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娱乐至死》

mlln
2019-02-10 看过

写在前面:

去年和得到APP签了一份合约,为大众解读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书。今年合同到期了,我暂时顾不过来这么多工作,就没有续约。

这篇是《娱乐至死》的解读稿,解读的是这本书,也是我读这本书的方法。

在稿件的商讨中,我们对这本书究竟在讲什么,并没有达成一致。这是内容的分歧。不过,得到APP的确是一个很认真做事的平台,在这一年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心怀感激。

既然稿件不涉及版权,与其留在电脑里发霉,不如贴在豆瓣上。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可以读读,也许能有一点点启发。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娱乐至死》,我会用XX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主要内容:印刷时代造就了理性思辨的人,电视时代造就了娱乐至死的人。媒介通过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隐形力量,塑造着人类的认知。

说到娱乐至死这个词,恐怕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名言警句,反复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比如说,一旦有人痴迷于电视上的综艺节目,或者特别喜欢打网络游戏,评论家们就跳出来说,你们这是不思进取、娱乐至死。不过,其实这种使用方式已经扭曲了这本书的原意。作为媒介环境学的经典作品,它的目的并不是劝人们少看综艺节目、少打游戏,而是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生活的时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到它所处的学术脉络中,了解一下《娱乐至死》这本书原汁原味的意思。

我们先从尼尔·波兹曼本人的职业生涯说起,来看看为什么他会写《娱乐至死》这样一本书。虽然大多数人一提到波兹曼,第一反应会把他归为著名的传播学者,不过,他拿到的博士学位却是教育学,还写过好几本英语学习的教材。不过阴差阳错,在毕业之后,波兹曼却来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传播学系工作,早期的教育学经历,让他特别关注传播媒体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因此,他写了《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一系列著名作品,这些书所讨论的,也正是媒介对人的塑造和培养。不仅如此,他还在纽约大学创立了媒介环境学研究中心,可以说是这个学派真正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

听到这你可能问,媒介环境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呢?我们都知道,环境会塑造人,比如中国有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身边有哪些朋友,就会变成哪种人。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者把媒介也当成了我们身边的一种环境,比如在18、19世纪,人们生活在报纸和杂志的媒介环境中,20世纪,人们生活在广播和电视的媒介环境中,如今的我们,则生活在互联网的媒介环境中。那么,这些不同的媒介环境,是如何塑造出不同的人呢?

《娱乐至死》这本书出版于1985年,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电视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波兹曼的这本书,就通过与印刷术进行对比,考察了电视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波兹曼直接谈电视就好了,为什么要在这本书里花将近一半的篇幅来聊印刷呢?中国有句古话,叫“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身处电视时代的人去反思电视,往往很难客观的评价电视对自己造成的影响,这就好比一个从小就吃素的人,你问他吃素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也许很难给出一个令你满意的答案。不过,波兹曼转念一想,如果我们把电视普及之后的美国,和电视普及之前的美国做一个对比,不就可以获得一种更加宏观的视角,同样拿“吃素”这件事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在成年后转变为素食主义者,你让他去思考一下吃素对自己的影响,肯定会更加有说服力。

于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分别考察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的美国人,看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波兹曼的结论很简单:印刷时代造就了理性思辨的人,电视时代则造就了娱乐至死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拿美国政治选举的辩论做个例子,分别来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印刷时代的美国政治选举辩论。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为我们描述了一场1854年的政治辩论,交锋的双方是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的规则可能会让我们有点吃惊,道格拉斯走上台后,需要首先讲整整三个小时,接下来,林肯再讲三个小时,然后,道德拉斯还会再次登台,进行反驳。这一来一回加起来,就要超过七个小时。结果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于是就和现场的观众们说,你们先回去吃饭吧,吃饱了回来继续听。当时的观众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也都按照林肯的计划进行。波兹曼讲完这个故事后,在书中感叹道:“这是怎样的听众啊!”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发现,“印刷时代”的美国人不仅严肃、理性,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还充满了耐心。这和人们喜爱阅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出版了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在当时卖出了大约40万册,要知道,那时美国人口才只有300万,如果换算成现在美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卖出了2400万册。这样一个印刷数量,即使是现在最畅销的作家也会感到望尘莫及。当时的美国人喜欢阅读,这件事还有一个重要的见证人,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之后,托克维尔为了避难,跑到美国考察,一下就被美国的阅读文化震慑住了,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说就连美国农民的孩子都会一手扶着锄头,一手捧着莎士比亚。阅读书籍成为了一种跨越阶层的文化,按照托克维尔的话来讲,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不过,在20世纪中叶,电视的出现和普及打碎了这一切。按照波兹曼的话来讲,随着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出现,政治家最重要的技能已经不是自己的政治智慧了,而是一种“化妆术”,或者说,是一种取悦观众的能力。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刚才和你介绍的林肯与道格拉斯的政治辩论发生在1858年,接下来,我们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到1984年,看看里根与蒙代尔的总统电视辩论有何不同。

首先,美国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恐怕是忍受不了长达七个小时的节目。因此,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长也就只能大大缩水。其次,观众也不喜欢看一个总统候选人长篇大论,而是期待两个人能唇枪舌战,于是,一位总统候选人每次发言的时间,也不可能有三个小时。这其实正是电视镜头最擅长捕捉的。比如在里根与蒙代尔的电视辩论中,蒙代尔因为比里根年轻不少,于是便和里根说,你太老了,已经不适合担任总统了。里根脑子一转,对着镜头说,蒙代尔说我太老了,不过放心,我是不会说他太年轻了,没有成熟到当美国总统的。第二天,美国媒体纷纷说,这场辩论太精彩了,里根用这样一个机智的回答,击败了蒙代尔。不过,波兹曼看到这里,却非常伤心:这还是政治辩论吗?林肯如果在天有灵,估计也会被气得够呛吧。

我们刚才说,在十九世纪,印刷时代造就了理性思辨的美国人,按照波兹曼的说法,这和阅读文化息息相关,因为文字本身就非常适合传递思辨性的观点。不过,电视则恰恰相反,这种媒介技术并不适合严肃的逻辑思考,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只有3.5秒,充满了视觉的刺激、动态的切换,因此,波兹曼非常不屑地吐槽说:在电视上,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政治家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

那么,电视就一无是处了么?也不能这么说,波兹曼认为,电视特别适合做娱乐节目。想想看,印刷品再怎么取悦你,也比不上电视影像带来的视觉愉悦感,所以说,娱乐其实是电视的最佳用途。其实,波兹曼并不反对大家用电视作为娱乐消遣的工具,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他现在还没去世的话,恐怕也会喜欢看真人秀节目。波兹曼最大担忧是,电视用作娱乐就好了,严肃的政治信息,千万不要那这种媒介来传达,这样会造成“政治的娱乐化”,进而让我们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才是娱乐至死的真正含义。

说到这里,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刚才为你解读的,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核心内容,同时也是这本书的表层内容:印刷品适合进行理性思辨,电视适合进行娱乐,如果我们用电视来思考严肃的政治信息,就会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波兹曼也许说的没错,但他讨论的是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和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关系其实不大。

在这里,我想和你做个提醒,一本好书绝不会仅仅就事论事,它一定会从某个历史片段中,抽象出一个适用性更广泛的观点,换句话讲,就是从它讲述的社会现象中抽取出一个底层逻辑。接下来,我就为你解读一下,《娱乐至死》这本书在讲述电视文化的现象背后,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总结为五个字:媒介即隐喻。

为了理解波兹曼这个观点,我们先要请出他的精神导师,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曾提出过一个轰动整个学术界的观点,叫做媒介即信息。意思是媒介不仅传达信息,它本身就蕴含着信息,它会为人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整体心理”,进而影响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一起听个哲学家尼采的故事。

说起尼采,很多人都不陌生,不过可能很少人知道,尼采在38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失明,只要书写或或阅读超过20分钟,眼睛就会感到剧烈的刺痛。为了能够继续创作,他从丹麦商人拉斯马斯·莫林-汉森那里购买了一台最新投入市场的球型打字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台机器的形状有点怪异:52个字母和10个数字铺满整个球面,下方则用一个金属的曲面盘卷起打字纸。不过,它的优点也着实不少,比如可以只要经过训练,就可以闭上眼盲打,最大程度降低了眼睛的负担。当时拿到这台打字机的作家们,就如同第一次使用iPad的我们一样,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据记载,尼采用这台打字机大约60份手稿。

有趣的是,尼采把这些手稿寄给了他的朋友,作曲家科泽利茨,让他帮忙看看,自己写的怎么样。科泽利茨看完之后,在回信中告诉尼采说,你的文风怎么突然变了?明明写的是散文,怎么“透露出钢铁般的严谨和坚硬”。尼采接到这封信后,立刻回信说自己也有同感,好像是这台打字机已经深入到自己的思想中一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人类不仅会塑造技术,技术反过来,也会塑造人。作为麦克卢汉的信徒,波兹曼非常同意“媒介即信息”这个观点,不过,他认为这个说法也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按照波兹曼的原话来讲,“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了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机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因此,波兹曼换了一个比喻,认为“媒介”更像一种隐喻,潜移默化、甚至出人意料地改变着我们的认知。因此,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一种文明,最有效的途径,便是了解这种文化中使用的传播工具。

那么,我们该如何用媒介来了解人类文明的变迁呢?这个观点可能还是有一点抽象,于是,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波兹曼为我们请出了一位技术哲学领域的大师,刘易斯·芒福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芒福德是怎样通过钟表这种技术,来解读人类文化变迁的。

同样,我们还是做一个历史对比,看看钟表发明之前和之后,人类社会出现了怎样的转变。想象一下,在钟表发明之前,人类是怎么测算时间的呢?显然,我们可以利用的方式非常有限,不过是日出日落、四季更替。比如古人发明出了“日晷”,从字面上讲,日就是太阳的意思,晷就是影子的意思,这种工具被沿用了几千年历史,就是利用太阳的影子变化来记录时间。不过,钟表的出现让人类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跨域,按照芒福德的话来讲,通过制造“分”、“秒”,钟表把时间从大自然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精确计量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甚至芒福德说,钟表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战胜上帝,成为可以主宰这个世界的物种。

我们再往前走一步。钟表实现了时间的精确计算,这对人类文明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芒福德说,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准确控制工作时间,实现标准化的工作模式。举个例子来讲,世界上所有麦当劳的薯条,基本上口味都差不多,原因之一就在于,薯条的烹饪流程有精确的时间控制,一般是先炸30秒,机器第一次响,这时候工作人员把薯条拿出来摇一摇,防止粘连,然后放回去继续炸,到了3分钟的时候,机器第二次响,这时薯条就炸好了。如果没有精确的时间控制,单靠工作人员的经验来炸薯条,是无法在全球范围内保证薯条的统一品质的。芒福德甚至直接说,现代工业时代最大的功臣并不是蒸汽机、煤矿、钢铁,而是钟表。

说到这里,我们再总结一下。这本书的表层含义,讲述的是从印刷时代到电视时代,美国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这本书的底层逻辑,则向我们讲述了媒介本身作为一种隐喻,如何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我们在阅读一本书时,理解了它的表层含义和底层逻辑,可以说,就算是基本掌握了这本书。不过,这还可能只是前菜,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再往前走一步,用一本书的底层逻辑,来反思我们自己身处的时代,就可以带给我们更加直接的帮助了。因此,接下来,我就来和你一起思考一下,如何使用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的观点,来分析互联网时代如何影响着我们的认知。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电视时代让人们娱乐至死的话,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是否有了一些改观呢?在介绍印刷时代的美国政治时,波兹曼最为珍视的两种文化特质,就是人们对政治表现出的严肃和耐心,对应起来看,他对电视政治最大的批判,也在于背离严肃的娱乐、失去耐心的跳跃。

我们先来谈谈互联网时代的“娱乐化”。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延续《娱乐至死》这本书中的思考视角,继续聊聊美国总统大选。这次我们要从1984年里根与蒙代尔的总统电视辩论,一下子来到2016年。这次辩论的双方我们就很熟悉了,一边是特朗普,一边是希拉里。

很多评论家都认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可以说把美国政治的娱乐化倾向推到的新的巅峰。特朗普和希拉里可以说是一路从电视吵到了互联网。希拉里说特朗普在综艺节目中侮辱女性,特朗普在推特上骂希拉里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最大的失败者。这场两人之间的互撕甚至在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也没有结束,希拉里出版了一本书来回顾这次选举失败,特朗普马上在推特上说,希拉里不仅输了选举,还迷失了方向,希拉里又第一时间在特朗普的推特下面留言,贴了一张童书的照片,说你要是没读过我的书,先读读这本童书吧,我可以寄给你一本。

对于这种如同娱乐节目一样的总统大选,很多美国人的内心也十分抗拒。不过,有趣的是,人们抵抗这种政治娱乐化的方式,同样是娱乐。比如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出现了一位叫做肯·伯恩的现场观众,胖乎乎的,长得十分憨厚,正当特朗普和希拉里互相讽刺对方时,他作为现场观众,举起麦克风,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的呆萌造型一下子征服了美国观众,于是在推特上还发起了一项运动,网民要把票投给他,让他来做美国总统。这位先生也看到了商机,开始在推特上出售印有自己头像的T恤衫。可以说,严肃的美国总统大选,放佛变成了一场娱乐嘉年华。

谈完了娱乐化,我们再来说说互联网时代的耐心。很多学者都认为,互联网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让我们失去了阅读和思考的耐心。2008年,也就是谷歌公司十周年庆典时,一位叫做尼古拉斯·卡尔的专栏作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谷歌是否让我们变得愚蠢》。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当时的“十万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卡尔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写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像是有人或者什么东西在胡乱鼓弄我的大脑,重塑我的神经回路,重新编程我的记忆…曾经,专注阅读一本书、或一篇冗长的文章,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不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的我翻了两三页书,注意力就开始飘忽不定,我会突然烦躁不安,失去头绪,接着就开始找别的事情去做。”

实际上,这种耐心的逐渐丧失,也可以从社交媒体的发展形态上略见一二。比如最早,我们使用博客进行交流,我们可能花费几百字甚至上千字来讲述一种观点,但随着微博的出现,博客很快就没落了,人们习惯在140之内完成自己的表达,很少人愿意去看那些长篇大论。快手、抖音这些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又见证了微博的衰落,人们似乎听到阅读两个字都会觉得厌烦,不如用十秒钟的时间,经历一场影像盛宴,要么逗我一笑,要么让我落泪。有趣的是,波兹曼所记录的,是人类从印刷时代到电视时代的转变,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的,从微博到短视频转变,不也是同样一种逻辑么?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告诫人们一定要警惕电视带来的娱乐化倾向,以及我们对阅读逐渐丧失的耐心。这些警告对于身处互联网时代的我们,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非常及时。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波兹曼提到了两本著名的小说: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84》警告我们说,人类文明可能会被独裁政治所摧毁,《美丽新世界》则警告我们说,人类会死于他们所热爱的东西。相比之下,《1984》的警告更加容易辨认,《美丽新世界》的警告则不那么容易看清。所以,波兹曼写这本书,从根本上是想提醒我们,电视媒介可能会让我们娱乐至死。在这本书的最后,波兹曼说:“我们的痛苦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句话放在互联网时代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值得我们警惕。

说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多说一句。刚才我们提到,波兹曼可以被称为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人。这个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重要的视角,从媒介本身的特质,来理解媒介对人类的影响。在媒介环境学的历史脉络中,波兹曼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在他之前,有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先驱,在他之后,又有尼古拉斯·卡尔这样的思想继承者。在我们的每天听本书中,已经为你准备了这三位思想家的三本书: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为你从媒介的角度解释了人类文明的变迁;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为你解读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信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卡尔后来也把自己的那篇文章扩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浅薄》,重点来解释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大脑。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一起来听听,一定会对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更加立体的理解。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最后,我们来简单进行一下总结。我为你做的解读,实际上按照读书的三个层次来依次递进。

首先是这本书的表层内容。印刷时代造就了理性思辨的人,电视时代则造就了娱乐至死的人。如果我们用电视来思考严肃的政治信息,就会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

其次是这本书的底层逻辑。波兹曼虽然在书中一直介绍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的美国,但他从根本上想要传达的,是一种被称为“媒介即隐喻”的观点。他认为媒介会潜移默化、甚至出人意料地改变着我们的认知。因此,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一种人类文明,最有效的途径,便是了解这种文化中使用的传播工具。

最后,我们通过这本书的底层逻辑,又来反思了我们身处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发现,互联网这种传播技术,不仅让整个社会的娱乐化倾向变本加厉,而且还在不断蚕食着人们的耐心。当然,我们在反思互联网的时候,并不是在反对互联网,而是希望借助这种反思,让我们在互联网时代中,获得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活,逃离“娱乐至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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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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