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容概要,有机会再补充其他的,咕咕哒

杳霭流玉不知春
2019-01-12 16:08:52 看过

岸本美绪部分(还是内容概要,有机会再补充其他的,咕咕哒)

明清契约文书

一、 明清时代的“契”、“契据”

明清两代民间将证明某种约定存在的文书称为“契”或“契据”,对于它们具体指什么样的文书,当时不存在明确外延的定义,日常用法与今天的“契约文书”有共通之处。明清契约文书有几种可能选择的方案,在这里选择一般用法作为考察对象。

明清时期的“契”“契据”尽管是日常生活中种种约定及记载约定的文书的泛指,实际上是不动产买卖中卖主一方提交给买主的证书,在证明不动产归属的文件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对契约文书的研究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分类,社会经济史的方向和法制和行政实践的角度。更本源的研究是,在旧中国社会中,支持着私人之间契约观念或秩序的究竟是什么,这个角度来看,从外部支撑着契约关系的社会秩序或契约文书发挥作用的社会空间本身构成了更为重大的课题。

二、 契约文书的收集和整理

中国古代的契约文书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金文中的记载,从汉代到宋元时期的文书都有留存,本文的考察对象仅限于明清到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上。这些文书是在两种主要的契机下收集的,一个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为了弄清当时中国社会的法律惯行而进行的收集整理,另一个是本世纪的后半期作为史料研究的契约文书收集。

第一种契机下的收集最先是在陌生环境中活动的外国人为了了解中国社会而进行,其中以契约文书为中心的最大规模的是日本占领台湾时编纂的“台湾私法”。(中国人自身对民间法律惯行进行有组织的调查,是以清末编纂民律、商律为契机,从1907年前后开始的。三四十年代盛行的社会调查,多少对民间契约惯习有涉及)战前和战时主要立足现状从事契约文书收集整理,战后尽管对于作为地方史料的契约文书时时有所关注,但是真正开始对现存文书整理是在八十年代。

现有的整理可以根据地域或文书群的分布举出几个中心:以徽州府为中心的徽州文书,以有关土地买卖的资料为中心,反映了徽州地理和社会的特定环境,在山地精英和佃仆制度方面有特色;台湾对清代契约文书的收集,特色是围绕开垦形成的惯行;福建和广东省,自傅衣凌以来在契约文书研究上有相当积累;四川自贡盐业文书。此外浙江、广西等地也有相当数量的契约文书。

相对中国国内,国外收藏的文书数量较少。

三、 对契约内容的了解

1由于契约文书内容的无限多样和理论框架还在形成中,尚不能对其内容进行体系性的说明。之前的明清契约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西洋近代法的各种概念和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发展阶段论,这些理论前提不一定能提供理解中国社会中契约关系的有效框架。

介绍研究史之前,首先给了一个明清契约文书的实例(见中转站、305)并分析了上面的文字的意义。契约书写形式会根据不同内容有所变化,但在明清时代,总体上没有多少因时期或地域相异的区别。

2外国的研究者对于陌生的契约关系,首先将自己熟知的法律概念类推到明清契约文书的内容上。“台湾私法”是这种方法最初的大规模尝试,私法的特色是并不试图给错综复杂的现象以统一或体系性的理论解释,只是着力于了解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种种惯行。这种特色是在使用当地原来习惯处理民事问题的“旧惯调查”下形成的。

后来在编纂中华民国民法典等立法过程中,新的法律体系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土地惯行成为问题,出现了用西洋近代法的观念说明“典”等概念的倾向和有关的一系列争论。讨论的情况是有人视为用益物权,有人作为付有条件的买卖等没有统一的见解,中国的“典”被认为是“作为一种担保制度的近代质权”发展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3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研究是为了了解把握当时的现状进行的研究,战后研究重点转向了契约中的社会经济关系。

对明清契约文书的分析着力于吧当时存在的契约关系用“奴隶制”等表现生产关系的范畴里进行评价,但是,由于中国各种契约关系的复杂性,以西欧历史为标准的范畴难以用来构成中国现实的恰当分类。

旗田巍认为家长奴隶制、封建制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处于继起式的发展,资本主义逐渐侵蚀了前两种关系,为了维持这个前提,说明旧中国社会中多种土地关系并存的事实,描画出多重生产关系的图景“重叠——交错”型。傅衣凌采用的也是类似的研究方法,认为明清新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生产关系的并存,是社会富有弹性的体现。二人的结果都停留在了指出多种生产关系同时并存的事实,至于为何不是交替而是并存,没有进一步说明。

战后第二个研究方向是着眼于体现在买卖关系中的土地所有权形态,从近代土地所有权是否成立这一角度考察明清时期的契约关系。法学家戒能通孝将排他性、一元性作为指标强调土地所有性质与西洋近代所有权的相似。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土地所有与西洋近代很不相同,也不能算作“前现代”。杨国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研究包含了“乡族所有”的新论点,仍没有把所有权的不同侧面统一到一个完整的理论中去。

强调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都会注意到“王土思想”中的国家土地所有问题和“先买权”等惯习中的宗族等社会集团享有的权利问题。作者认为传统文献中的王土思想更多的是针对大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从公共利益的立场要求国家介入调整,反映的是从实质正义的观点出发限制私有权。“先买权”也更多的是当时的人们对过分的土地流动性的防卫性反应,是民间上层人士对土地自由流通的危险的防御制度。

中国绝对的私有权和私人自治原则从未作为明确的原理确立,存在着“土地私有权的不完全性”的前现代侧面,这种不完全性质是国家和宗族集团对土地自由买卖进行的调整。

4 80年代以来出现了有意识立足本土经验的整理,出现了把当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作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中心方法的现象学方法或主观主义方法。

从业主权的研究开始,寺田浩明从法学角度提出了对“一田二主”的新见解,试图把握土地交易惯行,以此为基点试图实现整个明清土地法研究的范式转换。

草野靖的研究也提出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来构成契约关系各种范畴。他主张重新设定适合于中国特点的范畴,以把握具有中国独特个性的租佃关系,还具有把视野扩展到旧中国契约关系整体结构上的可能。

描画当时契约关系整体的图景是极其困难的,为了进一步分析说明明清时期的契约关系消长变化,还是要结合当时人们如何从整体上理解自己社会契约关系这一背景。

寺田试图从经营收益的正当性移转的角度描画当时土地法律关系的完整途径,对于“典卖”等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角度,通过分配经营中的风险负担作为轴把握土地经营的各种形态。尽管作者与草野靖对于“租”的范围有不同观点,但是从这种角度出发整理一部分契约关系也是可能的。

当时人们对各种契约关系的认识不是从单一角度达到的,也不一定成体系,对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解释重叠交错,每一种都不能单独覆盖契约关系的全部,这并不影响契约关系的功能或作用。

契约关系中的人身隶属关系也值得注意。 “主仆之分”可能附加在不同经济关系类型上。这种关系的强度因人因地而异,是否存在的界限也是比较模糊的。

尽管当时契约关系中的种种范畴都各有其明确的内容,但想要将它们整理到“明清契约法”的统一体系中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人们本就从多样的角度理解把握各种契约关系。八十年代的研究中产生了立足当时然们的观念来重新构筑契约关系整体体系的尝试,但是仍停留在对某个部分的探索上,期待之后通过角度和方法论的转换形成把握明清契约关系整体的理论框架。

四、 支撑着契约关系的秩序

旧中国社会的私法关系不由国家法律规定调整,听任民间自由形成发展。复杂的旧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私法秩序以及这种秩序是否顺利运转具有争议。研究中存在着另种对立的见解体现了不同研究者对“秩序”的不同概念。

傅衣凌认为明清时期土地集中的手段还是政治性的暴力兼并。对土地买卖的契约或合意性保持审慎的态度是许多中国学者的共同倾向,但是土地交易总是采取包含着“两相允洽”等内容,契约的履行也受统一的法律体系一视同仁地保障。

这一点是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契约性质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戒能通孝认为中国土地所有权具有接近西洋近代的性质,经济关系也包含重视功利打算的一面,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内在公共意识,真正意义上不存在近代性的社会经济关系,今后实现近代化也很困难。战后川岛武宜等学者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认同近代社会是由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等内在规范支撑的。

宫崎市定认为宋代以来地主对佃户的欺压体现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式的现实力量对比,强调这种契约关系形式上的近代性,将支撑契约的现实秩序作为自然存在的东西了。任井田升认为听任地主随意欺凌佃户的契约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契约,契约的旅行没有得到法律或社会规范的内在保障,实际上不存在支持契约获得实现的社会秩序。二者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强弱之间缔结“契约”的问题。作者认为西欧近代社会提出的契约自由理念实际上同时包含相互矛盾的侧面,意思自治原则和实质的对等。(意思自治,就是指在民事活动中,民事主体的意志是独立的、自由的,不受国家权力和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旧中国社会中不存在意思自治的现象,实际上国家对民间的私人放任行为不加干预,形成了与西欧近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局面。

通过矶田的研究,“中人”在契约中的作用是研究支撑契约的法律稳定性存在的焦点之一。森田成满和滋贺秀三都指出了中人在中国社会契约秩序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单纯批评中国社会缺乏契约精神。

动产契约是目前中国契约文书研究中没有充分涉及的领域。布洛克曼在对“台湾私法”中有关动产的契约进行分析后指出,缺乏明确稳定的商法体系很难期待通过审判强制履行的条件下,多样的契约关系是为了使得契约更有保障。不同于川岛武宜认为定金是为了防范契约意识的薄弱,他认为这是缺乏外部的制度性支持条件下的保障机制。

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否是契约社会是否存在稳定性的法的秩序的不同解答是研究者观察时立足的角度和立场的反映。

结语、

讨论重点是明清契约文书的史料性质,结果是明清契约研究史的一般整理或述评。

伦理经济论与中国社会研究

序言

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对接受新颖的一般历史理论持有保留态度,背后是日本知识界对社会欧化风潮的反省。伦理经济首先在欧洲民众运动史中出现,在亚洲史研究中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联系伦理经济论的有关观点,回顾中国社会研究史上的争议点。

一、 问题的多个层面

斯各特最先在亚洲研究中引进伦理经济论,用风险回避解释小农的选择动机。日本理论中国史研究关注的是如何以奴隶性封建性等性质上的规定吧这些现象置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某个阶段上。是否有可能不依赖空泛的术语,而是通过建立在个人行为动机有关假说上的经济学方法来理解中国社会,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斯各特同时指出,对农民伦理经济的研究还要发展到文化与宗教的层面,把“互酬型的规范与生存的权利”这两个伦理原则作为构成农村社会小传统的真正要素来进行分析。同样想探讨农民反抗的政治学问题的波普金认为每个人都谋划最小的损失换最大的利益,人们更有可能成为搭便车者。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根据生产关系进行阶级分析作为理论支柱,将个人被自身物质利益驱动的功利行为主义观作为前提。关于个人行为的动力主义说明和伦理宗教等规范要素的关系,成为问题的第二个层面。

问题的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结构论这一方面的规范形成和存在的场境构造。民众组成的微观社会空间与围绕着这个空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抵触是伦理经济论的这个层面。斯各特指出精英承载的“大传统”与农民体现的“小传统”之间,存在着结合了从属与对抗两个方面的通过讨价还价面形成的从属。斯各特将东南亚社会中的村落作为“小传统”的主要活动场所,波普金认为村落作为共同体,是有实力的头面人物抑制内部对立猜疑及竞争的系统。市场或国家权力不是从外部侵入村落的,而是从内部被村民要求的。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在中国史研究中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是在什么样的场境中怎样发生作用的,是问题的第三个层面。

这三点不是伦理经济论的所有问题,但也是战后中国史研究者学术争论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

二、 小农的维持生存经济

旧中国社会既缺乏封建性的身份关系,同时也不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使得欧美和日本学术界十分困扰。一方面广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在形式上建立在自愿缔结的契约上,另一方面自由契约形成的关系伴随着封建性租佃关系和奴隶性人身依附关系。这里作为研究对象的时期是两千余年帝政时代的整体。

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主要在时代分期论的范围内处理这个问题,代表性势力是宋代以后土地所有特征的争论。宫崎认为宋代以后是近世,地主和佃户关系是基于对等的契约关系的经济关系,地主对佃农的压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性质上的威力,任井田升地主单方面恣意妄为的契约不算资本主义的契约。双方都希望在西方起源的发展阶段模式中找到中国社会的位置,问题停留在是近代早期还是封建制的二项对立命题上,对当时人们如何通过自身功利性选择形成传统从属关系没有关注。

另一种观点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究竟具有什么特殊性质或个性,成为类型论,代表是柏祐贤和村松祐次的著作。村松用体育经济规则的框架解读了民国的种种经济现象,为组织和制度提供说明。在著作中还表明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观点,把说明经济现象的基础放在一个个经济主体的动机与行动上。村松和柏祐贤都强调了当时人们所处的环境的不安定,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建立通过血缘和地缘形成的社会团体等种种关系来保证生计安全。这些观点与斯科特的伦理经济中有关经济学的部分十分相近,尽管斯科特观察到的是稳定明确习惯性秩序下的东南亚社会,村松和柏祐贤看到的是竞争性和不安定的中国社会。他们都对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或意识的因素感兴趣,认为这些因素在中国社会中并不表现为互助的共同性,中国农民谋求安全的行动和冒险投机的行动,相互补充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商业性的律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关于经济的竞争激烈不安定的想法,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并不是在个人追求利益的前提下排除经济外因素描述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而是把伦理道德置于优先位置力图给经济自然动向加上种种限制的控制性政策论的倾向。这不能归因于当时人们的无知或阶级利害,而是来自于经济极端不安定性产生的危机感。

三、 中国经济中的伦理与宗教

对伦理宗教问题最典型的处理是把伦理道德视为阶级统治正当化的意识形态,把农民起义中的宗教色彩看成未成熟的阶级意识表现。也有学者对这种主流观点体系提出挑战,认为经济伦理都有独特的意义,不能将其都还原到经济型的支配关系上去。

谷川道雄从主宰共同体结合的士大夫自我抑制的伦理出发,强调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小林一美探讨的是农民的反抗中农民如何突破谋求个人利益的经济斗争所具有的局限,达到某种新的共同性观念的。两种研究途径已经统一在斯各特的小传统论中,村落中的人们共有的伦理支撑着基层生活也对抗着大传统的支配。

谷川道雄的理论通称谷川共同体论,是从六朝时期的中国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他认为六朝贵族之所以能够政委统治阶层,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士大夫伦理和存在因此承认他们充当领导者的一般舆论。士大夫的伦理意味着对世俗于洋的自我抑制,在此基础上家庭宗族乡党等共同体的结合得以成立。尽管受到了批判,谷川理论针对战后中国史学界潜在前提的功利主义主题观和社会观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共同体理论中的共同体不是特定的排他的具体空间,而是可以从身边小范围扩大到更大范围的可能。缺陷在于强调的伦理是过于一般的内容,不是中国及六朝时代特有的伦理体系。

小林一美也关注共同体的主观方面,指出应该考察从内心支撑斗争反抗行动的民众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的最大特点在于与日常的利害状况发生断绝,是幻想的共同体。

谷川氏和小林氏的研究中,伦理和宗教是作为困难处境下渴望秩序安定的人民对共同性抱有的愿望和幻想。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共同体伦理的原像,我们看到的是被斯各特的“互酬性规范与生存权利”更直接更易融为一体的血缘的关系。个体融合在不分彼此的感觉中,现实总的共同体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装填,这是在不安定的竞争社会中人们追求的高安定程度的共同性。

四、 规范成立的“场境”之结构

中国的村落是否具有共同体性质的争论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平野主张中国自治的巡逻具有紧密结合后的内部秩序,戒能纸张中国的村落缺乏共同体意识,二者的争论被认为与斯各特和波普金的争论在结构上有共同性。

关于共同体的讨论和这些讨论背后存在的秩序观及其性质,这些讨论力图把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特定共同体等具有明确范围的集团中去,导致二项对立的问题设定,把秩序问题理解为集团内部客观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或结构的倾向,是狭窄的秩序观或秩序框架。学术界的现状就是探索对上述框架的突破。

森正夫作提出了“地域社会”的方法论概念,是作为分析单位提出的不一定与明确实体性团体范围重合的“场境”,是人们在意识中共有的认识的、观念性的世界。是人们确认相互对立合作的势力、承认自己的领导者、与他人形成结合关系、构成团体及选择方针政策,秩序可以比喻为其中的人们共有的关于竞技规则的认识和彼此行动的理解。

滋贺秀三批评了民间团体各自拥有审判权和各地存在不同习惯法的主流见解吗,认为民间的纠纷解决是私人性的调解,地方上的习惯也并非实定化的法规范。实际上中国的审判不是遵循某种在一定领域内具有客观性、妥当性的实定规范对就烦做出判定的制度。滋贺秀三的议论没有清晰空间边缘,是普遍的理与个别的清在实质性正义的追求中融为一体发挥作用,这就是规范成立场境的结构。

地方上人们的行为应该具有知识预测社会秩序运行的指标,寺田浩明对这种惯习的推移变化进行考察,提出地方各主体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产生的结果在大小不一的影响力作用下形成的中心为惯习等结论。

伦理经济论中心论点认为地方睡中人们共有具体的法,并自己执行。否定传统社会的习惯法有些逆潮流,但社会共有的正义观念存在的“场境”有多种多样的形态。一边是中央集权制下的普遍主义,一边是地方势力和地方性习惯,分析这两种极端现象需要暂时搁置西方的法与秩序的框架。

结语 在如同“水淹至颈”的小农社会有多样的秩序形态,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究。

“市民社会论”与中国

序言

本文是在“市民社会”概念关联范围内对日本学术界战前战后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整理。着手角度有两个,一是研究社会对“近代”与“近代化”的理解,一是考察中间团体论。本文选取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具有个体的自由和集体的社会性结合的内涵,具有内在张力。由于研究者对于西方近代化发展模型的抵触和现代中国的人民大众民主主义建设,日本中国研究史中几乎没有使用过市民社会这一词。在中国市民社会也没有成为重要论点,现在追求的更多是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赶超的现代化。中国史研究中确实存在市民社会论相关的种种问题,作者就围绕市民公共领域的讨论等问题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种观点做大略的素描。

一、 关于中国社会的“自由度”

水林彪明确提出了“中国式市民社会”,指代宋之后的脱身份制社会的形象,依据了宫崎市定在时代分期中提出的宋之后中国社会的近世性质。

学者中存在着相对的认为非身份制的中国不是先进性的表现的观点。梁启超受孟德斯鸠的政治主张的影响,认为没有身份等级对立的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民主和变革,孙文也有同样的观点。戒能通孝关于中国社会不存在共同体所以不具备现代化的可能性这一点与梁启超等人的见解有共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没有封建制或庄园制等层层相对自律的公共权力等级结构,村庄层次上没有出现农村共同体,很难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国民国家意识。

旗田巍比较了戒能与平野义太郎关于中国农村共同体的见解,平野高度赞赏中国村落内部互助合作的亲和性,被旗田称为大亚细亚主义,戒能的被称为近代市民主义或脱亚细亚主义。戒能揭示了近代史研究中对中国个人从封建制中解放而忽视了近代秩序是在封建的共同体内部孕育的视角。戒能代表的是德国法制史传统,可以与中心团体联系起来。

二、 “乡团”与近代国家

“宋代以降近世说”是内藤湖南依赖京都大学中国史学的传统。内藤依据民间团体的自治性讨论中国实现共和政治的可能性,强调了宋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平民力量增大,强调了民间自生地形成的秩序具有的强韧性。观点受到了明末学者地方自治论色彩的“封建论”影响。近代中国思想界把家族等自生团体视为国民国家形成出发点,首推孙中山“从宗族到国族”的观点,对家族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抱有期待。而戒能认为中国的家族关系中协同意识非常淡薄,不过是同居关系。

橘樸指出内藤重视乡团作为社会改造力量,但是把知识分子中的统率者作为革命势力的中心,他认为会出现更民主的分权形式。对于中间团体,他不仅注意到了社会改造力量和凝聚力还看到了内部的平等性和遵守规则的性质。同时,行业协会内部成员承认行会的专制性的权威,绝对服从行会的规则和控制。这是家族生活下的牺牲服从的习惯和行会作为社会性斗争和经济性竞争工具对内部控制的需要,也是被成员认识到的必要手段。行会组织的另一个特点是结合范围的广泛性。

内藤、橘和孙文都把乡团或行会的结合视为可能构成民主国家的基础,着眼于中间团体内部的凝集性或协同意识,扩大延长这种结合能力设想国家整体上的整合。

中间团体自治与欧美学术界关于中国是否有过“市民公共领域”的问题相重合,威廉•劳对韦伯关于传统中国没有存在过城市自治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清末汉口以城市商人为中心实质上已建立了自治。国家行政上严重的无效率使得实质上城市自治在不与国家发生法制明显对抗的条件下得以成立。

威廉•劳对韦伯的批评还发展到中国是否能够成立自生的市民社会,支持成立的论者们举出的正是内藤等关注过的民间公益活动,这些自治活动既非官办又非私人行为,反对的论者们认为中国的民家自治完全不具有政治性的批评功能,只是代替政府履行一定的公益事务而已。不同于民间自治论者的民众自身内在的凝聚力,争论的问题是社会相对于国家有多大的自立程度。

不把国家对社会的框架简单化,而是注意到自律的个人自由的结合与民族主义两者的关系中存在着多种构想,这构成了西欧市民社会思想的复杂动态。

三、 从共同体获得解放

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保持了对“共同体”的关切,主流见解批评了以前的共同体理论,亚细亚式的共同体逻辑上否定了阶级矛盾的作用导致了停滞论等,同时描绘出的“共同体”是一种缺乏内在的结合与凝聚力由地主控制支配的强制性团体。

代表人物任井田升,提出宋代以后为了保护农民再生产的土地基础出现的私人性机构就是同族共同体,是大地主为了实现自己对他人的支配利用的手段,满足了宗族排外的利己主义。革命过程中打破旧的共同体框架,成长起来了人民新的共同性。内藤等人从旧的中间团体中找到团体性的精神力量,力图在其延长扩大中把握新的共同性,任井把旧的中间团体的共同性视为虚假虚伪的东西,把中国人民超越旧的获得新的共同体理解为中国革命的社会变革过程。

结语 作者用中间团体的强弱程度做纵轴,对强弱作正面因素还是反面因素作横轴,在函数坐标里整理了涉及到的论点。内藤1任井2戒能2水林4,13秩序,24自由对中国社会的评价纵横交错的原因在于评价标准自身就是错综复杂的视点或框架,中间团体本身也千百万化。

关于岸本美绪教授论文的解说。380

对岸本美绪教授生平和中国史学界的地位的简介。

一、 。

岸本教授在研究生涯中发表了大量作品,涉及内容跨越明清时期经济史和社会史,走的是极为扎实的研究途径。经济史专业领域的学术功底和研究积累同时对秩序和规范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的特点,使得岸本教授在旨在介绍法制史成果的书中占有位置。在研究方法上与滋贺教授、寺田教授采取的方法论途径相通,一方面失踪对自己使用的概念及依据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一反面借助框架解读当时的话语和观念,通过对其含义的内在理解重构当时市场及社会秩序的整体形象。

岸本教授还高度重视对学说史或研究史的整理介绍,梳理不同时代学者的论点并说明自己关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滋贺和寺田具体展示了传统中国民事审判和民间的民事法秩序,岸本提供了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总体形象的一般背景。

二、 关于明清时期的“市场”及其秩序。

日本学者围绕中国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性质这一问题提出了种种观点,从当时是否可能被称之为“市场社会”的角度来看,有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不同见解。肯定性观点认为土地流转、择业自由、契约性雇佣原地等社会性质和物资商品化程度达到市场社会性质,否定观点认为当时仍是封建性质或封建色彩极浓的社会。

岸本教授认为不应该把问题限定于经济学说明的层次内,而应当注重伦理宗教等规范性层面。市场表现的浓厚的泛道德和人伦性质规定了旧中国社会市场的基本形态。受泛道德的调整原理和特殊的关系伦理的人伦色彩影响,人们在认知把握经济活动和交易行为的种种范畴上并未作出进一步专门化努力。岸本教授与滋贺、井田教授一样,认为旧中国社会中市场经济不仅从未成为现实,而且不被承认。

三、 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对清代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得到的结论。

经济政策主观追求社会和谐稳定,产生实际效果和维持现状的意义都维护了地主富户的利益,表明了国家的阶级性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一切个人集体的利害都要服从社会普遍利益的要求,国家缺乏阶级性的认识是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中央的指令在决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是大概的指针,各地官员根据地区情况采取多样化政策,因地制宜的传统后存在着相信如此能够在整体上达到和谐的普遍信念。

政府不问介入和放任在道德伦理上的是非,仅作为维系社会安定的手段,随着经济情势的变动摇摆。

在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既不是无交涉的分离,又不是基于不同功能结构的互补或对抗上,岸本教授与滋贺、寺田的看法大致一致,也有自己的理解表达。国家与社会在维持稳定的共同目的下构成了既没有外在断绝标志又没有内在实质区别的连续性整体。用“银行”比喻这种形态下行动的样式。从社会的整体和谐的理想状态出发,追求能最恰当代表普遍利益的主体,同样的逻辑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专制主义、地方自治主义等。

旧中国的官僚类似近代科层制度下的文官,是因人格和伦理品行优秀获得“治者”资格。

四、 。

似乎未正面涉及的两个问题,中国极富竞争性和流动性的社会实际上最终形成于清代,岸本教授强调通过解读当时人们的认知样式和行动的内在逻辑把握社会结构,包含着主体的观念与行为能构成社会本体的理解。清代的经济社会通过一种二元对立范畴的循环回归被建构出来。

对当时的社会形态的评价要突破单纯的二分法,传统中国更像是将文明及其特有的内在合理性发挥到极致的样板,当时的一些特征为当时人们试图解决面临的问题发挥了相应功能,却无法抗衡帝国主义。对传统的反思和探究是长期的问题,需要更新反思认识框架,需要外国研究者提供的观察。

2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的更多书评

推荐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