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论证及一些看法

管翰
2019-02-11 看过

本书的核心论点,田氏在自序中就已开章明义:“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而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而并非如上述提到的其它史学者所认为的“门阀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之久”。

需要说明的是,士族在本书中包含门阀士族(高等士族)与次等士族两类,门阀政治主要指门阀士族与皇权的相互依存共治。

(一)门阀政治的条件及展开

门阀政治之所以在东晋时期短暂存在有其特殊历史的条件。田氏将条件归纳为三,分别为:(1)王权不振。(2)士族专兵。(3)南北矛盾。三个条件缺一则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复存在。王权不振,士族则可依附甚至凌驾于王权至上;士族专兵,则皇权更为衰弱,士族更易发挥军事特权以取得声名与实际地位;有南北矛盾,则皇帝与士族纷纷庇护于江南一隅,则有源源不断的流民补充士族掌控的军队。

事实上,这三个条件同时也是东晋政治变化及发展的主线。八王之乱后,奉司马越之旨南渡的琅琊王司马睿以旁枝弱藩,本来不具备继任皇位的资格,只因际遇而偶得皇位,无论从法理、能力与功绩而言,都没有正统性,自此奠定了东晋皇权不振的格局。偕司马睿共同南渡的是实力强盛的琅琊王氏,也是东晋士族专兵的始作俑者。因王权不振,琅琊王司马睿借助琅琊王氏以拱卫王权,而琅琊王氏也正是看清与司马氏的这层关系能够奠定在新朝的政治地位,才勇于南渡并与王共享政治权力。开篇所引用的谶谣“王与马,共天下”,正是此之谓也。

由于王权之衰,留下了足够的权力空间,供各门阀士族之间竞相争夺权势与威望。通过以儒入玄,迎合当朝的正统意识形态,从而成为当朝名士;通过后代子孙的武功建立实业,扩大门户势力,在朝中取得威望;通过上下游各州的争夺,取得方镇实力,强化经济与军事特权,为凌驾其它士族与皇权之上提供物质与人力基础。田氏通过展示士族之间的明争暗斗,通过展示王与马、庾与马、谢与马、桓与马的共治天下,实质上是要揭示轮番上阵的门阀士族背后羸弱的王室。

尽管皇帝有伸张皇权的野心,但在士族力量当道的情况下,这样的野心屡次被遏制和挫败。如元帝曾用刘隗、刁协以制衡权力日盛的王敦,但当权的士族对皇帝的制衡手段反抗激烈,当王敦以“清君侧”之名讨伐刘、刁,获得了士族普遍的支持。又如明帝企图用庾亮以制衡王导,又用虞胤、司马宗以制庾亮,但明帝所用的庾亮借此光大了自己士族的势力。因而田氏有此番议论,“皇帝不能选择士族,而士族却可以按自己的门户利益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选择皇帝。”(P.267)以此显示众强族钳制下,皇权被动的处境。

王之弱的另一面是士族之兴,田氏着墨于士族之间的争权、倾轧以达到权力的相对的平衡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平衡过程在东晋政局中反复出现,正说明了东晋门阀士族的活力与强盛。如王氏势力扩大,王敦再叛,欲独吞江左,士族起而共同反对,终告失败。北伐有功的桓温控制中枢,欲通过废海西公、立简文帝逐级自立为王,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几家门阀通过朝廷势力阻挠了桓温的野心。桓玄的经历与王敦颇为相似,门阀士族先拥桓玄入都,削弱当时专权的司马道子父子。当桓玄欲称帝立楚时,又遭到了士族的反对。孤证不足以立,但经历史风浪的几番往复,足以见得皇权与士族共治的同时,也在竭力保持着士族内部的平衡稳固。

由于南北的对峙,时有流民南下,流民与流民帅也成为左右东晋政局的一个关键因素。事实上,最后变革东晋政治结构的正是南下的次等士族。依田氏的论述,朝廷、士族与流民帅的关系复杂而矛盾:

在朝廷与流民帅的关系中,一方面流民作为北府兵与襄阳军队的主力,起到对抗北部政权,保卫江左政权的作用;另一方面,流民帅置身于北方多种政治势力之间,对东晋政权有相当的独立性,因此东晋朝廷时刻提防流民帅,以防其因功绩显著吞噬政权。田氏指出这“正是东晋政权非常虚弱,只以门户利益为重的一种表现。”(P.51)

士族与流民帅的关系亦同样复杂:士族虽然拥兵自重,但士族本身并不能代替流民帅组织与率领流民,而需要用忠诚可靠的将领统辖军队。士族任用流民帅两次酿成于王朝不利的恶果——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但酿成了苏峻之乱,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正是流民帅敲响了东晋王朝的丧钟。因而胡宝国说:“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i]

(二)门阀政治的落幕

作为门阀政治“掘墓人”的次等士族主要可分为两股,一股为以刘牢之、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将领;另一股为以卢循、孙恩为代表的次等士族。田氏认为,两股次等士族势力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突破门阀士族对于权力的垄断,企图比肩甚至超越门阀士族的权力。只是二者的谋权手段不同,刘裕乘桓玄篡晋而起兵消灭门阀士族的代表桓玄,孙恩等以道术为手段掀起农民暴动企图颠覆门阀。道不同,而归于一,至于二者中的哪一种占统治地位,要交由历史的选择。从两股次等士族共同的境遇与相同的抵抗对象看来,统治阶层的政治权力变化乃是历史大势之所趋。

而更有意思的是,在历史浪潮中的人往往是不明晰这一意图,只是按照自身的利益所趋去选择行动方向,但从整幅历史画面看来,其所扮演的角色却有至关重要的转折意义。和刘裕共同抗击桓玄的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詠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在讨伐桓玄时,并未有“造宋”的野心或取代门阀的意图,只是因为桓玄妨碍了他们的仕途才有意起兵。但桓玄终于被刘裕击败,这一举也就被视为次等士族对于门阀士族的胜利,刘裕开南朝并承袭孝武帝伸张王权的遗志,对皇权的变态进行纠偏,使王权逐步归位。

此时“门阀政治”存在所依据的三个条件中,前二者已经逐渐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可能。进入南朝后,士族的余威尽管犹在,但随着王权的恢复与逐渐增强之势头,士族已经处于衰落的必然趋势中,世家大族在衰落的过程中,会通过在朝堂上与社会上保持声望,全力地捍卫自身的声名与地位,但真正的实力的变化对比已日益判然。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史家往往把南朝之后的历史也纳入门阀政治的范围,而田氏却舍之不计。

田氏用一段话简明精要地总结了此一时期的转折与南朝的政治走势:“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流民领袖人物走到历史前台,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P.349)尽管南朝士族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但皇权的元气已日渐回复并在随后的历朝中呈渐升之势,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也就告一段落了。

* 本书采用传统的政治史写法勾写杰出政治人物在政治场域内的活动,主要在于论证皇权政治传统下,东晋门阀政治仅是皇权政治传统在特殊条件下的变态,由于王政传统的坚韧性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在南北朝后逐渐恢复皇权的威严。不同于其他史家以西方历史的发展模式套用于中国的做法,田氏寻求对本国的差异性政治后果做出更好的解释,不仅察觉到共时性的结构因果关系对于政治场域变动的影响,更从制度变迁的历时性角度发掘因果,强调过去制度对于当前与未来之影响。这一视角对于后世学者治学颇有示范作用。 但也正是由于过分执于历史制度主义的书写,本书过度着眼于政治人物在政治场域的作为与影响,而可能流于帝王将相的家谱。如此写作,虽然是为论证本书的中心论点所需,但缺乏对于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力变动、文化思潮、民众生活的探讨,尤其是社会的文化思潮为何由儒入玄、南渡士族与原本地士族地主的冲突等也本应是值得注意的话题,相关的讨论也只仅仅在后论中粗疏地提到,却未能将社会经济、文化、生产力变动作为影响的因素契合进正文的探讨中。也就是说,本书过于强调从政治制度历时性的角度发掘因果,因而对于共时性的的结构因果疏于考察。以当今学术界从社会整体不同角度撰史的学术主流来看,似乎有所欠缺。不过考虑到本书的写作时间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写作的要点也主要是权力的争夺而非权力的运作过程,故而这一缺失也可以理解。

[i] 胡宝国:《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读书》,2004年第6期:第125 -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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