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批判和理想的“0”,走到变革的“1” | 赏书

风的回响
2019-01-23 看过

18年年末,季风从这一年出版的新书中经过几轮筛选,将十四本这年度最值得一读的书呈于大家面前(戳这里复习18年年度书单)。现在,我们将再深入挖掘埋藏在十四本书中的思想和趣味,只愿与你分享其中的远见,为当下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今天分享的这一本是《变革如何发生》。

文 | Lyre

我们常常以具备批判性思维为傲,以免被驯化成单向度的人,但时常,我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陋习、家庭暴力、赤贫状况、环境污染等等社会弊端,清醒而痛苦地坐在铁屋子里罢了。

《变革如何发生》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就像如果你有一个好想法,或者运气更好一点拿到一笔投资,便可以注册一个公司开始创业来改变世界了,不过在这之前,你可能要先读一读《从零到一》《精益创业》这种书,虽然不能保证读了就能创业成功,但至少可以对做APP和PPT这事有个大致的概念。

《变革如何发生》也同样适合于那些渴望改变世界的人们,比起企业家创业,靠道德驱动的,利用社会资本和公益项目来推进变革的社会活动家,前路也更为艰难,改变世界的驱动力和方法虽然也不一样,面临的不确定性一点也不少于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这时候你可能需要一本《变革如何发生》,知道成为一个看不惯社会弊端、怀抱理想的社会活动家,大概需要掌握什么样的方法、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如何从批判和理想的零,走到行动乃至变革的一。虽然读了不一定让你成为哈维尔或曼德拉(就像某些人总希望成为乔布斯、马云一样),但至少,可以知道如何做一个负责任且充满行动力的现代公民。

另外,如果你已经是某个公益领域里的深耕者,这本书也是睡前如厕飞机上的必备读物,社会活动家们往往被极端的紧迫感和满满的日程追着跑,在放空或者抓狂的时候,这本书提供的系统方案,或许可以让人停下来,反思和评估自己所做的项目,采取的方案是否真的有效?计划赶不上变化时怎么办?哪些人和资源是可以争取成为同盟的?就像书中说的,停下来抚摸胡须不一定是在装逼,人家也许是在思考下一步。

这本书就是一个工具箱,把变革这个社会的思维方法和工具交到你的手上。作者邓肯·格林在著名的NGO,以“让贫困成为历史”为己任的乐施会工作了35年,唯有一个行动者,才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感的操作手册。虽然作者一再谦虚,因为生为政治不正确的白种老年男性而抱歉,还建了一个网站,供大家纠正他的偏见和提供新的建议用。

Oxfam(乐施会)在英国所开的连锁慈善商店,专门售卖二手衣物

这个箱子里有哪些工具呢?现在就拎几个出来为你介绍一下,或许能给带来一点启示。

正向偏差

如果一个外来的援助者刚刚走进一个有着高辍学率、高犯罪率等等问题重重的社区,应该怎样开始入手解决这些问题呢?无疑,善意的外来者常常可以带来必要的新观念、新规则和新技术,能成为撬动积重难返的问题的关键契机,但这些善意的人们也常常可能无功而返。

比如雅各布斯在《城市与国家财富》中举了个例子,来自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个年轻的团队,为哥伦比亚的贫农们设计开发了一系列产品,他们用制造美国空间站机翼的铝片改良了风车的叶片,风车是当地重要的动力之一,可以灌溉、磨面粉等等,改良后的风车有更高的效率,也能在低风速下运转更久。还有用废弃的荧光灯做成的太阳能热水器;依靠自行车驱动的木薯根粉碎器……这些产品都是非盈利并带有公益性质的,本意都是提高这些贫穷农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水平,但尴尬的是,哥伦比亚的农民实在太穷了,改良风车的成本最低也要500美元,他们根本买不起。这些年轻工程师的满腔热情和日日夜夜的努力最后也都付之东流了。

没错,波哥大的年轻工程师们确实带来了新的技术,在开发帮助农民们脱贫的产品时也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但依旧没能达成任何改变,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对他们要帮助的人们和社区缺乏必要的了解,没有基于这些社区的资源、条件和经验去设计方案、改良产品。(这和那些设计出没人下载的APP的创业者的经历何其相似啊)

《变革如何发生》介绍了一种新的方法,叫“正向偏差”,如果在一个社区中,某个问题(比如少女卖淫,农民赤贫,儿童营养不良)普遍困扰着这里的居民,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寻找那些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的案例。“寻找那些与众不同且能够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人”,这样寻到的变革方案就会有现实的根基,更容易被成功地推广。

举个例子来说,一百多年前,有两位志愿者到达越南的乡村,服务那些三岁以下营养不良的儿童,这两位志愿者和他们的团队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去观察那些虽然家庭贫困,但孩子喂养的不错的案例,他们发现,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都会从水稻田里捕获小鱼小虾,乃至蜗牛,他们把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剁碎喂给孩子们吃,而且每天喂四到五次,不像一般家庭都是在早上下田前或晚上工作结束才喂孩子。于是这个观察结果被分享到镇政府的墙板上,很快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和讨论,在项目第一年结束的时候,这里居民80%儿童的营养状况得到全面改善。

这被称为“正向偏差”,这两位帮助了越南村民的志愿者后来又使用这种方法,解决了阿根廷一个省高退学率的问题,帮助新泽西减少了黑帮犯罪,在印度尼西亚阻止了更多的农村少女踏入性行业……“正向偏差”利用了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事实:任何问题,社区中的某些成员都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它关注于人们的成就和知识,而非不足与问题。尽管成绩斐然,但“正向偏差”在公益和援助领域依然是一个另类,如果找不到变革的信心,不妨从这种方法开始吧。

内在权力

当社会活动家在某个社区解决了一些可见的,急迫的问题,接下来可能要更为深入这个社区,关心更为本质的问题了,这时,可能就需要进行权力分析。权力一向不是个好词,总让人联想到强权、压迫、歧视、腐败、镇压、侮辱……但是我们在谈论这一切的时候,实质上痛恨的并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权力分配的不公。从来都是有权者欺凌无权者,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就会导致公平的战斗、竞争或者妥协与合作,也不会激起你对权力的痛恨和义愤了。

所以,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大量人类进步的成功故事,如普选权、受教育权,以及免于疾病、压迫和饥饿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权力的再分配。权力通过规则、法律、制度从少数有特权者那里被重新分配给无权者,构成原来无权者的权利。

然而权力的分配不公不像财富的分配不公那样显而易见,因为许多权力本身就是隐秘而无处不在的。书中区分了两种权力,可见权力与不可见权力,可见权力包括政治、法律、暴力和金钱等等,就是那些时常让人痛恨但在某些时刻也可能成为促进变革发生的事物。而不可见的权力对于变革来说,就更为关键了。

比如说,左派人士常常会扼腕,为什么工人们不去联合起来争取合理的工资、福利和待遇,除了得罪老板面临失业这种现实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的无权感,因为自己的意愿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过,于是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觉得因为自己没有受过更好的教育而被另眼相待是合理的,甚至产生自我厌恶,认为一切的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权力渗入了他们的内心,使相对无权的人内化和接受了他们现有的处境,而这种内化了的权力一般是看不见的。一个危地马拉的玛雅妇女总结了不可见权力的本质“我们在孩童时代什么都敢说,但现在为什么不说了?我们已经内化了压迫。他们告诉我们这些词‘笨蛋’‘你不能’‘你不知道’‘可怜啊,你是个女人’。”

所以,变革的第一件事情,乃是重建无权者们的“内在权力”,发展出一种个人的自信,权利和资格的意识。如果人民没有率先发展出自信的感觉和对自我权力(内在权力)的信任,那么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共同权力)和表达意见(行使权力)就不可能有任何成效。

乐施会在南亚组织过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通过社区讨论的课程,通过与朋友和邻居的对话,通过签署反对家庭暴力的协议,在个人和社区层面推动态度和信仰的改变。女性终于能对家庭中的暴力说“不”,一位斯里兰卡的女性认为“内在权力”帮助她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对于我来说,变革就是消除恐惧。有些人会唱歌但是从来不唱,你需要有些人或有些事去点燃你自身的火焰并消除你对变革的恐惧。我已经消除对公开谈话的恐惧,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变革。”

Me too运动同样是对内在权力的一种主张

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内在权力”,这种自信和对自身权利的确信,很快就转化成为集体的共同权力,并且有了贯彻这种权力的安排,参与课程讨论的女性们决定集合起来,对那些受到警告,但依然在酗酒后殴打妻子的丈夫罚款,于是这些丈夫们既担心罚款,又要担心自己的名声,晚上都乖乖安静地睡觉去了。

顺着这个逻辑下去,如果这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些有了预防家暴经验的女性可能会继续联合起来,推动相关的法案和制度,最后影响到那些难以撬动的可见权力。所以,另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这种内在权力蕴含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社会变革的伟力,深藏于人民之中。

基层“谷粒”

前面说了,人民被培育出了内在权力之后,接下来就会走向共同权力并行使权力,这会导致许许多多的公民行动,而这些行动也开始产生全新的社会影响,人们会集合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市民社会组织,包括宗教团队或社区协会、生产者组织和工会、乡村储蓄和贷款团体、殡葬团体等。而基层的市民社会组织,是变革发生的“谷粒”。“谷粒”中积极的公民向国家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反馈,对改革施加压力,或者绕过国家体制,自己解决问题。这种对共同权力的行使,既是目标本身——一种至关重要的自由——也是一种手段,用来确保社会及其制度尊重人民的权利并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种“谷粒”也是一种社会资本,通常与现金或技能一样有价值。世界银行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加入这些民间社团,比教育投资更能增进一个家庭的福利。人们在民间社会组织中共同付出努力,公民在这个过程中滋养信任,守望互助,而这是所有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大规模抗议、罢工等各种非暴力反抗运动中也可以看到“谷粒”的身影,观察这些抗议活动,往往有一些规模更小但生命力顽强的组织,它们会在关键时刻涌现,然后解散,它们是变革的基层组织,亦即“谷粒”。虽然抗议往往被镇压,但每一次抗议对流行文化和观念的改变,残余的人脉网络,则为变革埋下了伏笔,公开冲突的爆发是一个播种抗议运动种子的季节,但收获往往出现在随后的遣散期,这些后来的收获者往往是精英和官僚中的改革者。

基层的“谷粒”是各种运动中更为经久不衰的组织,也最适合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日常行动和抗议活动的环境中生存、适应和繁荣发展。这些基层市民社会组织自然地适应变化,抓住机遇,寻求支持者和盟友,并且在面对攻击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耐力。培育、成为这样的谷粒,不是社会活动家的计划或项目,而是他们的生活本身。

同样,包括“谷粒”在内的市民社会也可以通过研究和示范项目,而不是通过更加冒险的运动和公众抗议的方式,找到在更为封闭的政治制度中让改变发生的途径,一些官员会愿意听取什么事情是不可行的意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负面舆论。比如在俄罗斯,残障人士通过私下解释问题的严重性,成功说服政府改变了糟糕的福利法律。

潜在同盟

除了激发人们本身的能量,我们也可以借助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力量。权力的傲慢和金钱的霸道常常让人对政府和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充满了警惕,两者常常也是我们批判乃至抗议的对象。但无论是政府和跨国公司都远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微妙、居变不动的权力场。在僵化的体制内,也可能存在着渴望变革的官员,跨国公司也有可能因为企业责任、舆论变化乃至自身利益而成为变革的力量。

国家作为一个系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变革也具有明显的反反复复、曲折前进的特征。人们为了种族、性别平权等议题而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镇压,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改革发生的一个窗口期,因为政府为了自身的合法性,避免大规模的暴乱,往往也不得不适应某些变化。政治学家乔纳森·福克斯通过对墨西哥城市的观察,发现国家政策是经过一轮轮的冲突和合作而不断演变的。冲突爆发后都会有更加进步的当地政府官员与那些更容易接近的抗议运动领袖们进行洽谈,随后一轮改革也就接踵而至。当这一轮改革失去前进动力的时候,或新的问题开始滋生之时,冲突再次爆发,新一轮改革又会重新开始。

这种模式可以解释,为什么斗争会在冲突与合作之间来回转换。这种模式也充分体现了,虽然抗议运动和冲突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但大多数的政治变革是闭门之后交易的结果。这种“政治和解”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让南非转变成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国家,它包含了主要政治力量、强大的经济利益、工人运动和公民社团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协定和交易。以对政治家有意义地方式提出要求,比如不要求他们为了变革而放弃选票,对他们正确的做法给予公开地称赞,可以建立信任并大大增加成功的几率。作为社会活动家,此时就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来制定进退自如的灵活策略,推进变革的发生。

跨国公司无疑也具有双面性,有时跨国公司是带来先进观念、高效的生产和管理办法、文明生活方式的存在,有时则是冷酷无情为了逐利而将一切民族的多元性碾压成平面的怪物,从保护最低工资、卫生和安全、结社自由的法律……跨国公司常常反对这些法规的制定和落实。对社会活动家来说,仅仅宣称自己是“公司的反对者”还是“企业的支持者”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了解跨国公司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关键时刻将他们转化成变革的力量。

公司支持进步性变革,往往会先对四个因素进行评估:品牌、经济成本、政府政策(比如政府如果决定严格执行环境或劳工保护的政策,企业就需要走在政府之前,以避免罚款和更大的损失),以及其他竞争者是否会赶超自己。

有一些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已经懂得如何顺应乃至引领社会的变革,他们意识到企业的正常运转有赖于灵活地适应变幻无常的外部环境,为了建立快速地市场反馈回路,不走向错误的方向,这就需要与来自企业外部的,政府与非盈利组织进行合作,更不用说树立更好的品牌效应了,所以开明的跨国公司是有动力去讨论社会与环保问题的。日化用品巨头联合利华的CEO呼吁旗下每一个品牌都能实现自己的“使命目标”,“像家净这个品牌希望建造2500个洗手间。我们希望为500万人口提供生活用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价值链改善550万女性的生活质量。我们还希望为10亿人口提供卫生和福利——比如洗手洗得更干净。”

除了灵活应对市场信号,品牌形象,跨国公司也有可能因为社会责任而支持进步的变革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跨国公司对品牌、成本和政策等的顾忌来鞭挞那些反动的行为,比如雀巢曾试图说服贫困国家的妈妈们放弃母乳喂养而采用配方奶粉,全然不顾她们要增加开支,还要冒着用当地的脏水冲调奶粉的风险,这也大大损害了雀巢的品牌形象。雀巢公司的行为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抵制,大家发起了拒绝购买雀巢产品的运动,所以可以利用公司对品牌的在意,发起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取得成功。

以上我们讨论了正向偏差的方法,重建内在权力、寻找基层“谷粒”的必要,和将政府与跨国公司变成同盟的可能性。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当然是一件富有激情和献身精神的事,正如书中所提醒的,渐进式变革主要不是因为社会活动家而实现的:当穷人和贫困社区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它才会发生;技术、价格、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纯粹的意外比潜在的变革推动者的行动要重要得多。社会活动家并非救世主,只是使变化更快,朝着更有希望的方向发展的催化剂。但即便如此,你我也是为了让世界更为美好,不可或缺的种子。

另外,这里所分享的,远不是这本书的全貌(但愿也不是干货),书中还有更为系统的认知方法和行动指南,欢迎扫码或者点击左下角的“阅读原文”,把这本书带回家。

内容简介

社会充满了潜在的“变革推动者”,他们推动改善公共服务,改革法律和制度,保护人权,使最边缘群体获得更多的公平,并拓深对大量类似问题的认知。这些推动者包括各种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政府官员、开明企业家、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基于大量第一手案例和许多新的个案研究,以及在世界各地采访草根社会活动家及社会组织的经历,加上乐施会独有的全球经验,本书所回答的问题是:变革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领袖、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雇员和普通民众,怎样才能创造不同于过往的明天。

目录

导 言 第一部分 权力与系统方法 第一章 系统思维改变一切 第二章 权力是变革的核心 第三章 社会规范的转换推动变革 案例研究:玻利维亚的齐卡塔诺斯

第二部分 制度及历史的重要性 第四章 国家如何演变 第五章 法律机器 第六章 问责制、政党和媒体 第七章 国际体系如何形塑变革 第八章 作为变革动力和对象的跨国公司 案例研究: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

第三部分 社会活动家能(不能)做之事 第九章 公民行动主义和市民社会 第十章 领导者和领导力 第十一章 倡导的力量

第四部分 综合所有要素 第十二章 权力与系统方法促进变革发生

结 论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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