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速变

八日水
2019-01-20 看过

这是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教授哈尔特穆特*罗萨以采用一致性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为导向的视角来审视时间在资本社会的意义,提出社会加速的系统理论方案(涉及时间哲学和时间社会学),用来填补现有的现代性分析中的空白。

通过机械钟表的使用和晚些时候的标准时间的引入,时间从地点中解放出来了。成功生活的概念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明确阐述了,并且是在自反信念系统中发挥作用,它更多是含蓄地构成了感觉、价值观和行为决定的基础,并且会反映在个体的和集体的叙述、符号和学说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和‘变化’是相伴相生的,变化赋予时间存在的意义,时间则成为变化的影子。而在时间的映射下,变化又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进一步分类并加以比较的,于是就有了‘速度’的产生,而‘速度’作为‘时间’附属的一个次级概念,忠实地服务于‘时间’和‘变化’。

对变动本身的喜欢,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它一方面作为通往真正生活的道理和保证进步的途径,而另一方面又是无限的深渊和吞噬一切的漩涡。将速度的结构自身作为社会科学的时间诊断和确定现代化的对象的要求,产生于现代化似乎是‘自发的’自我观察,以及越来越敏感的社会研究者的强行加入。

时间结构具有集合属性、社会性特征;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时间结构总是与行动中的个体对着干。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加速为首要特征的。过程和事件的加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减速现象的系统价值只有在将去减速现象作为占首要地位的加速过程的后遗的反应或是作为加速的副作用,才能实证式地确定。

时间危机,正在挑战传统的形式、个体所拥有的机会以及政治家的构建社会的能力,并且正不断让人们对全社会的危机时代的感知扩散,这种感觉是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蔓延的,也就是在‘加速的社会中’,在社会结构、物质结构和文化结构持续地不断发生着变化的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却是结构上和文化上的深层次的静止,即历史的根本的凝滞,在这样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重要的元素再有任何改变,迅速变化的一直只是表面现象。

历史的发展不再是奔向某个特定的目标,它的出口是不确定的。不仅是对时间的测量,而且也包括对时间的感知和时间的地平线,都在最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并且随着不同社会的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人们的行为和实践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其实并不是由作为个体行为者所决定的,而是几乎完全由社会中的集体性的时间模式和同步化要求所预先确定的(例如开放时间、交通时刻表、运行时间表、机构的程序和规定时间安排的合同、有效期等)。是否、如何和在多大范围内对未来进行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测性。

地区性可观察到的白天和黑夜的区别、四季的区别,和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节律通常共同构建了时间定义和时间词汇的发展的起点。在文化的发展中时间首先一定是本地时间,它是根据某个特定地点的太阳位置和四季的自然变化来确定的。与空间感觉相反,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只有非常有限的人类学的关系,其原因是时间感是社会历史的变量。

时间结构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而空间结构却不能。在一个社会中的‘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常常是造成时间结构的改变,而不是空间的变化。共同决定着‘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类型和方式的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远景)的意义和行为的时间模式,一直是结构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复杂的产物。

由经济、科学和技术所引发的发展,其速度对于社会变化中的政治控制和法律规范来说过快了。经济、科学和技术站在一边,法律和政治站在另一边,相互之间出现了‘步调不一致’。持续的危机时代正是时间危机的结构。

从围绕着加速技术展开的文化斗争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技术的加速过程并不是匀速、线性发展的,而是阵发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障碍、阻力和反向运动,这会使得加速过程放缓、中断以及甚至是暂时地转向相反方向。第二,技术的加速推力带来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加速讨论和减速讨论,对减速的呼唤和对失去的‘缓慢的世界’怀旧的渴望。第三,与减速支持者在上层文化讨论中的霸权地位相反,到目前为止每一场‘文化战斗’最终都是以减速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也就是说,伴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使用。

加速和现代化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而且错综复杂,而速度提高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并且相互矛盾。 现代社会作为‘加速社会’可以理解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加速形式的(技术的加速和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提高,以结构和文化为前 提的)相互连接,并且因此也存在着增长和加速。这意味着,平均的增长速度(可以定义为生产、关联、通讯和经过的路程的总体数量的增加)超越了平均的加 速速率。

社会加速可分为三个维度:技术的加速(目标明确的、技术的,特别是工艺的机械的加速过程);社会变化的加速(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以及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将某个特定的时间段确定为现在的缩短);生活节奏的加速(客观方面包括行为时间爱你的缩短或者紧凑,例如对时间预算的研究;主观上被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时间压力和以令人感到紧张的形式出现的加速迫力的感觉,以及对于‘不再能赶得上’的恐惧所打败了)。三种社会的加速形式之间不能相互简化为某一种类型,而是可能会有彻底的矛盾关系(技术加速产生了可确定的空闲的时间资源)。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尽管与加速动力密切相连),而是速度的加快令人惊讶地表现为(现代的)历史的真正的驱动力。

社会时间的本质,也就是对时间的感知和结构化,将通过社会结构的形式来确定,它是时间社会学的基本假设。三个加速原则中的每一个在相应的加速领域中都是作为首要的引擎,尽管根据加速循环的作用方式,每个‘引擎’自然往往是共同推动加速螺旋的:经济方面的逻辑对于技术加速而已是首要的加速器;文化方面的增长逻辑推动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功能分化的结构原理以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方式加速着社会变化。加速的动态力量根据它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要自己创造它所需要的制度和实践形式,并且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又会通过它自己使之成为可能的速度极限去毁掉这些制度和实践形式。

停滞和运动的关系在现代历史上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从前者到后者的线性发展,并且因此社会的变革也不能被看作是线性的加速过程,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的发展逻辑的。

变化的速率本身也是变化着的。与此同时,伴随着加速,减速或者停滞的五种类型:自然的速度极限(物理的、生物的和人类的速度极限)、减速岛(地域、文化或社会上的世外桃源)、作为功能失调的伴随之物的放缓(交通堵塞、抑郁症疾病)、有目的的减速的两种形式(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以便更好的加速发展;减速作为加快速度的策略,例如个体精神放松、政治经济放缓)、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停滞(形成诸如‘历史的终结’‘零选择性的乌托邦’)。

减速的力量既不能在结构上,也不能在文化方面与加速动力势均力敌,它们更多地像是处在寄生的地位。分化过程、合理化过程、驯服过程、个体化过程和加速过程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趋势,而在减速过程中,是围绕着现代化过程的(特别是与加速有关的)反面进行的,并且可以猜测,这些反面会随着加速本身的力量或者生长或者消失。

技术加速本身是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所带来的结果,而且技术加速对主体性的形式和团体的形式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决定它们。时间感觉之所以得以产生,是因为所在的位置上的空间特定发生了变化,例如变亮了、变暗了、变成夏日的酷热和冬天的寒冷。与空间的关系主要通过运输的加速而发生了变化,与人的关系通过通讯的加速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与物品的关系通过(再)生产的加速也发生了变革。

而之后,所有三种加速都推动了与时间的关系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加速过时的储备知识出现在实践的形式和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主题的自我关系的认知性元素有关,并且也影响到社会现实的结构性和文化性层面。行为者在永远充满这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不能一直努力更新的话,在他的语言、服装、外表、社交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力、休闲装备、养老保险和投资等方面,都将是不合时宜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不仅通过使用不同的沟通工具,而且做不同的游戏、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电视节目和新闻节目、读不同的报纸、喜欢差别越来越大的音乐风格、穿不同的衣服、去针对不同年龄人所开设的商店购物,甚至是吃不同的饭菜和说不同的语言,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亚世界之中。‘代际断裂’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当年轻的一代通过稳定的信任关系和可信赖的榜样所激励的时候,他们才会参与长期发展的和需要高昂的前提投资的时间活动。

由于更高的、几乎不能明确确定的临界值,使得变化最终不再能被看作是固定结构的改变,而是作为从根本上而且可能是混乱的不确定性,记叙式的、累积的和线性的世界连接不再存在。社会加速在现代变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三个加速领域以似乎是循环的形式形成了相互的提升关系。因此,在这个循环中不断产生加速,并且不可避免地生成更多的加速,加速成为自我加强的‘反馈系统’。

时间资源的短缺将技术的和科技的革新进程塑造成了以加速为目标的过程。时间资源越是短缺,并且因此生活节奏的加速越大,对加速技术和加速科技的需求就越大。技术加速因而是时间资源短缺和由此而来的生活节奏的提高的直接后果。技术的以及尤其是科技的加速发挥着社会变化的强有力的发条的作用。

社会变化的加速是技术加速的直接的(并且最终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果。现在文化的独特特性是那些发条与时间效率的原则的相互联系,并且与和时间效率原则相联系的加速期望联系在了一起。由于社会加速的趋势适合于结构 的和文化的总体安排,并且都均匀地写入总体安排的各个部分,因此也可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确定首要的驱动要素。

现代的对安全感的要求最终是要付出它的加速的需求的代价的,并且导致时间紧缺。常规的职业方面的和家庭方面的实施顺序(教育、职业、退出职场,或者说恋爱、结婚、生孩子)之间一方面越来越少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也越来越少地与生理的年龄相互联系,并且另一方面,连续的前进和有序的顺序被多次中断。跟随在晚期时代的时间的去时间化之后的永恒的时间,它的逻辑不仅表现在生命历程在时间上的去结构化,而且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弹性化上。事件的发生、期限、顺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灵活的。

时间顺序因而是在时间中由自己个性化灵活地创造的。信息、货币、商品和人员的跨越巨大的距离进行交换或流动并不是新鲜事,而观念和疾病的移动也不是:新鲜的是这些过程在今天运行的速度和无阻力。行为、事件和联系在时间中决定自身,不再遵循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工作、消费、家庭生活和公共区域的碎片化为我们带来一个在事先准备好的‘身份确认包’之外的世界。

每个人都必须从没有联系的碎片中创造自己的连贯的整体。从工作到道德,并且更普遍的是,所指出的变化可以被描述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经典的现代’的日常生活是通过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和以在这中间发展出来的时间例行程序为标志的。在晚期时代,可能的事件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并且本身也处于飞快地变动中,因而不再能够通过惯例和传统加以确定,而是在可能性范围增大的不可预测性之中,不再能够识别它们的重要性,而只是任其自己设置而已。

失去了自我的或者生活在时间中有方向的运动的感觉,并且因而也失去了发展的愿景。这个时代的过渡最终只能在加速理论的视角下准确地加以理解和确定。

政治方面的决策过程的并非自愿的减速有三个原因:第一,决策作用的时间范围扩大,决策的后果往往延伸到越来越遥远的未来;第二,维持已有的内容层面的(需要大量时间的)合理化标准而使得每一个政治决策所花费的时间增多了(决策增加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第三,最终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以及(民主的)审议的真正的政治程序,也就是说决策和决议的过程,由于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因此也越来越耗费时间。

权力的运用和权力过剩所激励的意识形态尽管在现在是存在的,但是不再能够对历史的前后一贯性提出要求,而是接受了纯粹是偶然性的现象。民族主义、战争、反犹太主义、经济危机、将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和新的原教旨主义、工资斗争、国家建立和国家倒塌,甚至是不久前出现的(新)殖民主义:新时代的所有的历史形式、元素和冲突都以混乱的顺序再次回到似乎是新的静态的同时性和情境化的政治的空间中来。

现代化被理解为是中央国家的加速程序,它不是被别的事物所驱动,而正是被政治方面的对积蓄权力的追求所推动着的。国家和军队是历史上非常强有力的、基本的加速要素,它们对现代的增长动力的产生和相应的时间实践的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接生术式的’作用(统一语言、货币、法律规范、基础设施和交通障碍等)。但是它们通过自身的稳定性,将加速器变成了制动器,或者速度阻碍因素。真正的军事上的革新在今天更确切地说是应该以毁灭技术的一定程度的放慢和精确为目标,这使得对快速武器的可控制的以及因此战略性的替代成为可能。在今天,军事技术发展的目标不再是快速地毁灭敌人,而是精确地切断基础设施和抵抗力量。

当代的民族国家尽管不能以简单的和没有止境的权力丧失为标志,但是也是经历着功能上的根本的变化。民族国家从加速的关键机构变成了减速的核心机制,也就是说变成了加速的障碍。战争的去军事化也是战争的去国家化(科层管理结构成了低效的典型)。

一个时代的历史图景和主体的时间上的生活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内生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速度,而且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速度是不断地提高的。

社会变化的速度朝着代内的变化速度的方向发展,这会侵蚀稳固的个人身份确定中的连续性条件和一贯性条件,并且因此使得形成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偏好变得非常困难。

文化方面的变化的加速采取了生活方式、流行、休闲实践活动、知识储备、家庭、职业、空间、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联系和导向的相对来说更快的和更加轻易地变化的形式,因而文化变化的加速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文化变化的加速隐藏着对现代性在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和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个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的非常深远的影响;因而加速不仅表现为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进程的形式上的框架条件,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实质的和在物质维度的方向。

新时代的动态化的过程并不是线性地发挥着影响,而是到达了关键性的转折点,在那里是与代际变化的速度联系在一起的。

多个维度的高度不稳定率和变化率改变了主体与其所生活的地点、与围绕在周围的物质结构(包括所穿的衣服、劳动所用的工具)、所接触的人、活动在其中的机构,以及最后自己的感觉和信仰的关系。这些变化或交换得越快,与它们形成发展内心的新人和似乎是‘融入’到当中去所得到的奖赏就越少。

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对应着从稳固的身份和对人生历程管理的机制上的保障以及根据‘人生规划’构造生活,向游戏者般开放的、不再能预测的生活的过渡的感觉,个体或集体的基调都被感觉为游戏般的、飘泊不定的。放弃赋予深度、方向和重要性的要求,会使得在体验事件中的时间体验和人生体验,不再能够转变为经验,因为这些体验不再保留与稳固的未来地平线和可靠的过去的图景的联系,从而使得主体行为的行为能力和导向能力都难以经得起检验,而且很可能导致抑郁病症和消沉的愤恨的明显的显现。

不现实的是,个体、文化和政治的行动能够逐渐地适应晚期现代的变化速度,从而甚至可能在新的基因技术和移植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发展出新的感觉和控制形式。在深谷的不可抑制的继续前进,在逻辑上表现为对运动和停滞的自治的最终的瓦解以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现代的、作为完全动员的反面的疾驰的静止的幻想的实现,但是从实证上可能在很久以来却是以或者是生态系统的崩溃或者是在不断增强的加速病态和势力向着有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的压力下的现代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最终解体为特征的。

失去平衡运动与停滞的能力可能会导致,现代社会最终要为核反应灾难或气候灾难的产生、快速扩散的新的疾病或政治的垮台的新形式、不受控制的权力的爆发付出代价,特别是在那些被加速过程和增长过程排除在外的大众展开反对加速社会的自卫行动的地方,现代社会将更要为之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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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 加速 7.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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