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山湖人
2019-01-16 看过

按语: 丸山真男是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而这本《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则汇集了其二战刚结束的1946年至1961年间,诸多的政治论文与评论。本文试图梳理和介绍本书中的几篇文本所展现出的丸山的主要问题意识与他的回答,但笔者认为教科书式的平铺直叙和理论概念的堆积只会使降低丸山的魅力(其实哪一个思想家不是这样呢,我们总能在他们的文本中发现比教科书中更多的丰富性),丸山自己也认为,“欧洲的政治学概论看上去描述得很抽象,实则其背后蕴含有欧洲数百年来的政治历史脉络,哪怕只是其中某一个命题,也是在其现实的变化波动中孕育而成的。所以不管针对那个范畴或者就某个命题进行分解时,最终都会具体体现到欧洲活生生的政治现实中去。”(《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页387-388)所以,本文选择将丸山的法西斯研究作为进入其思想的契机,并试图在梳理的过程中展示: 1.丸山关于法西斯的经验研究是如何向“普遍性”理论开放的; 2.学术思考是如何具有生产力与行动力的, 以期做到对丸山有血有肉的理解。然而,限于笔者水平,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同样限于笔者水平,本书中意识形态的政治学部分以及大多数后记均没有涉及,这肯定会使我对丸山的理解产生偏颇,更不要说我完全不了解丸山具体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其他文本,所以本文中所谈到的各文本间的联系以及各种借题发挥纯属我本人不成熟的理解,我也常为这种不成熟而感到害羞。不过,借用丸山的一句话:“认识当然是是尽可能越充分越好,但决断就是将之切下一面,”(《现代政治中的表态问题》页504)否则,永远也产生不出行动来。形成文字的东西一定是片面的和部分的,这样的话或许能给我以决断的勇气,并让我能安心写下并公开此文。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是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的一本文集。政治学思想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对这片星空上点点繁星的了解也仅止于教科书的水平,更不用说其中的日本政治思想家了。然而即便如此,丸山真男的名字在我这个异邦人心中仍占有一个显眼的位置,虽然这一半是来自关于日本思想史的道听途说,一半是来自对上世纪日本安保运动的想象。当然,这种印象也并非纯然的向壁虚造,柄谷行人在本书中译本的序言中就说道:“丸山真男作为一个学者,在日本思想史和政治史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家,终身投入到活生生的政治舆论场上。上述两个方面互不可分,本书内容也充分显示了这点。”(《丸山真男的思索与追求》页v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与行动”大概也是丸山一生的绝佳注脚。

丸山出生于大正三年(1914年),成长于所谓“黑暗的昭和”,对他来说,大日本帝国最疯狂时期的统治不仅仅是一种通过书本、影像等媒介所传达出来的知识,更是一种切肤的生活实感,这种内部的视角以及对这种生活实感的解析可以说是他的研究具有如此强穿透力的源泉,这将会在之后提到的诸多文本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战后日本经过了民主重建以及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面对“眼前大量的活生生的素材”(《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页390),丸山不但作为一位市民而积极行动着,更作为一名学者而进行着艰苦且深刻的思索,民主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所处的现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当然,对法西斯主义的检讨和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在丸山那里从来就不是分离的,不如说,法西斯主义和二战为丸山提供了观察现代社会的契机,其关于现代社会的许多论断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而且越是深入丸山的文本,便越能发现二者的一贯性。也正因为此,丸山论述日本法西斯的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其思想的契机,所以一切还是要从那篇著名的论文——《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说起。

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构造

二战结束后,人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换言之,为什么会出现法西斯主义?这不仅涉及到对战犯的惩治,还涉及到我们人类要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丸山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更作为一名日本国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避的了这一问题的。当时流行的对法西斯的批判一是来自传统自由主义,二是来自社会主义,其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日德法西斯化”更是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丸山自然也十分熟悉这些批判,但他并不满意:“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则多集中在造成这种极端国家主义的社会原因及经济背景上,而对其思想结构及心理基础,无论国内外,都还没有作为专题来研究分析。”(《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3)可见,丸山并不是要在一般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他就把目光集中到了精神构造——或说心理机制——上来。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丸山这样的处理太过“唯心”,或者批判得不够彻底,但这恰恰是丸山的研究最具价值的地方,因为这是来自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他发现,即使在战后,日本国民的政治意识仍然不高,这“绝不单纯是外部权力机构所造成的,问题在于一种心理机制渗透到这种权力机构,并将民众的内心及行动疏通到一定渠道上来。”(《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4)所以,“只有来一场精神革命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革命。”关于丸山这一视角的价值,我们会在稍后再次提到。

丸山在明确自己的目标之后,便进入了分析。首先,他指出极端国家主义破坏了近代以来确立的国家中立原则,即将价值判断从国家机能中分离出去的原则。“日本的国家主义无处不将自己的统治依据强加于某种内容价值的实体之上。”(《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6)这使得国家成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决定者,进而,国家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正当且绝对的,这一点不光存在于国家主义者那里,即使是自由民权分子,也将忠孝之类的价值置于不可批判的地位,所以,这种超国家主义的结构构成了帝国日本的基本事实。

当然,中立原则并非什么新鲜概念,指出帝国日本的超国家主义特质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之处,丸山要分析的是,在这种权力构造下,形成了怎样的心理机制。所以,他接着比较了这种国家主义与霍布斯的绝对主义的区别。在霍布斯的利维坦那里,权力自身是绝对的起始点,所以统治者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彰显。而在日本,权力植根于道义准则,同时也消融在道义准则之中。“所谓‘施大义于世界’的大义,既非存于国家行为之前,又非其后所定,它总是与国家行为同步存在”(《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10)。于是,连统治者的主体意识也消融了,其行为的准则不是来源于其自身,而是来源于与绝对价值的距离,也就是其所处的位子。

所以,在日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独裁,“因为独裁观念本是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16),取代独裁者形象的是一群“矮小”的“官僚式政治家”(丸山甚至认为他们根本称不上是政治家)(《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21),对他们来说,“权力的行使并非基于心理上强烈的自我意识,而是基于与国家权力的一体化”(《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13)——丸山不无嘲讽地写到——“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权威的倚仗,返回到具体的个人时,他们竟然是那么脆弱、那么令人悲哀!所以,在对战犯的审判中,土屋脸色煞白、古岛当众号泣,而赫尔曼·戈林的表现却是哄笑。关押在巢鸭监狱里的赫赫有名的战犯中,又有几个能表现出后者那种傲然不逊的态度来呢?”(《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13)

这还只说到作为统治者的官僚,事实上,整个日本国家,都被圈进了这个价值体系中,军人的自豪来源于军队直属于天皇,臣民的自豪来源于其是天皇的子民,于是“归根结底是一种优越感的问题……与极端存在(天皇)的距离感,成了运转整个国家机构的精神动力。”(《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13)

而主体性被消解后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责任意识的淡漠。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军国统治者又和纳粹形成了对比:“无论起因如何,纳粹的头头们对决定二次大战的开战有着明确的认识。然而,我国发动了这么一场大战,却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发动了这场战争。大家都觉得是被什么东西鬼使神差,不由自主地举国卷入到了战争的漩涡中去。”(《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17)

第二个结果则是“转移压抑”原理的形成。“独裁观念难以形成,取而代之的是靠转嫁压抑来保持精神上的平衡”,于是,统治者的压抑被转移到了被统治者,上层的压抑被转嫁到了下层,而当这种原理被运用到国际事务上,便构成了军国日本对外扩张的心理动力。在这里,丸山敏锐地发现“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明治以后至今的外交活动中,对外强硬论肯定是由民间提出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19)而且,日军在中国、菲律宾的残暴行为,直接下手的都是一般士兵。这是因为“在国内他们都是‘卑贱’的人民,而在军队里,即便是二等兵,一旦奔赴战场,就作为皇军与绝对价值保持了联系,处于一种无比优越的地位。”(《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19)

至此,丸山解析了超国家主义如何导致了国民(包括统治者)主体意识的消解,以及这种消解如何导致了统治者责任意识的淡漠与平民对外扩张的倾向。然而,我们自然要问,处于价值中心的天皇又是怎样?他是整个国家唯一具有主体性的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天皇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其背后是万世一系之皇统,“皇祖皇宗整个形成一体才是内容价值的绝对体现”(《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20),在这一逻辑中,作为个体的天皇并不具有绝对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奇妙的景象,整个帝国日本,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个体具有主体性,随之而来的,没有一个个体具有自觉的责任意识。丸山的这套解释后来被归结为“无责任体制”这一命题,并为我们理解军国日本的逻辑提供了方向。

《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写于战争刚刚结束的1946年,而在1949年的《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一文中,丸山又推进了他的解释,在统治者的主体性消融这一逻辑下,细致地描绘并解释了军国日本的种种匪夷所思之处。

在这篇文章中,丸山发现,战犯们自我辩护的说辞中存在着两支大的逻辑矿脉:“其一是对既成事实的屈服,其二是对权限的逃避。”

“对既成事实的屈服”如字面所示,是指“现实既已形成这一点成为最终承认现实的根据”。已经作为国策确定下来了,那么即便私底下可能并不赞同,也只好作为现实而接受,这样的心态广泛存在于日本的军国统治者间。究其原因在于,个人处于权力结构的这个位子,便只能按照这个位子所要求的那样做,自我意识反倒并不重要,这和上面所说的“权力的行使并非基于心理上强烈的自我意识,而是基于与国家权力的一体化”属于同一构造。于是,在这种心态下,“现实”被等同于既成事实,其没有未来的维度,屈从于现实便是屈从于过去,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被动的接受、应对,而从没有看到主动的改变。于是,这些本来处于高位的、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却总是被“不知从何处发生起来的事件”(《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03)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只有茫然看着事态发展,一边嘟嘟囔囔地顺从‘必然性’的结果了”。(《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06)在这种心态下,吊诡的情况出现了,“日本的最高掌权者是他们下属官僚的木偶,那些下属又受派出地的军部以及与之勾结的右翼浪人、流氓无赖的摆布”(《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05),“就这样,柳条沟与卢沟桥的一发枪响漫无边际地扩大开来,‘无法者’的阴谋便逐个地由金字塔式的上级组织追认为既成事实并将它上升到了最高国策的地位。”(《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06)于是,连最高层在是否全面对华开战这一问题上还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全面对华战争就稀里糊涂的开始了,也难怪丸山会感慨:“简直会让人觉得这一系列的历史过程是超出了人们能力之外的天灾人祸”(《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03)。

在这里,丸山已经接触到了近代日本一个独特的现象——下克上。这之中引人瞩目的“二二六兵变”在发生之初,陆军内部也不知如何是好,其快速平定,实有赖于昭和天皇的主体性“难得”的彰显,昭和天皇在晚年回忆到:“我只有两次积极执行了自己的主张,一次是这件事(指‘二二六’),一次则是终战。”然而,从反面来读这句话,我们很难不想起丸山之前的论断:处于价值中心的天皇也并非这个国家主体性的存在。

在前面,丸山分析了上位者屈从现实的心理,从“上”的一方面考察了“下克上”的现象,接着,丸山还从“下”的一方面继续解析。这时,他用到了《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中提到的“转嫁压抑”的原理。在前文中,丸山已经提到“转嫁压抑”导致的民众的排外主义倾向,而在这里,“下克上”则是转嫁压抑这面盾的另半面。所以,一方面,“为了防止不满的逆流,统治阶层便自动出面煽动”排外主义的倾向,但“反过来又在危机阶段屈从于那种无责任的‘舆论’,从而丧失了决策的自主性。”(《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109)。

以上是日本法西斯矮小性的第一个面向——对既成事实的屈服——的分析,接下来谈第二点——对权限的逃避。

在这里,丸山更加直白地称那些军国统治者们为“实际上的帝国官吏”,不管在政治上他们如何表现为权力的拥有者,“其灵魂深处总是潜藏着马克思·韦伯所谓的‘官僚精神’”,“所以,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他们随时都可以摇身一变为在法律严格规定的职务权限内行动的专门官吏。”(《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13)所以,一旦出现问题,上下级之间、平级之间便会出现恼人的相互推诿,其结果就是责任主体没有了着落。

同时,另一方面,由于各部门与天皇权威的纵向关系,“各自的‘权限’转为绝对化,于是权限之间便产生了无休止纠缠不清的葛藤”(《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17)。然而,这并不是人与人的纠葛与对立,因为“官僚身上没有一贯始终的立场和思想意识,而且作为专门官吏也不允许这么做。”这是官僚系统本身的横向分裂,正如水野广德所说:“军政系也好,军令系也好,都不是人员的问题,而是椅子的问题” (《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18)。于是,奇妙的景象又出现了,“同举国一致与一亿人一条心的口号越发狂热成正比,舞台后面统治权力之间的横向分裂也日益激化。”(《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18)在绝对主义国家统治的外表下,是官僚系统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再加上“下克上”中下位者“倒错的民主”,则这种“无政府状态”便具有了更深的内涵。就这样,“日本帝国的命运要为它内部的暗斗一直苦恼到其崩溃之日。”(《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18)

在明治时代,藩阀官僚们毕竟是“披浴着革命的浪花凭着自身的力量确立了政权”,(《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21)彼时,他们尚能喊出“我国之有今日岂非萨长之力乎?”的壮语(《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21)。但绝对主义国家的体制已经确立,这种体制下所培养的主体性普遍缺失的种子业已种下,只等时机成熟,结出恶果。所以“这种骄傲一旦失去,权力便径直走上矮小化的道路”(《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21),其最终形象便是那群不明不白的使日本走上战争之路的“官僚式政治家”。

至此,我们看到了丸山对日本法西斯精神结构的剖析,其中有对“现实”的屈从,有与权力结合而带来的优越感,有转嫁压抑的倾向,当然,最重要的是主体性缺失而带来的所有人的责任无意识状态。从丸山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极端国家主义是培养这种精神构造的沃土,是这种精神结构的制度源泉,但显然,丸山并不认为随着制度的瓦解,这种精神结构也会随之瓦解,丸山的表述是“只有在以极端国家主义为一切基础的国体丧失了其绝对性的今天,国民才可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页21)这也就意味着,其瓦解只是开放了一种可能性,如果不去自觉地改变战前的这种精神构造,那么新日本的民主主义建设将无从谈起。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丸山将目光集中到了日本法西斯的精神构造上,现在,我们发现,其价值在于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同样的制度,配以不同的精神也会展现出不同的面向。所以,民主主义不会像最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建立起一套“自由民主”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的,这之中还必须渗透进关于精神构造的考察,其困难程度之大不可以道里计。事实上,只有当我们看到了丸山所看到的困难,我们才能明白其笔下——“这些并非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某个国家里的童话故事。”(《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页123)——这句话的厚重感,同时,对丸山热切期待“新生”的日本国民能够建立起主体性从而真正地树立起民主主义所展现出的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也才能回以最真挚的尊敬。

丸山之后写的诸多政治批评的文本,都可以看到其关于日本法西斯精神构造的分析的影子。比如,在《“现实”主义的陷阱》(1952年)一文中,丸山说:“只要稍加思索便能明白,现在舆论界盛行的‘现实’观有这种极为特殊的意义和色彩。”(《“现实”主义的陷阱》页175)这里的“现实”不正是矮小的军国统治者所屈从的“现实”吗?丸山警告说“只要不对这种现实观的构造加以批判,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会阻碍我们国民的自发性思考和行动,只会起到埋没这种思考与行动的作用吧。那么,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少女一样,穿上被称为‘现实’的红舞鞋的国民只有不停地跳舞,自已也无法控制地一直跳到死。”(《“现实”主义的陷阱》页175-176)这不正是旧日本帝国的官僚在一次又一次的屈从于既成事实后,最终将整个国家引向战争的绝佳写照吗?不如说,当丸山发出这段警告的时候,其心中站立的意象正是这群“官僚式政治家”。

又比如,在《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中,丸山批评那种用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图式化格局来分析日本政治现实的做法,当然,这背后有着复杂的认识论问题,但如果仅就这种现象来看,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正是认为只要建立起民主的制度就好了吗,所以他们才会认为战后日本已经树立起了民主主义,而要保卫这个民主主义就必须举起反共的大旗。对此,丸山冷酷的说道:“当前的问题不是保卫已经存在的民主主义,而是要从今发展壮大刚刚生根的民主主义”(《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页143)。随后,丸山举出了“当头儿”的威胁,“对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谁都看得很清楚,比起那些显著的独裁型的领导人更要警惕是那种‘当头儿’的人”(《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页139),而头儿的支配是以社会日常的传统价值观和习惯性思考模式为支撑的。在读了丸山分析日本法西斯的精神构造的两篇文章之后,我们大概会同意这种“当头儿”正是旧官僚的缩小版。

这里,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了丸山对法西斯的分析是如何具有生产性的,不过这时的丸山主要关心的还是日本的特殊经验,其主要目的也是反思如何建立日本的民主主义,这可以从上述几篇文章在行文中不时出现的日本独特的精神风土得到印证。将对法西斯的考察开放为对现代社会的反思,还需要新的历史语境作为契机。

这样来看,《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一文便显得尤为瞩目。这篇论文写于1961年,是本书收录的论文中最晚发表的。那时,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事实,麦卡锡主义在“自由美国”掀起旋风,而日本国内,五五年体制业已确立,1960年,日美又签订了新的《安保条约》,这一系列重大的现实政治事件扑面而来,然而在这个时候,丸山却突然讲起古来,开始分析起纳粹德国。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丸山想通过法西斯告诉人们他关于这些政治事件的思考。

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丸山便抛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们所处的现代是一个倒错的时代。且不说这一命题的具体含义,这至少表明,此时的丸山已经将“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作为自己的反思对象。而且,以罗素的例子作为小节的结尾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一点。

随后,丸山便进入了对纳粹德国的考察。然而,与一般的政治分析不同,丸山以这样一个问题切入考察对象:“大多数的一般国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度过了纳粹统治的十二年呢?”(《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17)这种内部的视角可以说是本文成功的原因之一。对处于“外部世界”的我们来说,纳粹早已被贴上了不可触碰的标签,纳粹的一次次成功在我们眼中都是具有深远意义且令人遗憾的事,但“对那些生活在那个世界中的人来说,可能并不特别值得注意,而只是一步步地被接受为场景中的变化罢了。”(《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18)相反,如果我们“理所当然”地指出他们那个世界的颠倒之处,大概会被那个世界的人看作是危言耸听者,或者直接被归为异端,毕竟,就他们的生活实感来说,他们的世界是“正常”的世界,不如说,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才是颠倒的。于是,生活在纳粹世界中的一般民,“为了避免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危言耸听者,会调整自己以适应其环境,与此同时,先前他还不能苟同的那些场景也变得习惯了,当他突然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远离了最初所站的地点。”(《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21)而他们最后到达的那个位置是为我们后来者所熟知的,由政治迫害、集中营等典型意象所构成的图画。这说的还是一般民众,具有“批判力”的知识分子又怎样呢?“稍微明智的知识分子,都过着双重生活:一种内在的和一种外在的生活。”(《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22)或许,他们会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却主动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在世界,将外在世界交给了权力。于是,在纳粹德国,我们看到了“两个被分裂开的‘真实’情景”。(《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27)一个是我们所熟知的外部世界和异见者看到的“不可理喻”的法西斯统治,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其内部居民看到的“再正常不过”的世界。这个时候,两种“真实”已经不再能理解对方了。

那么,政治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什么呢?或者,更具体的说,法西斯统治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统治者一方面筑起高墙封锁异端;另一方面使靠近墙的边界区的居民‘逐渐’向中心部移动,和墙保持一段距离。”(《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28)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并不是直接对被统治者施加力,它只需要改变信息流动的渠道——也就是筑墙,民众便会自发的根据其所接受到的信息构建出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意象,再根据这个意象行动。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是隐藏于幕后的,所以民众还会以为是自己作出了自主的选择和判断,于是那些批判者就被当作了“没事找事”的人。

以上便是丸山关于纳粹德国的分析。与1946年二战甫一结束所写的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不同,在那篇中,虽然丸山的立足点是揭示法西斯的精神构造在日本社会的延续,但“八一五”的时间节点是清晰的,正所谓“国体不再具有绝对性的今天”,其中至少包含了丸山所期待的战后对战前的超越。但在这篇写于1961年的文章中,看不到这样的分别,取而代之的是将法西斯和当时的社会摆放在同一位置——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其关于政治权力筑墙的论述,怎能不让人联想到那道横贯欧洲大陆的“墙”呢?当然,前面那堵“墙”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它还意味着社会内部的墙,但丸山本文指向当时的冷战双方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丸山之后就谈到了战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在那里对政治的关注让位于福利国家和休闲的心态,我们似乎看到发生在纳粹德国的向内面的退却,此刻又再次出现在了西方社会。然而,丸山更敏锐的地方在于,他发现,即使看似狂热的政治关注者,也不过是退回内面的另一种形态。丸山问道:“为某个政治事件而愤怒而狂热的自我,与厌倦意识形态的‘过剩’而躲进‘自己的工作’的自我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差异?”(《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35)丸山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里重要的不是政治关注还是冷漠,而是政治关注的结构本身”(《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37),在这里,丸山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论述:“个人一旦失去诸如行会和自治体那种中坚团体的保护,并被抛进一个强有活力的社会中,便会将自己的生活领域局限于日常身边的生计或娱乐之中并切断他对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的意愿。”(《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36)而那些看似狂热的政治关注者,多数也只是把政治当作一种时兴的话题,这和体育或戏剧之类的娱乐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归根结底,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是把政治当作自己的事来参与。

这里说得还是“退回内面”在西方消费社会的再现,政治权力的筑墙行为又如何呢?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明白,丸山是所谓“造墙”就是权力对信息流动的干预,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当然没有纳粹那样明目张胆的信息管制。然而这就意味着造墙原理的不存在吗?当然,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批评说西方的大众媒体并不是没有潜在的导向,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媒体之类的话,然而这不过是阶级论的滥用。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政治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只发挥了很少的作用,民众根据自己所接受到的信息构筑其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意象这一点是问题的关键,而这种意象用美国学者李普曼的说法则是“模拟环境”(pseudo-environment)。(在其他文本中,丸山则称其为媒介化现实或fiction,这一点会在后文提到。)丸山说:“所谓‘社会上’的意象正是一种化合物,它是由来自‘上面’的有目的意识的定调,和人们的‘自我’自发酝酿出的李普曼所谓的‘模拟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成的。”(《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34)而正是因为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是“自发”的,所以这种意象才会更具欺骗性和牢固性,相反,那些有目的的意识形态教育或灌输反倒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或厌恶,从而也降低了其危险性。丸山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抵抗一种新商品的广告战,消费者并不是放弃一般的购买,而只是几乎在无意识之下,把手伸向了过去熟悉的商品。”(《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37)西方消费社会这种经济领域的事实不也是政治领域的写照吗?在这里,丸山也已经指出,这种“模拟环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接受到所有信息从而构筑出一幅“真实”的意象,“现代社会中的‘选择’不是一个‘虚拟’的环境和一个‘真实’的环境之间的选择,只能在形形色色的‘虚构’和形形色色的‘设计’中生活是我们的宿命。除非我们意识到这种宿命,否则,我们注定要丧失一种途径去磨炼在那些‘虚构’中的选择能力,其结果反倒是为‘在一个每个人都变了的世界中谁也没变’的意向‘法则’所动,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就随波逐流了。要不然就成为那些渗透在我们内部的习俗、制度和人际关系的奴隶。”(《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37-538)所谓“每个人都变了的世界中谁也没变”的感觉说得不正是一步步走向纳粹的疯狂统治而犹以为自己生活在正常国家的德国的一般民吗?

当然,对社会主义方面,丸山也提出了警示:“对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其外边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高墙,并由此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再怎么敏锐地警惕注意,或者说再怎么周密地观察之也不为过。”(《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页541)

总之,在这篇文章中,丸山将法西斯主义所展现的问题转化为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虽然施密特说内面与外面是德国精神的双重结构,但丸山并没有止步于将之当作“德意志的精神风土”,相反,其向“普遍性”开放了这一双重结构,使之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也就是前面说到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关注的结构。同样地,还有筑墙的原理,丸山也将其上升成了现代社会的宿命。而这些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正是形成“正统世界”与“异端世界”的区隔,而这种区隔又因为两个世界的成员因各自所积累起来的不同而又“真实”的意象变得日益加深,最终则是社会的分裂与互不理解。这样的分裂我们看得还少吗?在纳粹德国是一般民和犹太人、反纳粹分子;在麦卡锡美国是自由主义者(包括一般民)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类似的,爱国者与自由派,极左与温和派,保守分子与反体制者。现代社会从来不是某个统治者或统治团体对抗乃至压制被统治者,任何直接的政治压力都不能像其表面所展现得那样简单地取得成功,即使是极权主义与意识形态政治,也是靠上述这样的机制才得以成立。

或许是错觉,相比较于《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在本文中,丸山的笔调似乎更加深沉,论证中没有了前文的张扬气质(在前文中,丸山对军国主义者的嘲讽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结尾处也没有了前文所传递出的热烈的期待,当然,期待本身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更加意味深长(我们会在第三节再次回到这个期待)。面对二战后的冷战,1961年的丸山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的呢?不由得引人遐想。

总之,通过梳理本书中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文本(在发表时间上,两者也同样是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我们看到了丸山对法西斯主义的剖析,以及这种剖析是如何向战后日本,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开放的。当然,从法西斯主义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一定是渐进的,丸山的思索也一定是连续的,大跨步地跳过那么多丰富的文本,其危险性不言而喻。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梳理其中几篇,以便更全面的了解丸山对现代社会的思索。

现代社会的统治与被统治

《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原稿是写给《政治学辞典》的条目,但新稿做了很大的补充,里面汇集了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现代社会的权力构造本身,而且本稿具有很强的结构性,所以为我们系统的了解丸山对现代政治权力的看法提供了钥匙。

本稿分为五节:社会权力与物理法则、权力的实体概念与机能概念、权力状况的先决条件、政治权力的构成及其手段、政治权力的发展趋势。其中后四节所展示的问题较为重要,接下来就按照这四节的顺序加以概述。

权力的实体概念与机能概念 首先,丸山区分了权力的实体概念与机能概念,这是分析政治权力的两种视角。实体概念即将权力视为某一集团所有,而机能概念则是在人际关系中考察权力之所在。当然,这两种视角只是光谱的两端,在实际的分析中有着更复杂的面向。

丸山并不偏好哪个概念,有趣的是,接下来其分别从实体概念的权力和机能概念的权力出发,分析了两个重要问题(用来展示这两个概念各自的优势所在),而这两个问题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实体性的权力概念的含义出发,我们便可以知道它是将权力视为一种凝固物。而丸山认为,权力的凝固是一种随着组织化权力的加深而必然出现的趋势,“这种章法也好组织也好,随着年代经久或规模扩大,会趋于僵硬化,在这一意义上会加深权力作为‘实体’的特征。”(《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0),而“实体的权力概念的长处就在于捕捉这种必然性。”(《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0)不用说,这种趋势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

第二点,虽然近代国家建立以来,权力便被渐渐视为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中世纪那种政治、经济等各社会部门统合的绝对权力成了过去式,这也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建立了代议制,便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根源所在,因为在其他领域,人类已经获得了“自由”。但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被自由主义者忽视的其他领域的权力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不仅要实现政治领域的自由,还要实现经济领域的自由,并斥责自由主义者“自由”的虚伪性——因为那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丸山认为,实体化的权力概念正适合捕捉这种权力复杂性。因为“其他经济、宗教、宣传等领域的社会组织……其中的权力关系不断呈现出一种趋势是个别的相互作用关系被抽象化并且加以凝固。”(《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0)事实上,在丸山的分类中,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运用实体化权力概念的典型。

接着说权力的机能概念。权力的机能概念是在人际关系中考察权力所在,也就是说其关注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互动。在这里,机能概念的权力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统治并不只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这一单方向的过程,统治关系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限往返的互动之中。“指导和支配,如果没有服从就无从而谈,而且服从者是积极协助,还是消极抵抗,抑或默认随大流,这些行为模式对权力关系来说,不是外在的力矩,而是具有左右其本质的意义。” (《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1)这段话可谓是道出了权力的真相。

另外,只是公式化的理解权力,也就是过分地依赖实体化的权力概念,反而会迷失于如何确定制度或团体的边界,因为说到底,所谓制度与团体不过是体制化了的人际关系,其边界不可能像地图上的行政边界样清晰明白。如果非要划出个边界,恐怕只会掩盖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就要将权力构造不断地展现在权力过程中,并在组织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将这一过程暂且分解开来进行考察。”(《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5)

在介绍权力的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现代社会权力的错综复杂以及权力的凝固化趋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接下来进入第三节《权力状况的先决条件》。

权力状况的先决条件 在这一节中,丸山首先明确,其所用的分析工具是权力的机能概念,并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来分析权力,其优点在于能够理清广泛的人际关系在转入权力关系时的巨大能量。”(《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5)

接着,丸山引入“价值”这一概念,指出权力即在于对价值的占有或分配。方便我们理解的价值当然是生命和财产,而控制了生杀予夺的人或机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控制了权力。在这里,通过价值这一概念,丸山拆解了权力本身的构造,并将之还原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而这种拆解为下一步的推进提供了基础。

将权力拆解为对价值的占有或分配,接着,通过对价值的分析,我们便能加深对权力的认识,因为这种价值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复杂性。当然,一般来说生命和财产是这些价值中最本源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别的价值可能会超越经济价值,比方说开除教籍对信徒来说或许比经济惩罚要来的更为严重,而控制了这一价值的机构或个人,也便掌控了权力。通过价值的多样性,丸山否认了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当代社会在其他领域已经实现了自由,“没能认清各种权力的重叠关系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显著的失误,他们过于乐观了。”(《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7)有趣的是,这里隐藏了一条暗线,前面已经说过,自由主义者的这种看法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但马克思主义者用的是权力的实体概念,而在这里,丸山运用权力的机能概念重新论证了这一点。

在明白了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后,我们在政治考察的时候便不能简单的将社会团体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接着丸山谈到了社会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化的机制。首先,权力本身具有自我扩大及集中的倾向,“围绕重大的价值纷争无论是在集团之间还是在集团内部,都容易迅速转化为权力斗争。由此产生一种内在倾向:在权力的管辖下人与人的组织关系不断扩大规模,将权力关系的最高点愈发纳入自己的内部。这并非因为领导人及统治者的邪恶本质,而是基于权力本身的特性。”(《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8)当集团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政策因素的登场则是其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契机。“所谓政策是利益的生产、获取、维持、分配等目标,以及为实现之的方法”(《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9),也就是说,借由具体的政策,这个集团的中心通过掌控价值的占有或分配而将组织构造中所蕴涵的权力兑现了。

最后,丸山总结到:“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这种常识上的区分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当然重要的是对于各自社会集团在权力网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要因时因地观察其追求的利益。”(《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1)这就提醒我们,面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政治,我们的目光不能仅停留在表面,只有深入分析每一个权力过程,才能明白权力的真正所在。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丸山在《军国统治者的心态》一文中对“下克上”的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从表面上看权力所在,大概会疑惑为什么身居高位的名义上的“权力掌控者”会被下面层出不穷的事态弄得晕头转向。

总之,“在一定的政治状况下,要认清任何机关或集团如何最根本地左右国家权力并非易事,从有关宪法的主权规定和机关权限的条文上看不明白。平常朦胧隐约的最高权力只有在紧急事态(肃清,政变,内乱等)突发之际才如电光雷闪般地映照出其所在。”(《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1)

政治权力的构成及其手段 第三节《政治权力的构成及其手段》首先依照参与程度和职能分工对权力的构成作了不同方式的解析。接着丸山谈到权力的手段。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当然是暴力,事实上我们平常也正是将国家视为合法掌控暴力手段的机关。然后,依照强制程度的递减,我们可以画出一条统治手段的光谱,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说服和达成一致。当然,以上这条光谱是从统治者出发的单方向的视角,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能忘记统治关系并不仅仅只有这一个自上而下的方向。于是,暴力的统治手段便显出其局限性,正如塔列郎所说:“人用刀剑可做任何事,只是不能坐在上面。”(《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3)暴力只是没有手段的手段,当一个政权不得不使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时,其统治大概也就到了尽头。此时,说服便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因为它可以唤起被统治者的主体性,使得统治关系的互动处于良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这种统治关系是被统治者自发认可的。事实上,在《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中,丸山正是将民主主义定义为说服的政治:“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由自由讨论来决定,或换句话说是一种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页136)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原先丸山一直提到的主体性问题被统合在了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下,而且从权力关系的角度为其优越性提供了积极论证——而之前是从主体性消解的危害角度而给予了说明的。

然而,丸山接着就提出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如前所述,政治权力要唤起被统治者的认同,当它不能通过说服的原则来达到这一目标时,便诉诸“米兰达”,即通过旗帜、制服、神话、意识形态等象征唤起“广大群众的忠诚观念及情感”,这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惯用手法,也是法西斯日本的惯有手法。在军国日本,类似樱花、靖国神社之类的国家主义的象征性符号之多,大概会让人瞠目结舌。然而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它越成功,大众的服从就越‘自动地’变为一成不变的,但同时服从的惰性化又使得自发的主动性逐渐减退,对公众事务的关注会被个人的情念特别是消费生活的享受所代替。”(《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4)也就是说,当这种“米兰达”被滥用时,被统治者的主体性会必可避免的逐渐丧失,在这里,我们又仿佛有看见了帝国日本的影子。

政治权力的发展趋势 在前面三节中,我们跟随着丸山的脚步,拆解了政治权力的构造,并在这一过程中,瞥见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而在《政治权力的发展趋势》一节中,丸山则正面说明了这种危机。

首先,政治权力与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会更加复杂,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很多次,在前面,我们是站在非政治关系的角度看待这一趋势的,也就是说,非政治关系存在着向政治权力关系转化的潜在可能性,现在,我们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就会发现,这意味着政治权力有更大的可能性侵入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就是说近代国家的中立原则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在《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中,丸山已经展示了极端国家主义如何造成了军国日本的无责任体制,彼时,我们尚可把这种国家对道德的侵蚀视为日本的“封建残余”,而现在,“过去”与“未来”重合了,极端国家主义又具有了重返人间的可能性。

其次,政治权力越来越呈现出集中的倾向。“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职能的多样化反倒使各自权力单位机构臃肿,更为官僚化,顶点与底边的距离愈发扩大”(《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6),而这会导致两个方向上的结果,其一就顶层来说,决策越来越收缩到少数人之中,而在底层,则会加快其对政治的不关心态度。这不正是丸山在《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中描述的西方消费社会的图景吗?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值得关注的“病理”还有两个,其一是“位于顶点的权力核心跳过比较高度关心政治的少数‘活动’,或者排除之,直接向底层大众宣传,在其情感上的支持下强化权力”(《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6),显然,这是纳粹德国的病理。其二是权力单位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斗争,这和权力集中是一体两面,而这也是帝国日本的病理——我们应该还记得帝国日本横向分裂的多元政治势力。最后,丸山描绘了这幅景象的终点:“大政治愈发向顶点集中,而小政治则相反,愈发分散得无边无际。”(《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7)在这里,托克维尔隐形的出场了。

到此为止,丸山完成了对现代权力构造本身的解析,并在这个过程中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而经过这一番冷酷的梳理,我们简直要发出“绝望的呼声”:“啊,原来现代社会已经陷入到这样的十面埋伏之中了呀!”

值得注意的是,到这个时候,丸山完成了将“特殊”的法西斯的经验向“普遍”的现代社会病理的开放与转化。其自己也说:“第一卷里谈到的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不负责体系’就可以看作这种先进国家共同的大众社会状况与日本特殊的权力构造相互交融下的结果”(《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8)

上述关于现代权力构造的分析可以说基本囊括了丸山的主要观点,但有一个重要方面并没有提及,那就是第一节所提到的“媒介化”以及“fiction”,而这个概念又关系重大,涉及到丸山对现代社会的总体看法、丸山观点的认识论背景等诸多基本问题,所以有必要再联系其他文本稍作梳理,而《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一文正好集中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篇文本中,丸山用对话体的形式,演绎了“fiction”概念的生成与扩展。丸山是从文学评论介入问题的,他引入了战后日本文坛上的两类小说:肉体文学和私小说。肉体文学热衷于细致描绘男女情事,这种描绘的无节制和荒诞的程度让人不仅怀疑“这些究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多大的关联”(《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页424),不如说,其内容几乎是按照日常生活而反着来的。私小说则热衷于细致描绘日常生活的感受,其细致程度几乎是现实生活的翻刻。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的不同乃至对立,因为二者在与现实的关系上存在着方向上的分别。然而丸山则指出,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学其实具有相通之处,在那里,“起感光板作用的作家的精神结构本身则大体相似。”(《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页425)丸山说:“通过人的精神的积极参与,现实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某种媒介作用重建后才呈现出来时,它才成为‘作品’(fiction)。”(《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页427)而肉体文学和私小说缺乏的正是这种作为媒介的“人的精神的积极参与”。精神的媒介力较弱,“其结果就是作品自身不具备内部统一性,而是被彼此独立的单个感觉经验牵得团团转。”(《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页427)这是就作者而言,而读者的问题则在于,他们不能将fiction当作fiction来欣赏,总想找出个“真实”来,然后一劳永逸的相信之。丸山在这里还只是说文学,但通过第一节梳理的丸山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被“单个感觉经验牵得团团转”而没有独立精神与主张的作者和一味顺应现实事态发展的旧日本帝国的“官僚政治家”具有同样的精神构造,而以为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读者不正是没有觉察到丸山的警告:现代社会只能在诸多“虚构”中选择,而不是抛弃“虚构”选择“真实”吗?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联想,但我们却可以大致体会到,丸山从文学领域出发提出的“fiction”的概念所具有的政治意涵,而将这一概念向政治领域乃至现代社会开放正是丸山接下来要做的。

所以,其接着指出,这种“fiction”的精神正是近代社会的精神。丸山说,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最要紧的则是要产生一种自觉,即认识到作为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前提,社会秩序、制度和习惯、亦即所有环绕在人们周围的社会环境都是人的产物,都是凭人的智慧能力可以改变的。”(《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页430),也就是说,这种精神就是要认识到,所谓的制度、习惯等,其本质都是“fiction”,而不是不能改变的真实。本书末尾所引用的《托克维尔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这一精神的绝佳写照——“我不得不相信:人们称作不可或缺的制度,通常只不过是习惯了的制度;在社会体制的领域里,可探讨的范围之广泛,要超出生活在该社会集团中的所有人的想象。”

然而,这种“fiction”的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断的面临挑战,因为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所看到的世界图像都是构建出来的fiction,于是虚构总是被误识为真实,当下总是容易凝固成永远。“当人们倾向于把社会环境作为自然赋予物来理解时,fiction也就相对容易凝固,于是本来为了某种目的才设立的制度、组织,却脱离其原本的作用而变得实体化。由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缺乏不断的媒介交流,手段便很快将自我目的化了。”(《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页435)而“相信fiction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要不断防止fiction本身的自我目的化,而要将之相对化,这是与那种一旦形成fiction就急于将它绝对化的做法正相反的精神。‘谎言’正因为是‘谎言’,这才显示出它的意义。如果将它与‘事实’混淆起来,那么作为‘谎言’的功能便得不到发挥了。”(《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页434)在本节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丸山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力具有实体化的趋势:“这种章法也好组织也好,随着年代经久或规模扩大,会趋于僵硬化,在这一意义上会加深权力作为‘实体’的特征。”(《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80)在那里,丸山还没有解释这种趋势的原因,而现在,借由fiction这一概念,我们明白了正是将虚构当作虚构这一精神的丧失,导致了社会制度、机构的凝固趋势。在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提到,丸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分析的特点便是是从精神构造和心理机制出发,而在这里,丸山展现了同样地视角。上文所说的“fiction的精神”中的“精神”正是指一种精神构造、心理机制或说思维方式(这和现代汉语中的“精神”一词,有着感觉上的不同),而丸山思想深刻的地方也正是在于觉察到了现代社会诸多结构性矛盾正是以这种思维结构或说认识论为基础的。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在第一节中,我们曾提到,只有当我们看到了丸山所看到的困难,才能体会他所具有的乐观主义精神。彼时,我们尚且只是直面日本法西斯以及战后的民主重建问题,而经过第二节,我们面对的困难成了我们所处的被称为“现代”的这个时代的问题,一下子被无情的抛到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简直要无所措乎手足了。然而,这个时候,让我们再从头到尾翻过这本书,这不正是丸山对这一时代问题的回答吗?这是丸山思考的痕迹,也是丸山行动的痕迹。

作为一名学者,丸山始终在思考着政治学的处境,而且是在现实的日本政治的背景中进行这一思考的,学术与现实的张力是丸山的研究具有活力的地方,也是其自觉主张的。二战结束后,日本的社会科学面临重建,政治学也不例外,而此时帝国时期的高压政策业已消失,市民社会的自由讨论让科学的政治学变得可能,面对这样的契机与前景,丸山在《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1946年)一文中集中表达的他对政治学以及政治学家的看法。

他反感当时的日本学界只会套用西方理论或概念,说:“我国学界的通病是,不从本国的现实中提出问题而是一味地追随欧洲学界的潮流和方法。……其结果是导致了学术与现实的严重脱节。”(《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页383-384)于是,大学中的政治学教授关于日本政治的看法可能还没有小报记者来得深刻。事实上,丸山认为“欧洲的政治学概论看上去描述得很抽象,实则其背后蕴含有欧洲数百年来的政治历史脉络,哪怕只是其中某一个命题,也是在其现实的变化波动中孕育而成的。所以不管针对哪个范畴或者就某个命题进行分解时,最终都会具体体现到欧洲活生生的政治现实中去。”(《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页387-388)也就是说,不论概念和理论表现得怎样抽象,其都是从现实政治生活中生长和展开的,理论的活力也正在于此,丸山引用德国政治学家齐格勒的话,“政治概念的逻辑分析宛如X光透视一般,‘充其量只能看到清晰的骨架,而无法理解活生生的、血液流动着的温暖的躯体,我们内心倘若没有一种政治精神的话,无论做出多么缜密的概念分析也没有用。’”(《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页390)当然,丸山所说的现实与学术的密切关系还并不只是指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学家一定会“介入”政治,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使不是一名学者,作为一位市民,这也是当然的。他批评了认为学术中立就是没有立场、绝对客观的看法,因为“在政治舞台上不可能存在不当演员的观众。在这里,‘严守中立’也是一种政治立场。”(《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页39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丸山认为政治学就该全面介入政治,事实上,正是因为和政治保持一段距离,科学才有可能,政治学才能显示其价值。所以,在有了研究的动机与欲望之后,就应该秉持一种“禁欲”的精神进行研究,在这种复杂的结构之中做到客观公正。只是这种“禁欲也只有以欲望的存在为前提才有其意义。它与欲望的格斗越激烈,其伦理价值才愈发增大。”(《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页396)这是政治学学者的宿命(其实更广泛的说,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宿命),“他必须在内心不断克服作为理念的客观性和作为事实的存在制约性的二元之争,这种紧张感将随着他的学问在政治现实中扎根越深而变得越发剧烈。”(《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页397)

上面这种反思和期待还只是就学科内部而言,对于整个社会,学者是以“知识分子”这个名号示人的,丸山也在这一方面说明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意见的可能性”(《丸山真男的思索与追求》vi)。在第一节中,我们看到了由筑墙和媒介化现实所导致的“正统世界”与“异端世界”的分裂和互不理解,这时候,处于两个世界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便显示出了其意见的价值(同时也是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因为互不理解,所以来自外部的批判便不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无论来自外面的意识形态上的批评多么正确,都仅仅因为是外面的声音,游离于内部人民的实际感受之外,缺乏力量改变他们的意象。”(《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542)就像纳粹德国的一般民,面对外部世界(包括异端世界)对纳粹的指责,只会觉得那是危言耸听,因为,就他们的实感来说,他们的生活再正常不过,即使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也难以察觉,更不要说做出改变。而只有生活在边缘地区的人,才能真正发出有效的批判:“生活在边缘区域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与内部的人共享一种生活的‘实感’,同时也会试图保持与外部的持续交流,并因此而不断主动地打破为来自内部意象的自我积累所导致的固定化趋势。”(《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541)而知识分子这样的反思与批判的能力,则被丸山称作“在他在之中理解他者”。

对现代社会来说,冷静的思考是必要的,即使对于一般市民来说,也是如此,丸山从一开始就这样告诫我们。当他切入军国日本的构造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最后法西斯主义不光是经济社会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种精神构造,我们只有进行一场精神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而这种必要性还在于,现代权力的隐蔽性导致我们并不能一眼就发现其所在,我们没法根据字面上说的那样去理解,就像我们在第二节中所看到的那样。丸山在《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中疾呼:“那些出自善意的反共自由主义者的言论,恐怕与他们的意图相反,等于是为日本强大的旧的社会关系和盘踞之上的反动势力的强化所服务”(《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136)。

思考是无穷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似乎也没法通过思考来消除意识形态或更根本的哲学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只能追求“在他在之中理解他者”。然而以思考为借口而逃避行动则是危险的,纳粹德国的知识分子不正是以这样的借口而逃回到自己的内在世界,将外部世界让与了权力吗?只有“促使人付出具体的实际行动,政治行为方可成立”(《人与政治》页403),这是政治的特性。正如丸山所举的例子那样,“尽管许多人内心承认共产主义是真理,然而若仅仅存于内心,也就是说不付诸行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人与政治》页404)所以,“该做出决断就是将这无限的认识过程在某一时段切断,只有这样决断才能产生出行动来。”(《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页504)

而首先的行动则是“表态”。回避表态的心理大概是现代人的通病,这恐怕也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所致,因为只有当思想把握住现实之后,才能产生出爽快的行动,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然而,表态又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们没有公开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日常生活中,同一团体的人也会根据各种行为的细节给我们打上“激进”或“保守”的标签,当然,这里的“激进”或“保守”基本只是就感觉、印象而言,而不是什么深邃系统的政治理论。所以,表态对现代人来说是现实而不是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丸山这里的表态,是指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偏向,说自己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并不算作表态,因为那实际上是隐瞒了自己的立场。丸山引用歌德的话说:“我能保证做到诚实无欺,但不能保证不偏不倚”。丸山在这里用了媒介化现实的逻辑进行了论证:“我们的认识不是从无开始的,我们事先在旁边准备着一个整理对象的抽屉或盒子。一边用它一边增强认识。”而这种认识工具本身,其实已经打上了偏向的烙印,如果我们不加以反省,那往往只会是依赖于社会上通行的成见。另外“我们都是处在行动关联的网中,我们看对象不是从空中看地图那样,也不是从观众席看舞台那样,而是站在舞台上一边演出,一边从自己的位置上按远近透视法去观看。由此,我们的认识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偏向,毋宁说不经过偏向就无法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页507)而声称中立的人,要么是没有对自己的立场加以反思,要么是刻意隐瞒了自己的立场,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不如说政治就是这种局限性下的艺术。当然,丸山也并不是说承认了我们立场不同之后就没什么话可说了,那事实上又陷入了分裂的境况,这时,我们需要的是在承认这种立场的基础上“在他在中理解他者”,这是公共讨论的基础。

为了行动而不得不斩断认识,即使我们明白了其必然性,仍会觉得过于消极,毕竟行动着的人是没有良心的。但丸山又从积极的一面论证了其必要性,他说:“纯粹‘旁观’的立场,歌德所说的有良心的立场,实际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立场”(《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页505)。所以行动也是我们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树立起我们主体性的必要手段,这是政治的人的宿命。“我们作为人生存下去就要积极地接受这一宿命,就要对其结果负责。在行动关联越发复杂的现代,才越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自觉到这种宿命。”(《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页505)而这种责任,正是我们每一个市民的社会义务。“我们在极为平凡的每天的工作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持续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也就是习惯将它看作极为平凡微小的社会义务履行的一个部分,这才是民主的基础,它比多么强大的意识形态、多么形式具备的制度都要重要。”(《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页509)只有通过这样民众自发的担负其自己的政治责任,自发的联合在一起,才能保证真正的民主主义,“因为民主含着自相矛盾。亦即本来应该是通过不以政治为职业,或不以政治为目的的人的政治活动,民主才能保证新鲜的生命力。”(《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页510)正如柄谷行人所总结到的:“丸山一贯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但他将之称为‘民主主义’。那既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前面讲到过,那是要创造出一个自主的、每一个个体的社会的联合体。而且,那是要在‘继续革命’中完成的,丸山真男是毕其生涯都在探索思考之的思想家。”(《丸山真男的思索与追求》xiii)

有时候读丸山,就像在看一张黑白照片,因为我们总能感受到其文字背后的美苏争霸的格局,我们似乎可以轻松地说,这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事了,或者,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历史的终结”不正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吗?然而,丸山卒于平成八年(1996年)八月十五日(当我看到这个日期的时候不禁叫了声,一瞬间仿佛看到了造化的存在),不用说,其是有彩色照片留世的,这一点到互联网上输入丸山真男这一关键词便可知晓。当然,问题倒不是黑白照片还是彩色照片,而是,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当我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我们不总能在缝隙中发现上个世纪的影子吗?不总能找到丸山在这些文本中所说的那些东西吗?这个时候,我们或许真该自问:我们真的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吗?或者更直白的说,我们真的已经解决以二战为契机所揭示出来的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了吗?或许,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审慎而又细致的回顾丸山、反思二战,我们人类才能够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益,昂首挺胸地迎接明日的曙光。

丸山在《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的最后这样写道:“要认清权力的实际状况,不管是什么世道,都必须要有恬静的勇气和清澈的目光去认识没有穿衣服的皇帝。”(《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页499)我想,这是每一个还“相信人类历史”(《现实主义的陷阱》页176)的人所应当履行的“平凡的社会义务”(《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页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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