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產推理小說

腩肉炸醬米線
2019-02-08 看过

陳浩基的長篇推理小說《13 67》在日本原書房舉辦的「2017海外本格推理小說排行榜」名列榜首,對於長久被歐美及日本小說瓜分讀者的華文推理小說界來說,是次得到日本讀者的青睞可真謂「吐氣揚眉」。然而,這也並非這部小說首次獲得的榮耀,在2015年,《13 67》就破天荒獲得台北國際書展書獎,陳浩基成為首位香港作家奪得該項殊榮。

對於香港讀者,這部小說或許更多一份值得深嚼的原因,因為《13 67》一書是以香港作為背景、書寫警探關振鐸傳奇一生的故事。小說後記中陳浩基曾言及二〇一二年起香港社會每況愈下的警民關係動搖了他視警察為「超級英雄」的看法,同時亦改變了小說的寫作方向[1]。陳浩基顯然更有述史的責任,欲借這部以香港警察作為主角的小說反思警權和公義,所以小說充滿種種的譬喻、角色命運,其實都可解讀成作者對當下香港社會現象的一些想法。但恐怕連作者也始料不及的是,成書的五個月後,香港社會就爆發雨傘革命(雨傘運動),大眾對警權的質疑推向最高峰。正如另一篇書評所提到:「如果這個故事不是《13 67》而是《14 67》,那可能是恐怖血腥故事。」[2]

時代的「造勢」為這部小說帶來最合適的出版時機[3],然而回到小說本身,最出色地方卻為小說敍事結構。整部小說由六個短篇串連而成,以反向年代紀(Reverse Chronology)的形式倒敍警探關振鐸的成名經歷。換言之,可獨立地閱讀單一故事,但縱向地看,就會發現前後故事之間互有糾葛,最後第六個故事甚至與第一個故事連接起來。如果熟悉香港臥底、黑社會電影等類型片,這種敍事技法其實並不陌生,可見陳浩基的推理小說吸取了港產片的養份。(往後部份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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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67》裡六個故事,其故事年代依序為2013,2003,1997,1989,1977及1967,這六個時間點為香港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年份。雖然作者沒有明言每個故事參考的藍本,但從案件性質及案情刻劃可見強烈向年代紀實傾向。譬如第三個故事〈最長的一天〉(1997)敍述到警探關振鐸面臨退休還是續約的兩難,呼應「九七大限」的香港處境;第三及第四個故事中的人物「石本添」的現實生活原型顯然為惡名昭彰的香港賊王葉繼歡;第五個故事〈borrowed place〉(1977)講述廉政公署主任兒子被綁,案情涉及的「油麻地果欄販毒案」為現實香港發生事件;固然最後一篇〈borrowed time〉(1967)六七暴動中「土製菠蘿事件」亦然。

陳浩基曾解釋這樣的安排為了揉合「本格推理」和「社會推理」:「我的想法是,微觀之下本作是本格推理,宏觀下卻是寫實派的社會作品。」[1]作者以警探關振鐸作為串聯六個故事的線索,反向交待角色的成長之路,同步演繹着香港警察的變遷史。以下將細述敍事線索的布置在整部小說發揮的功效:

故事與故事間前後呼應的地方是十分玩味,使讀者在閱讀過程猶如搜集證據,譬如第二個故事中提及警探駱小明在關的桌頭發現一個瓶子裝着的子彈頭[2],在讀到第四個故事時才會發現這個子彈頭是該案件的關鍵線索;同樣地,第二個故事輕描淡寫提到關頭上那頂「邊緣己磨破、帽舌右方繡有一個小小灰色標靶」[3]的帽子,與第三個故事裡關新買的用作誘供疑犯的帽子是同一頂[4],這些不經意的細節賦予讀者解謎遊戲般的娛樂性。

但在玩味之餘,這些前後呼應的地方亦幫助拼湊角色的成長故事。故事中,駱小明為關振鐸的徒弟,第一個故事〈黑與白之間的真實〉(2013)駱小明破解謎團應用醫學冷知識,但在第三個故事裡,駱小明對關振鐸與醫生閒談化學灼傷的相關知識表現顯得大惑不解[5](當然這些閒談是破案的關鍵),可見自那此以後,駱小明才從師傅身上明白掌握醫學知識對破案的重要,是以才能解破解最近的案件,這些細節在書中例子不少,巧妙地交待兩人師徒之情。

而在整部小說最意外的一個「首尾呼應」亦與角色成長有關。最後一篇〈borrowed time〉採用第一人稱「我」作為敍事聲音,故事是關於「我」與一個編號為四四四七(阿七)的警察合力拆解「土製菠蘿」事件。故事中的「我」頭腦清晰、推理縝密,只是十分看不慣阿七作為警察就可以受人推捧。雖然兇手的計劃最終被「我」和阿七合力拆破,但「我」卻指出因為阿七不敢違抗上司的指示而間接引致無辜的人命傷亡。故事最後,「我」得到警司推薦可以申請入警隊,卻拒絕了這個機會而去了大哥的公司工作。最後三行揭示「我」原來為第一個故事殺人事件幕後主謀,而阿七就是日後的神探關振鐸。

這樣的設計使整個故事形成很強的戲劇張力,在旨意發揮上亦相當重要。《13 67》整個小說有一個反覆利用的訊息,就是香港警察絕對服從上級長官一切合法命令的心理[6]。這個心理在第三個故事被逃犯利用,在第四個故事中被黑警利用,但同時關振鐸亦幾次利用香港警察這種心態破案。我們會發現「阿七」成長為「關振鐸」的轉捩點是與「我」的相遇,阿七從「我」的訓斥之中明白自己思維蔽障,因此日後破案所用之法多遊走於合法和犯法之間,同時將「人命」看為自己職責最重。這樣看,「我」其實為關振鐸的師傅,駱小明的師公。但諷刺就是,五十四年過去,「我」將自己才智應用在借刀殺人上,與駱小明成為「邪」與「正」的對恃。所以小說表面敍述的是關振鐸的成長,同時伏線亦是「我」的成長。

引言部分提到《13 67》這部小說應是深受警匪、臥底等香港電影影響,除了觀察到小說的角色設置、語言風格有這類型警察電影的影子外,其敍事結構令我聯想到電影《無間道》系列。作者口中「反向年代紀」的敍事方式與《無間道》續集為人物的前傳相似,而網絡上曾經指出《無間道》首集一個少人注意的地方[7]:影片結尾,梁朝偉墓碑上寫着「生於1996年10月25日,死於2002年11月27日」,但在電影開始的時候,劉德華和梁朝偉第一次見面的音響店的單據上的日期是2002年11月28日,按常理梁朝偉在27號已死,於是有論者認為這樣安排與電影「無間地獄」的中心思想相關,表現無限輪回。當然《13 67》不同於《無間道》的處理方法,但觀乎1967年與2013年的香港警民互不相任的相似局面,那種「繞了一個,回到原點」的無力感仿似一種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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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後記原文為:「可是在二〇一二年的時侯,看到香港社會的種種現象,眼見跟警察相關的種種新聞,那想法便不斷動搖。我愈來愈懷疑,撰寫以警官作為偵探的推理故事,會像宣傳(Propaganda)多於小說(Fiction)。連作者自己也質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讀者信服呢?於是,這部作品的方向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我不想再單單藉着故事描寫『案件』,我想描述的,是一個角色、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故事。」見陳浩基著:《13 67》(臺北市:皇冠文化出版社,2014年),頁494。

[2] 陳電鋸:〈時令讀物:以異鄉狀態存在的香港小說《13.67》〉,《明報副刊》,2015年2月22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時令讀物:以異鄉狀態存在的香港小說《13.67》/web_tc/article/20150222/s00005/1424541449591(2017年12月10日瀏覽)

[3] 小說初版發行於2014年7月。另一個值得留意是陳浩基小說作品的「身份」界定的問題,雖然陳浩基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打自第一部作品起已由台灣出版社發行,作品面向的亦是台灣讀者。故此,雖然《13 67》是關於香港的故事,小說穿插的香港俚語、專有名稱、制度政策均設有注釋幫助台灣讀者閱讀。同時因為台灣出版業與日本的關係較密切,陳的作品多有日譯本。功利角度出發,陳的作品得以面向日本讀者,他選擇「出道」的地區提供了一條平路。本文提到「最合適時機」,因為日譯本《13 67》封條上的內容簡介就直言:「雨傘革命(14年)を経た今、67年の左派勢力(中国側)による反英暴動から中国返還など」以2014年的雨傘革命為賣點(盡管小說實質書寫的年份是1967—2013),同時因為涉及「敏感話題」的嫌疑,這部作品至今未有內地版,這些涉及政治的爭議點本身賺夠了話題性,同時亦為「得奬機會」加成不少。雖然這些延伸資料無關本文討論焦點,但我認為這部小說由作者經歷至接受情況可以一窺兩岸三地的文學生態和意識形態,頗值得玩味。

[1] 陳浩基著:《13 67》(臺北市:皇冠文化出版社,2014年),頁494。

[2] 同上注,頁128。

[3] 同上注,頁94。

[4] 「小明瞧了瞧那頂黑色的帽子。帽子的材質很粗糙,正前方沒有任何文字或圖案,但在帽舌的右邊有一個硬幣大小的灰色標靶符號,似乎想模仿某些知名品牌的前衛設計,可是怎麼看都只是失敗的山寨版。」同上注,頁220。

[5]同上注,頁224。

[6] 故事的開始,作者插進一九八零年前〈香港警察誓言〉,見陳浩基著:《13 67》,無頁碼。

[7] 截圖等可參見討論區〈《无间道》里有哪些值得深思的细节?〉,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372921/answer/92989767(2017年12月14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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