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2023

八日水
2019-01-14 看过

这是清华大学阎学通基于当前形势(2013)和对各方力量进行评估后,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的读物。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有能力任意改变历史。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在人没有创造出强于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前,历史将沿着既有的轨道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帝国或超级大国衰落后,其衰落时间都在百年以上,很少有在半个世纪内就重振雄风的现象。大清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的衰落都摆脱不了这种历史惯性。21世纪的美国人是否有能力顶住历史的惯性,不让美国长期衰落下去,这是美国人面临的历史考验。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中国能否借助这个惯性加速崛起则取决于这代中国人。

一国的综合实力由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四个实力要素构成。其中,政治为操作性实力,军事、经济和文化为资源性实力。操作性实力对于资源性实力的运用结果决定了综合实力的大小,其表达式为: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综合国力。

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在过去的20多年里是如何缩小的呢?在于中国不断进行改革而美国没有什么改革。未来十年,这种状态将难以改变,中国的改革力度仍将大于美国。今后,中国综合国力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加大改革力度。中国政治实力的增长速度主要受国内政治改革和外交政策改革的影响。国内政治改革是提高国内政治动员能力的基础,外交政策改革则是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基础。

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缩小多少不仅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增长速度,还取决于美国的实力增长速度。电子媒体技术的进步和晚婚趋势使美国选民选择领导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是美国大选的民主程序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未来十年的美国大选中,具有改革能力的政治家被选上的概率要低于能善变但却无改革能力的政治家。美国无力阻止中国缩小与其实力差距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的自负。美国虽无力阻止中国缩小与其实力的差距,但它必然会竭力减缓中国赶超的速度。美苏当年的竞争方式是以代理人战争或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法在他国扶植代理人政权,而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方式是通过经济援助、科技竞赛、提供安全保障、争夺道义制高点等方法拓展自己的战略影响力。这种综合实力竞争的最高目标不是控制他国的行为,而是比对方赢得更多国家的政治支持。

到2023年,美国将失去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双方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将是合作为主的关系,冲突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的相对衰落不会改变世界中心转移的出发点(欧洲),也不会改变世界中心转移的终点(东亚)。美国的相对衰落意味着,它将无法保持目前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用人均GDP衡量一国实力地位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人均GDP的位次和国家的实力地位或其国际影响力是没有相关性的。‘人均GDP’是一个描述虚拟事务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是个衍生变量,即不是真实的存在。未来十年,国际组织空谈化的现象将更加严重。公平正义的社会思潮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失去20年,不是《广岛协议》的错误。日本没采取有效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才是其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日本的政治改革如果不涉及领导人制度,其全面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就较小,这意味着日本将在目前衰落的道路上继续下滑。第二个阻止日本在未来十年进行政治改革的因素是少子老龄化。日本拒绝参加东亚区域化合作的战略将使日本更难于改变目前衰落的趋势。未来十年,日本仍可维持其东亚地区大国的地位,但它将是一个没有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独立一极。

日本在东亚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不但不如中国,甚至有可能成为该地区仅次于朝鲜的孤立国家。日本将对美国不愿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不满,更会因美国不愿为了日本与中国对抗而耿耿于怀。由于将产生独立于美国外交的需求,因此日本将会意识到,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可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和更多与中美讨价还价的砝码。21世纪20年代,与中国对抗弊大于利的看法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看法,中日政治关系将有可能从目前的对抗为主走向合作为主。

俄罗斯普京要想恢复威信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难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从绝对军事实力的角度比较,到2023年,俄罗斯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并将失去相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优势。依靠传统的文化、政治和军事联系,俄罗斯目前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到2023年,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差距将明显缩小。俄罗斯将接受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现实。使中俄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差距不断缩小的重要物质力量将是新建的铁路网和输油管道。

欧盟的历史表明,欧盟的国际影响力大小与其能否进行改革直接相关。如果改革及时,其影响力会上升;如果不进行改革,其影响力下降。未来十年,欧盟将长期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而且法德的共同领导将趋于弱化,德国自己又无力提供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因此欧盟进行重大改革的可能性较小。欧盟现行政策与外部环境的不适应性将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使欧盟更缺乏生机。人们关注的将是德国而非欧盟对国际事务的作用;法德实力差距的拉大将会扩大法德在欧洲一体化政治上的分歧;东欧国家比西欧老成员国更担心主权的丢失,担心其国家地位降为地方政府。

法国是欧洲的政治大国,德国是欧洲的经济大国。双方各自的实力优势具有互补性,这使得双方产生合作需求和意愿。经济上,德国与法国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在政治上,德国对全球性事务的影响力(气候变暖、中欧关系、俄欧关系)正在超越法国,人们更关心的是德国的意见而不是法国的立场。以德国、芬兰、奥地利为代表的经济稳定良好的国家,和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经济下滑或停滞不前的国家也将发生两极分化。

英国的经济规模小于印度,国内分离主义会更加严重,将成为欧洲的孤儿。欧盟将会失去区域化样板的地位,人们讨论得更多的将是应从欧盟的停滞中吸取什么教训。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将对欧盟感到失望,研究欧盟的积极性将大为下降。

俄、日、欧三大力量的相对衰落将使得多极化乏力,也会使长久期盼多极化的人们倍感挫败。2023年金砖国家的差异将更大,共同利益将更少。未来十年,中国将具备仅次于美国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而印度仍将是一个靠进口武器来提升军事水平的国家。印度反华势力将会继续制造中国威胁论,并将其作为加强印度军事建设的理由,但这难以扭转中印军事实力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中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互补性利益将会进一步增加,这将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改善。到2023年,中印的实力差别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等多种领域。

未来十年,中国和美国都不会过多介入中东的政治纠纷,而欧洲大国将无力在中东地区开展战略竞争。域外大国回避军事介入中东事务将给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四个地区大国创造争夺地区霸权的战略空间。页岩油的开采成本只要不超过50美元,中东的石油就将只有商业意义而没有战略意义。在中东引发战争的原因将是多种多样的。政治改革、教派之争、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这四个因素交织在一起,足以使中东地区战争不断。到2023年,教派冲突将是中东地区战争的最主要原因。

未来十年,非洲发展将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到2023年,军事冲突、恐怖主义、部族冲突、宗教冲突、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落后、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教育程度低下、失业严重、水资源不足等问题都难以得到较好解决。非洲仍将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

拉美国家的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的战略将使拉美地区的经济关系多元化,对美国市场和美国投资的依赖性会下降。拉美的左倾势力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将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只会有小幅的上升。中国的国防工业将具备向拉美国家出口军工产品的能力,但中国与拉美国家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关键是双方缺乏共同的安全利益。

做好自己家里的事并不必然能实现崛起,甚至不必然就能强大。北欧国家常常被认为是做好自己家里的事的样板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北欧国家具有赶超美国的潜力,也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

中国能否在10年内成为超级大国,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做好国内的工作,同时也取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成功,即是否能建立起国际战略信誉,能否使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和支持中国的崛起,能否被看作是一个正义的领导者。

道义现实主义有成为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可能性。如何克服体系压力,实现民族复兴将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课题。中国面临的将是‘中国责任论’的国际体系压力。中国目前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种做法符合韬光养晦的原则,但也是中国面临着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压力。2023年,中国将成为与美国同一级别的超级大国,因此中国除了需要有巨大的物质力量来建立国际新秩序外,还需要以新思想为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以稳定新秩序。

未来十年,中国要成为一个受拥戴的超级大国,就需要建立良好的国际战略信誉。为了增强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需要对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进行限定,即明确所不干涉的 内政事务的类型。对于这些类型之外的其他内部事务,不仅需要参与国际干涉,而且需要提出如何干涉和干涉程度的具体主张,以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2023年,东亚有成为世界中心的可能是建立在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而东亚成为世界中心并改变国际体系则需要东亚文化发挥建立新型国际规范的作用。

在两极国际格局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无法避免,因此中国双边政策的重点依然是对美政策,对美政策的核心将是确保和平竞赛,外交竞争的核心是争取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战路友好关系。

对俄政策的目标将是深化战略合作,争取结盟。只有与俄结盟才能获得最大收益,中国需要强化中俄战略合作,以应对美国强化和拓展同盟战略。

对日采取“接触”政策,促使日本放弃对抗,在中美之间采取平衡立场。如果中日目前如此巨大的经济合作关系都不能防止双边政治关系的倒退,未来十年指望增强双边经济关系来改善双边政治关系将是不现实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扭转中日实力差距拉大的趋势,而且日本经济萎缩有利于日本右倾势力壮大,因此中国应采取政经分离的对日政策。

对德政策应是经济导向型,不断扩大双方共同经济利益,把德国发展为战略经济合作伙伴,为此需要加强中德人权对话,以减少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对法政策需要尊重法国的国际地位,在欧洲事务上需要在德法之间保持平衡,使法国保持法中关系不落后于德中关系的信心。在全球安全事务上,把法国作为仅次于俄罗斯的团结对象,加强在全球事务上的协商,促使法国珍惜对华关系,使法国体会到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好处,确保法国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

印度在中美关系中将可能采取经济偏向中国、安全偏向美国的政策。对印度需要采取政经分离政策,从而促使印度不介入中美在东亚的线略竞争。

鉴于英国对外政策的中庸特点,对英政策可无为而治。

未来十年,中国的拉美政策应把巴西作为拉美地区最主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的中东政策应继续经济导向的原则。

中国对于非洲的战略需要以政治为导向,非洲所能提供的经济利益是有限的。

未来十年国际格局的变化将有一定的连续性,世界大势不会逆转,中国将实现崛起而不是夭折,两极化趋势将在2023年之前定型为两极格局。2023年将是最终检验本书预测的重点。

人们之所以能预测到一些其后发生的国际现象有多重原因。首先,一些国际事件的发生是有规律的,人们可以根据具体事物的规律性特征预测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其次,许多国际事件发生前有征兆,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前兆现象预测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例如战争前的国家之间经常开展军事竞赛。第三,许多相同国际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相同的,这就为了解事件发生的人提供了预测到同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预测的原理包括:惯性预测(国际事务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类变化在多数情况下是量变,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是质变)原理、相似性原理、因果原理、相关性原理和合理性原理。预测的准确性不是由一次预测的结果决定的,而是由反复多次预测的结果决定的。国际关系的预测与所有其他学科的预测一样,都需要做时间、范围、程度、内容和性质的限定。只有做了这些限定才能保证预测是可以检验的,是科学的。

虽然以天象预测政治事件缺乏科学性,但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古人早就意识到预测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没有方法的预测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属于预测范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像‘利润’和‘剩余价值’一样,同一事物的褒贬两种称谓而已,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一回事。

学者不同于文人。文人用文章来表达思想,学者用科学方法论证一个逻辑和观念。文人敢于对所有的事情发表议论,而学者只敢对自己的专业发表看法。学者是人格上的标准,如认真、严谨、不随意下结论;专家是知识水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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