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病人和罪人的鲁迅

YAKA
2019-02-11 看过

鲁迅是一个不宽恕的人。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井上厦在剧本里把他放在了一个需要别人去宽恕的位置。但我并不认为这改写是一种让鲁迅服从于人道主义的手法。我也不认为这种改写是日本作者对鲁迅一厢情愿的人道主义式解读。中国人的确与日本人不同,尤其在表现鲁迅的痛苦这一问题上,但很显然这种对痛苦之不同表现方式不能被视作将痛苦消解为无关痛痒人道主义这种事情。

为什么鲁迅不可以是病人?与其说他们都在联手治疗鲁迅,不如说他们以鲁迅为中心,被卷入一个与过去对话的场,鲁迅一定要扮演那个最健全的人才可以吗?而不能是一个标本,是一个警告,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偶然。

剧作者从鲁迅的病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这种写作方式并不少见,文学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的确十分微妙。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有这种“疾病情结”的作家不在少数,甚至鲁迅自己就是其中之一。鲁迅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总带着精神上的某种病态,而这种病态的界限又十分模糊,疾病在文学叙事中并不作为疾病其所能概括的东西发挥作用的,相反,是作为其所无法概括的事物而发挥作用的。我想作者之所以通过鲁迅的病进入鲁迅的精神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剧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把鲁迅写成了一个病人,而是一个需要检查的人,鲁迅自己是排斥医生的,至于他为什么排斥医生排斥治疗,须藤认为这是出于他深深的负罪感。而当广平、须藤、美喜夫人分别代替朱安、藤野先生、秋瑾原谅了鲁迅之后,这种负罪感被释放出来,这时候鲁迅才开始考虑去日本进行正规的治疗。也许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鲁迅是否需要别人的原谅?这个问题就像,鲁迅是否需要像一个病人一样等待别人的治疗?首先鲁迅并不是在清醒状态下去表达忏悔和请求原谅的,而是在笑气的致幻作用下表现出来的隐秘心思。也就是说,其可能存在的罪恶感,其可能要求的宽恕都不是要展示给别人看的姿态。须藤、完造、美喜、奥田都以为被原谅了的鲁迅一定会接受治疗,毕竟须藤医生坚持的是肉体先于精神,所谓肉体先于精神,就是养好了病再工作,养好了病精神抖擞地写作。但是最后鲁迅否定了这种逻辑。有点反讽意味的是,否定了这种逻辑的不是精神的鲁迅,而是肉体的鲁迅。当精神的鲁迅趋向于妥协的时候,他失语了,他失去了他唯一武器的精准杀伤力,他想说什么,肉体就将他想说的话扭曲成虚假的语言,他的匕首和投枪失去了准头。这时候,鲁迅认同了疾病,从而消解了疾病。

这里的鲁迅,一边在寻求原谅,一边在拒绝原谅,正因为这种拒绝,他永远不会使自己的痛苦成为静止的风景画。他不再自责,因为罪恶不再是他的异质物。

井上厦对鲁迅的理解是深刻的,为了在一方舞台上将鲁迅的精神图景表现出来,他选择了疾病这一切入点,疾病是一个人的底线,揭示着人最后的本质,当人们想去了解一个人的肉体的时候,他们会去了解一个人的精神,而当他们在精神层面左右推敲之后,最终又只能与肉体和解。就像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中对李贽的论述,李贽要建立起的“真饥者”的自觉,他要张扬的是“自身之空洞状态”。这种空洞将打破三教界限,将所有人的欲望联结在一起,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6)》中,这样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可以说,鲁迅拒绝治疗,并不是在贬低肉体的重要性,而是为了感受肉体的存在和保有这种感受而进行的实践。须藤与鲁迅并没有根本上的分歧。

井上厦并没有把鲁迅的痛苦降低为病态,也没有把日本人的行为模糊化为人道主义救援。他让一切行为都出于真正的痛苦,痛失妻女的须藤,母亲作为中国人被歧视的奥田,妹妹病死的美喜夫人......

月亮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代表着阴暗,病态,神经质,疯狂,而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则代表着跨越时空距离的共通。鲁迅所凝视的那轮明月,照耀着他从疯狂走向宁静,从分裂走向统一,从病态走向共生。鲁迅自身也正如那轮明月,当人们望向它,就理解了彼此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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