道上的每个人、对西藏来的“陌生人”――喇嘛、对热热闹闹、坎坎坷坷的生活、对无比广阔、人群混杂的全世界都持有一种接纳和拥抱态度。

已有评论认为：实际上可以说基姆这个形象就代表了一种民族的融合:他是爱尔兰人,但却在印度由一个欧亚混血妇女养大,后来又参加“大游戏”为英国人服务。在小说中基姆具有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双重品格。一方面,吉卜林不断提醒我们基姆实际上是个英国人——而正是这一点暴露了吉卜林的殖民主义局限性。基姆自己也明白自己是英国人这个事实。在小说开篇与其他孩子争夺“喷火龙”（大炮）这个象征性场景中，基姆就表现出英国人的权威:他将土著儿童踢下炮身，宣称“所有的伊斯兰人早就跌下了“喷火龙”（大炮）――印度人也跌下去了”。当他带着喇嘛找到马哈布·阿里并受到后者训斥时他说:“嗨，马哈布·阿里，但我是印度人吗?”显然,基姆明白自己作为“优等民族”一分子所享有的特权。而吉卜林也赋予他诚实、爱冒险探索等所谓的“西方人优秀品质”，使得基姆作为统治阶层精英分子的身份确定无疑。但是另一方面,他完全像一个土著:他“晒得黑黑的,就像当地人一样”“很愿意说当地的土话”,而且“和市场上的其他小孩子完全平等地交朋友”。他喜欢穿印度衣服,吃印度食物,迷恋印度的一切。基姆对两种文化的拥抱使他经常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小说中基姆多次自问:“谁是基姆？基姆？基姆?” 他初到圣查威尔学校时并不习惯那里的西式饭菜和衣服,而是渴望自己往常所过的自由自在的印度式生活。但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是个“洋大人”。在罗干大人处受训时,他不断提醒自己:“我是个洋大人,还是个洋大人的儿子。”但这思索却是用印地语完成的！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基姆身上的东方和西方品格并不相互矛盾,而是很好地交融在一起。他自由地穿行于印度大地,因为他熟悉而且喜爱这块土地,就像一个孩子对于他的母亲那样。而他对知识的渴望又使他在自己并不喜爱的圣查威尔学校里安之若素。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平时他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到了假期他则走上大路,过起印度人那种自在的生活。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基姆的衣着。自到圣查威尔学校后,他平时穿着洋大人的制服衬衫,而自己又在别处藏有一件印度人的外套,可以随时取用。基姆这种自由出入于两种文化之间、而又具有为双方所喜爱的能力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吉卜林自己的梦想,表达了他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渴望。[11]

正像德国学者马勒茨克在《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书中所说：“个人之间的交往能够决定性地改变有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和态度。这一问题对跨文化交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个人来说，拒绝和否定整个群体比拒绝和否定具体的个人要容易得多。”[12]虽然从年仅十二岁的小基姆的口中，读者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定型观念和集体的偏见，也不难看到作者本人的殖民主义观点，但由于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在个体的生活实践中，都以强烈的交流欲望和对未知世界的强烈憧憬，实现了对“本文化群体中心主义”思想模式的超越，看清楚了不同文化体系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互通性，所以他们最终的追求都是打破人为界限和文化隔阂，实现文化的汇通和大融合。

理解、接受和尊重差异

在吉卜林生活和创作的19 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列强恶性竞争全球市场，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成了这些国家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具有英国身份和文化背景的吉卜林自然也不例外。许多评论都从“大游戏”情节剖析《基姆》中的殖民主义观点。比如“大游戏”本是英国为更好地控制印度、防止沙俄渗透所采取的间谍措施,在书中却成了维护印度安宁的英雄行为,其成员都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奉献精神。而对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描写更能体现这一点。英国人的效率、活力和技术与印度人的落后和混乱恰成对比。火车是英国人这种特征的极好体现,它使落后的印度人对英国人充满了敬畏,连超群脱俗的喇嘛在它面前也踌躇不安。英国人的高效更体现在小牛团队的士兵身上,他们是秩序和纪律的化身,使基姆感叹不已:“他以前从未见过一个久经考验的团队在30 分钟内扎好营。”而一夜狂欢之后,他们仍然能“精神饱满、行列整齐地出现在车站站台上”。与英国人的高效、技术、勃勃生机相比，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印度人显得散漫、低效、滞重。小说对他们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的类型化描写。比如他们对待时间的方式被认为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一天24 小时每个小时对东方人都是一样的”，“很快地———以东方人计算时间的标准”这样的句子在书中俯拾即是。有了这样的时间观念,自然也很难有工作和生产的效率。书中的印度社会散漫而低效,大干道上混乱的交通即是一例。吉卜林在书中称印度为“没有形状的、灰蒙蒙的一大团”,不仅指印度的广大,也指印度的混乱。此外,书中的印度人也普遍粗俗、狡诈、爱撒谎，而且高度迷信，是典型的殖民文学中的土著形象。这些都与吉卜林早、中期印度题材小说中的印度人形象一脉相承。[13]

不过《基姆》中尽管有明显的殖民主义态度印记，整体基调却是和谐、温暖的。尤其是小说有意让一切都通过一个十来岁孩子的眼睛来看，就有了一种个体观察对集体意识的“过滤”效果。比如小说开头写古老印度的拉合尔博物馆正处在象征英国权威的大炮的虎视眈眈之下，但小基姆眼中的大炮就是一条“喷火龙”，博物馆也就是一间“妙屋”, 虽然成年读者可能像上述分析家所看到的那样，觉得作者有意对比英印民族的不同素质，但在小基姆的眼中和心情中，印度的一切都生气勃勃、大干道上总是涌动着生命和热情，既没有吉卜林早期小说中常有的暴力、仇恨的场景，也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邪恶人物和危险人物，读者通过小基姆的眼睛看去，看不到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19 世纪末困绕印度的贫穷、不公、种姓和种族矛盾，看到的印度是一块“大而美的土地”，是一个“世界上唯一民主的国度”。

基姆在大干道上的第一站醒来时就发现“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扣皮带声、赶牛声、车轮的吱呀声与点火、做饭的声音混在一起。而且对于会欣赏的眼睛,每一步都有新的景致”。

评论家们也强调：吉卜林对英印关系的新思考与当时的时局变化有部分关系。当时大英帝国虽正处于颠峰时期,却也衰象已现。德、俄等国也已崛起,开始对“日不落帝国”的各殖民地虎视眈眈。吉卜林为此忧心如焚，发表《退场赞美诗》表达对帝国前途的忧虑，同时警告英国人不要骄狂。为了防备吉卜林感觉到的“俄国威胁”，他明言大英帝国必须与她的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抵抗各种威胁，建立和维护共同的安全。所以《基姆》中出现了英印一体、共抗沙俄的团结精神，力图营造出一种英国人和印度人和谐相处的景象。

但另一方面,吉卜林之所以能想到英印一体和共同安全，也是因为他从自己的跨文化生存的经历中积累了一种对印度的特殊情感。《基姆》是吉卜林离开印度之后10 年所作，他心中的印度还是他儿时度过快乐时光的印度，同时这种怀旧的温情也有意地与一种童稚式的期待相结合，展示了此时的吉卜林对东西方关系的新认识。1895 年10 月他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出生在白人所谓的“异教徒”中间并在很大程度上在他们中间长大,对于我是一种福气。尽管我同意每个白人都有一种崇高的职责,要遵从自己宗教和良心的教导,万事循法则而行。但那些白人———他们的政府装备着最先进的杀人武器———凭着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关于救赎的教条和一套别人不懂的道德规则来吓唬、打击异族同类,破坏他们珍视的习俗,侮辱他们的神灵,这是一种残忍。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吉卜林身上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他对东方/ 印度的热爱和对帝国主义者的厌恶。《基姆》可以说就是这种东西方融合的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这里有功利性的、维持大英帝国的需要,但更反映了吉卜林对印度的眷恋以及他对东方民族价值的新思考。从吉卜林对大干道、壮丽的喜玛拉雅雪山和富有魅力的印度生活方式的温情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印度的眷恋。吉卜林还带着欣赏和热爱的态度描写了不少印度人。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精明、实用,而是更具宗教宽容和自由精神。他们诚恳、好客。基姆和喇嘛在火车上碰到的农妇,以及印度老军人、老夫人都对他们热情有加。尤其是那个老夫人,虽然有点琐碎,却真心真意地照顾喇嘛和基姆,甚至在和他们分手时流下了泪水。无怪乎基姆“极愿意走出来，嚼着蒌叶，看这温和的大世界里的新的人物”,并且宣称“这是个好地方，这南方。”[14]

小说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无疑是那个西藏喇嘛,在英国人的实用与东方人的精神性二元对立中他可以看作东方人的一个典型，同时又具有吉卜林笔下英国人的所有优秀品质。他单纯得如同孩童，连熟谙所有当地人狡猾、爱撒谎恶习的基姆对他的诚实也惊叹不已。他那不顾年高体迈,决心走遍印度大地寻找箭河以求证真理的精神尤其令人感佩。他的庄重和渊博赢得了拉合尔博物馆的英国馆长的尊敬和友谊。甚至连粗俗的马哈布·阿里也在他的纯朴和宽容精神感召下改变了洗劫印度老夫人的初衷。此外，念咒驯服发怒的眼镜蛇以及不让自己的信徒惩罚抢劫并打伤他的俄国间谍等情节也表现了他的超群脱俗的宗教修养和高深的学养。另一方面,吉卜林也描绘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一个慈爱的普通老人。他喜欢孩子，为他们唱歌，又让他们随意抚弄自己的念珠。他在不经意中也时常流露出思乡之情:“啊,那雪山,还有那山上的雪!”纯朴的感喟令人动容。对于基姆他怀着一种父亲般的爱。他教他大法，晚上睡觉时“将一大半被子盖在基姆身上”。基姆的教育本与他无关，但当他看到那两个英国神父为基姆的学费斤斤计较时，就慷慨地为基姆付了学费。他还鼓励基姆努力学习以“积累功德”，尽管这意味着此后他要独自上路，自己照顾自己。而书末的情景更是体现出喇嘛的慈悲胸怀。当他已证大道、融入宇宙的“大灵魂”时，却对在尘世的基姆充满了慈悲之情。于是他忍受着大痛苦回来拯救基姆。全书是以喇嘛形像庄严如佛祖的形象而结束的:“他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微笑着，正如一个人拯救了自己和自己的至爱后会有的神情。”由于这些描写,喇嘛被认为是“吉卜林所描绘的第一个睿智、庄严、渊博的非欧洲人形象”。

社会精英与跨文化身份

再一个问题就是，长篇小说《基姆》中的主人公形象和作者吉卜林本人都具有一种复杂的人格构成，就像基姆曾经自问“我是谁？穆斯林，印度教徒，耆那教徒还是佛教徒?”吉卜林和基姆虽然都有自身有意或无意的白人优越感和帝国文化价值观，但同时他们的身份又是多重、含混、游移不定的。

由于基姆是作者刻意塑造的理想的未来管理者形象，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精英，一个比一般普通人更早更多地开了眼界、接触了不同文化精髓的人。这类人在跨文化交流学中被称为“边缘人”或“旅居人”，即介于两种文化间的人。

德国学者马勒茨克在《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书中说：社会研究者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更易成为中间人和“边缘人”。这些精英们常常处于一种困难的矛盾的境地。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方面感到自己是属于本国的人民和文化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与民众疏远的。他们大都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因此他们的观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西式的’；而同时他们又受着自身文化的习俗和规范的根深蒂固的影响。[15]

应该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精英”的跨文化“边缘人”，由于处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和教育体系之间，由于他们往往对两个互不密切相关的参照群体都曾产生认同，可能希望同时承担好两种不同的角色，但其结果却往往是多种可能的：

1，“亲西方派”――他们比西方人更坚持西方的思维方式。

2，“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他们比普通非西方人更强烈地反西方、更顽固地坚持本土主义。

3，“世界主义者”――他们希望打破所有的人为界限：国界、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等等。

4，“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宣称所有的文化只有差别,没有高下。

5， 动摇不定的人――他们常常显得不自信和感到害怕。

……

但基姆这个文学形象和他的创造者吉卜林恐怕不是这上述四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相比之下，基姆也许更接近世界主义者，但他有自己明确的国家－民族认同，即印度－英国双重认同，与此同时，他又能与全世界为友，与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耆那教和各种各样的人群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自然地和谐相处，正因此这样，读者也可从他的身上看到许多优秀的跨文化交流素质和能力，如：在交流中努力保持正面的态度，抱有好奇心和自信心，通晓不同的语言、民俗和集体偏好，承认并理解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努力使自己的行为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之中等。

相比之下，民族主义者和世界公民是两种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德国学者马勒茨克的下述分析会对我们有所启示：

“民族主义是现代人文中心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与人文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只有差异，没有优劣和高下。这种思想当然是理性的，……但对一般民众来说，也许文化相对主义的要求过高了此；因为如果持有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并实践它的话，人们就必须抛弃本身所固有的人文中心主义行为方式，并且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文化相对主义的另一个作用是，它使普通人失去了重要的依附，即失去了那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念。……从文化相对主义中产生出了一种理想的思想，阿德勒在他的“多文化的人”的构想中表达了这一思想。这种“多文化的人”并不否认伦理和文化间的区别，但不认为自己固属于某种伦理和文化，而是将这些有区别的伦理和文化看做是人成为“世界公民”的前期阶段。这一构想很明显地具有开明的理想主义思想。“世界公民”的模式是诱人的,但同时也是不现实的；因此这里的人们同样要问，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将付出何种代价。“多文化人既不是完全属于、又不是完全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他们更多地是生活在边缘。” [16]

小结

跨文化交流学提醒我们：进行不同文化间的直接交流，如旅游、访学、对话和面对面商议等，并不一定就能改善敌对的群体间的关系，与异文化接触常常会加强自我文化意识。

敌对群体间的交流“只有在接触是利多于弊的情况下，只有接触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和目的时，接触才会产生改变以往观念的结果。”另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并非总是意味着原谅。……即使对一些异文化的东西理解了，也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价值标准。对成功的文化交流而言，“顽强的个性”也很重要。这种顽强表现在对自我的积极评价、积极的自我价值感以及不带有傲慢和自负的、自信从容的仪态举止。[17]

所以美国学者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在《跨文化传播》一书说：跨文化交流应遵守下列道德准则：

1、 留心反应。

2、 尊重个人价值。

3、 寻找相似性。

4、 认识差别的合理性。

5、对个人行为负责。[18]

[1] （英）吉卜林《基姆》，黄若容、周恒译，加洛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所引用的该书片断不一定完全依照这个译本，特此说明。

[2]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09－121。

[3] 其他三种可能是则是：交流对已有现成观念不产生任何影响、证实和加深了已有现成观念、使对其他民族的评价更为消极。所以说，我们不能对个体间的跨文化交流有先验的期待。参见（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22。

[4] 刘双、于文秀《跨文化传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89。

[5]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8。

[6]陈兵《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外国文学2005 年第2 期。

[7]尹锡南“殖民-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 南亚研究季刊 ·2005年第4期。

[8]郭晓静：《基姆》中的社会现实因素解读,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9]尹锡南《殖民-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 南亚研究季刊 2005年第4期。

[10] 转引自陈兵《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外国文学2005 年第2 期。

[11] 陈兵：《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外国文学2005 年第2 期。

[12]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09－121。

[13] 陈兵《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外国文学》2005 年第2 期。

[14]陈兵《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外国文学2005 年第2 期。

[15]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04。

[16]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17，21。

[17]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77，123，136。

[18] （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65。

摘自《西方文学中的跨文化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