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心之轴”的“极期”和限度

砂丁
2019-01-07 看过

小序:此文稿为去年10月14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资格考读书会上作主题发言依据的读书笔记和讲稿。由于一种“身在北大而心不在”的惶然失焦的肉体感觉,一直没有将它的章节和内容整理、拓展成完整的文章。竹内好氏于日中战争正酣时来到沦陷时期的北平留学,过着一种浮浪、懒散、放任的“文学青年”式生活,而北平冬日失了热力的太阳光,轻轻在博雅塔穹顶与近处颓败的槐杨的枯枝间拉开天空深浅的层次,在灰与蓝与黄昏时浅淡的金黄的阴影的错杂里,生出一种“浪迹天涯”的生命悲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之间,形成一种共情与呼应。我以一种“打点自己身边的一堆破烂”的心情努力写下的这些文字,“茫然一片”却又有某种“官能性的鲜活感”,而切实的心境,是疏落于整个流动开阔的历史过程,而在西边的园子里“没有着落”地看书吃字,愈吃愈昏昏然打起鼾来。此文稿的形成,尚未参考子安宣邦先生研究“近代的超克”之近著,由于一年到头习惯性的疏懒,这几天才开始阅读补课。又及,听闻今年三月日本天皇将退位,四月将改元,又一个时代过去了。是为记。平成三十一年元月七日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竹内好生平历程的关键时期与思想形成基于的历史语境

◇ 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学科,毕业论文是《郁达夫研究》 ◇ 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中国文学月报》:1935-1943 ◇ 留学北京/北平:1937-1939,竹内好思想形成的“回心”(蛰伏)时期 ◇ “回心”式地撰写《鲁迅》,怀着“写遗书”的心情:1943 ◇ 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竹内好:在文学中实现“十二月八日” ◇ 参军入伍,发配湖北咸宁:1943.12-1946,从“肉体感觉”的层面体验作为“总体战争”的“近代的超克”及其失败

二、竹内好最基本的思考脉络和框架

◇ “心情”和“感觉”:“文学式的潇洒”与对学院技术化操作知识的厌倦;深度关联知识的生产和结构与研究者主体的历史感觉之间的可能性,使得知识开放为一个即时即地的问题场域,而不是单纯的客观化之研究对象和客体。 ◇ “作为事实的思想”:如何在状况中体察思想的生成和转变,“状况的变化是怎样作为条件而左右着思想的”;所谓思想乃是“为实际行动提供根据”的东西,不能影响现实的则不是思想。 ◇ “回心”:挣扎(抵抗) ◇ 自我否定:竹内好思维方式中最具悖论性质的部分,亦是其“文学”作为知识立场介入最深的部分,勾连于其“大东亚理念”和“亚细亚主义”思想。 ◇ “”:知识在历史状况中的自我否定和主体从知识中自我破却后留下的那个形式和结构——《鲁迅》、《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近代的超克》。 ◇ “近代的超克”:日本“太平洋战争”中时代气氛和历史感觉的一个总体象征和意识装置,及战后日本转向长久“无主体状态”(“全民总忏悔”)的尴尬自我体认。

三、竹内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 非学院写作:新生中国学的确立,以研究同时代的中国作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思潮(中国现代文学)为主要工作方式,并在立场和方法上区别于日本的汉学传统和高度技术化处理中国知识的支那学界,而执着地保持着“在(流动的历史)状况之中”思考、书写、行动的思想立场。

◇ 日本汉学:对应于中国之宋学、理学。一个相当松散的知识领域,处理“经史子集”的专门知识,包罗万象而又述而不作,强调人习得知识的实践性和伦理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知识和思想的现实人生功能。其学术运作的方法为一般性的教养习得和实践,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 支那学:对应于中国清代之考据学。

1) 概念和定义:诞生于19世纪末(明治时代),力图把松散的中国知识(传统汉学)改造、整合为一门可以证伪的独立学科,以其严格的学术分类(如民俗学、人类学、博物学、史料考辩)和“科学性”立场而成为现代日本中国学范围里的主流,其学科特点是①将研究对象客观化、实证化、系统化②将研究对象和活生生的文本“文献化”,强调“言必有据”的细密考证和对知识的客观说理③建立了一套严格客观技术化处理中国知识的学术规范和文体范式,强调严密的学科分化和谨严的考证精神④完全把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看作与日本无关的“他者”,将中国文学彻底“外国文学化”。

2) 竹内好的界定:“(支那学)不过是拿着概念置换概念罢了。”“把关于事物的概念朴素地界定为离开认识主体的实在之物的低调的学风。”

3) 竹内好对汉学和支那学治学方法的不满和批判:

① 研究者主体的“缺席”,支那学和汉学共有着脱离现实生活、缺少人生热情的致命弱点,这致使它们共同缺少开放和论争的精神; ② 知识日益失掉了它所具有的活力而只变成固定化的认知对象,从而丧失了知识和思想的现实人生功能; ③ 旧汉学因循守旧和僵化敝俗,支那学在改造汉学之非科学性为严格的知识体系时同样因循了某种僵化程式,只不过是以一种看上去严谨客观的学术说理和讨论方式而展开,充满一种对知识进行技术化操作的“学院派精神”,停留于“书斋式学问”的知识积累,而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更不能“直视现实的污浊”; ④ 现代支那学已经成为近代日本中国学的显学,拥有话语权力(知识霸权),支配学术讨论、思想形成和知识生产的方式,妨碍了清新健康自由的学术空气。

竹内好:“在这个世界里,不问对知识倾倒的深度,而首先关心的是知识的多寡,这也是通用的衡量标准。杜甫的诗,李后主的词,《红楼梦》,这一切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时候,我可以无条件地承认它们吗么?我必须承认它们么?它们就那样以原初状态、超越于与我的交流之上而作为中国文学存在么?难道我没有把那种用文献取代文学的狡猾的权威语言误认为是我自己的语言么?”只有当这些文献经由主体生的苦恼而被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主体基于即时即地的活泼泼的历史处境介入文学阅读所形成的立场、观点、态度和问题视域)的时候,它才是文学。竹内好反对把文学作品和流动的思想以封闭客观的知识系统加以处理的治学方式,认为那并非研究主体安身立命之本,而只能借由所谓客观化的操作而建立知识霸权。竹内好对以支那学作为主流的日本学院派学术反感和失望的原因,就在于在学院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满足于把遇到的问题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进行归类分析,却无法使眼前的问题在与知识积累发生关联的状况下转变成新的问题意识。

◇ 中国文学研究会 &《中国文学月报》:

1) 研究主体:它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既抽象和超越于研究对象的历史处境,又抽象和超越于即时即地的历史处境的自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生存欲望,并努力使自身“在状况中行动和思考”,并试图通过中国文学研究反过来为自我的生存寻找可能性的现实的个体。“在现实的污浊中顽强地执著于思想传统形成的努力构成了竹内好全部的生存方式本身。”(孙歌)

2) 知识和主体的“自我否定”

3) 废刊的原因和经过:

a) 对刊物“党派性丧失”的不满,竹内好终于发现这个以对抗学院学术霸权为起点的学术团体正在迅速地学院化和体制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获得新的霸权,在治学方法上愈来愈接近他一贯反对的支那学派。

《中国文学月报》的“党派性”:中国文学研究会刚成立的时候,“从混沌中确定和生成自我所必不可少的那种本源性的矛盾确实曾经内在于它”;(而现在,1943年3月)“本源性的矛盾消解了,安定到来了,持续的日子开始了。”“我们也试图通过否定官僚化了的汉学和支那学,从它的内部谋求自身的学术独立性。汉学和支那学已经丧失了历史性,无力理解现实的支那,因而也无法与现代文化相关联。”

b) 更生的日本文学之“世界化”愿景(日本文学与“大东亚战争”语境之间的复杂纠缠和张力结构,“近代的超克”论之体现):

“大东亚战争否定了近代,否定了近代文化,它是通过彻底的否定而从否定的深处促成新的世界和世界文化自我形成的历史创造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化必须否定”。“所谓现代文化,就是在现代这个时代里欧洲的近代文化在我们自身的投影。我们必须否定以那样的方式存在着的自己。因为我们是作为从自己内部创造世界史的创造者而存在的。我们必须不依靠他力支撑自己,而是自己塑造自己。”“通过自我否定而使自己世界化。这不是给既成的自我再添加点什么东西,而是立足于无限更新自我的根本之点。”“日本文化必须依靠否定日本文化自身才能成为世界文化。必须成为无,才能成为一切。……”“对于历史的创造者而言,世界应该在内部自行催生出来,不应该是从外面被强加的。外国文学必须内在于日本文学。……”“自己必须首先不再是自己。日本文学只有通过否定日本文学本身,才能使得外国文学存活于自己的内部。外国文学研究必须被转换为日本文学的自我否定。……”“我们在今天为了研究支那,不可以把支那作为自己的对立物加以确定。在我之外的支那是作为必须加以超越的支那存在于我之外的,在终极意义上,它不能不在我之内。”“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只有那样才是理解。与支那相对的现在的我,也必须被否定。”“作为外国文学的支那文学在日本文学的视野里被主体化”意味着“只能主体性地立足于日本文学的立场(来看待支那文学)”。“大东亚只有在自己内部、通过否定的行为才能够得以产生。”“大东亚的新文学,不是被给予的外在之物,而是通过当今衰退的文学的自我否定,从否定的深渊中自我涌现的成果。”(《〈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 ——可联系竹内好对战时的两个文化综合性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及“近代的超克”来谈

c) 一种绝望、郁结、生死不明的战时情绪,一种对生命孤独的强烈体验以及一种对知识的和对主体自身的不可遏制的否定热情。(竹内好核心的主体感觉和意识装置)

作为(自我否定)态度的党派性”:“贯彻生命之孤独的不可遏制的否定热情”,“我想要等待原初的生活从无际的大无之中涌出的那一天”,“我试图从没有形状的、本源性无的世界中求得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来的那个场域。”《中国文学》的废刊终于还是没有恪守其成立时的原则,即坚守“终极性的‘无’”之状态。“个体(知识/话语)不是通过掠夺其他个体(将西方文明成果直接植入东方知识和日本立场之中)而支撑自身,个体必须在自己内部产生出通过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个体的立场。”

作为“无”的“党派性”:《中国文学》同人们在知识立场和操作方式上的逐渐“支那学化”牵连着一种不再以“自我否定式”地“改造”自身之主体状态的“转向”姿态,背离于竹内好“回心式”(先行在既成的知识内部作否定式的清理和还原,再从无内容的形式中,基于知识者即时即地的历史语境和主体纳入历史的感觉结构,重新生产和生发出一套“别样的话语”)参与知识生产的基本立场:“研究会通过解散”,激活了过去的全部活动。这是为了生而选择的死。”解散本身是对终极性之“无”的一次激活,是动态地为“无”赋予“行为”的能量和形式,而不是把清空了原有知识的话语场域,静态地置于一个不动的位置上。也就是说,竹内好所强调的“无”乃至知识和主体的“自我否定”,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它看起来似乎是“不动”的,但却蕴蓄了流动的历史状况本身的势能,以及主体投身于历史的那种迫切的程度而被赋予的势能,更像是“极动”状态之中的“极静”,相对静止,“死”即是在破却了知识的原有内容之后留下的那个兴致勃勃的“极静”之状态,隐含着“动”起来的契机。但这种势能似乎总是处于隐而未发的状态,竹内好似乎有一种喜好,把思想的、历史的状态停留于这个隐而未发、呼之欲出的动态之中的“极静”(“无”)之位置,且看它能走成什么样、生发成什么样。

竹内好的“心情”和“感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给人以“茫然一片却又以某种官能性的鲜活感”,而对于废刊和研究会的解散,“切实的心情仅仅是古人那种浪迹天涯的情怀”,“恐怕我将来也不会改变自己在虚空中刻写文字的秉性。”

(二) 回心 VS 转向

◆ “回心”之思想结构:

◇ “拿来主义”式的鲁迅研究,或把“鲁迅”征用为自己的“心象”:

1) 改写历史,使进化论的历史时间改道的“瞬间”:

何谓“历史”:“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历史建立在主体“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拼搏”当中,而不是可以静止地接近的实体性对象——历史是主体一次次主动跃入其场域,又一次次奋力挣扎搏斗而出的产物,每一个紧张瞬间通过主体而被连接才能构成历史。(《何谓近代》,“东洋的近代”)

何谓“瞬间”:“前进—后退是瞬间的,是欧洲得以成其为欧洲(从而东洋不成其为东洋)的紧张的瞬间。所谓瞬间,与其说意味着作为极限状态的不具有延伸性的历史上之一点,不如说是历史从那里涌现的点(而不是历史的扩展)。”(《何谓近代》,“西洋与东洋”)

瞬间”如何连结“历史”:这个远离了历史从中涌现的(欧洲进化论式)的“瞬间”的观察点,这个历史(进化论时间)之外的观察点可以由于历史主体的运动而获得历史性——由于历史主体的“改写历史”,原本处于历史之外的要素也可能进入历史。

图式:历史“先觉者”如孙文、梁启超 & “不是先觉者”的鲁迅

竹内好论鲁迅之“瞬间”

2) “回心”之思想结构:

① 源出佛家语,竹内好意指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主体的自觉或觉醒,对应于鲁迅即“挣扎”(在日语里意义较为接近的词语大概是“抵抗”)。“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这种态度,给人留下一个强韧生活者的印象。”“其接受(他人之文学影响)的方法不也是为了从中筛选出自己本质上的东西而把自己投身其中的方法吗?不是一种‘挣扎’着去接受的方法吗?”“回心”或曰“挣扎”的鲁迅即竹内好所谓作为“根干”、作为“生命的、原理的”鲁迅,乃鲁迅的“本源的自觉”。

例子:鲁迅如何受梁启超的影响又“破却”它?(鲁迅受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接受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小说“功用论”、小说可“振兴民族精神”、“以文学来感化社会”等“新小说”理念,也亲自翻译过《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学小说”作为文学实践,在深度浸淫其中之后,终于又从其话语内部将自身“拉将”出来,而在“新文学”之理论诉求和文体格局之内,多少杂入一些先前之态度和语法,而合入于“为人生”的主流五四话语。)鲁迅杂文的“引语性”

② 鲁迅获得其“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一个他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死的自觉的时机”为其第二次从日本归国后在北京绍兴会馆一间“闹鬼的屋子”(“铁屋子”意象)钞古碑(点校古籍、研究佛经、研究金石拓本、研究造像和墓志,整理、辑校完成《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等文言学术著作)的时期(新文学发生前,“文学革命”之主体姿态确立前的“蛰伏时期”),大约于1912其做教育部科员至1918发表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止。

竹内好:“鲁迅生平中这个不明了的时期,正好也和中国文学当中的不明了的时期相一致。不明了具有时代的性质。正处在一个酝酿期而不久便爆发了‘文学革命’的中国文学,正处在近代文学前夜的中国文学,从中已可以看到有各种先驱要素被投入进来;但这些要素在被投入的同时又一个个地消失,构成一个黑暗的断层,连接着下一个时代。此前和此后,迥然有别,有着价值的转换。这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我以为,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和鲁迅文学的回心时期相重合。”

③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虚妄”为一种“空”,一种经过“回心”还原后得到的“无”,可在其结构里填充东西:“绝望”或“希望”

④ 鲁迅的反讽:“写小说是出于痛苦,论争也是出于痛苦。……他所抗争的,其实却并非对手,而是冲着他自身当中无论如何都无可排遣的痛苦而来的。他把那痛苦从自己身上取出,放在对手身上,从而再对这被对象化了的痛苦施加打击。他的论争就是这样展开的。他是在和自己孕育的‘阿Q’搏斗。”(《鲁迅》,“政治与文学”,第一节)

⑤ “回心”之场:“沉默是行动。……不仅语言是实在,没有语言的空间也是实在。使语言变为可能的,同时也会使语言的非存在变为可能。有,如果是实在的话,那么,无也就是实在。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文学者鲁迅(‘无’之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有’之鲁迅)的终极之场。”(始终运动的、自我生成又自我破却的、能量流动的‘回心’之场、话语之场) 《鲁迅》,“政治与文学”,第三节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即是“回心”。(《鲁迅》,“结束语”)

3) 自我否定或自我破却:

① “他把写不出作品,归结为自己的无力。这是正确的。……真实的情况是写不出来了。对于写不出来这件事实,他是诚实的。”

② “就自己的作品而言,他说他是‘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的,但他又何尝不是‘一律抹杀’了自己的作品?至少是并不看重的。”“这篇稚拙作品(《狂人日记》)的价值就在于,作者通过它把握到了某种根柢上的态度。《狂人日记》的作者不仅没发展成小说家,毋宁说他不得不通过疏远小说而抵偿自己的作品。”(《狂人日记》通过并置两种时间,以一个后设的现在时的框架去容纳一个过去时的故事,通过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价值和态度的裂隙,通过共置两套相互冲突的叙事话语,以一种反讽的叙事张力来实现主体在文本内部的自我破却,这种不在叙事中给出单一价值判断和解决方案的游离、怀疑姿态,恰好是由小说的反讽式笔法来实现的,小说文本的内容和意义在矛盾和悖反中被抽离和抹消,而把话语还原为一种动态的“无”之框架)

③ 竹内好研究鲁迅之心情:“我是以打点自己身边的一堆破烂儿的心情来把这些拙劣的文字写到现在的。拙劣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将抱着这拙劣活下去,直到被抹杀的那一天。”( 《鲁迅》,“关于作品”,第四节)

4) “无”:

① “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的某种东西。”——特别体现于《野草》。(《鲁迅》,“思想的形成”,第二节)

② 鲁迅“决意去死的时机”(自由意志的死)和“鬼”

③ 竹内好对《故事新编》之理解:鲁迅为什么晚年还要执著地主动谋划一场失败?“《故事新编》是文学者鲁迅未果之梦迹。……判断其为作品的失败却并没改变……《故事新编》全部都是失败的作品。说到鲁迅到了晚年为什么敢于计划这场失败……难道只是一句《故事新编》作为作品是失败的就算完了吗?难道只是视同其他早期作品的失败而不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就可以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他的重蹈覆辙就没有意义了吗?《故事新编》的分量在我这里似乎是逐渐增加着的。”( 《鲁迅》,“关于作品”,第四节)

④ 文学的“政治性”:文学的自觉乃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自觉”,是使文学在政治内部自我破却而余下的结构。

作为“终生的余业”的文学,“终极性的静谧”:“极动”状态中的“极静”,动态的静,于“危机饱和的形态动中得静”:“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自觉到无力……(文学)是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产生文学的是政治。文学却从政治中选择出了自己。……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政治的振幅越大,文学把自己破却在政治里的纯粹程度也就越深。”(《鲁迅》,“政治与文学”,第三节)

文学的“无用之用”及“文学者的态度”:“什么才是文学者的态度呢?只能是否定政治本身,以替代相对于政治的自我否定。无力的文学应以无力来批判政治。‘不用之用’应变为‘有用’。政治对文学是无力的。”“政治在政治上是有力的,但在文学上却是无力的;无力的文学,作为文学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它的无力。”(《鲁迅》,“政治与文学”,第三节)

⑤ 有关“革命”之理解:

“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鲁迅:《黄花节的杂感》)“何谓真的革命者呢?临终前高喊着‘革命尚未成功’的这个人便是。革命尚未成功。辛亥革命不是革命,第二、第三革命也不是革命。为什么呢?因为‘革命无止境’。真的革命是‘永远革命’。只有自觉到‘永远革命’的人才是真的革命者。”“对于永远的革命者来说,所有的革命都是失败的。不是失败的革命不是真革命。革命的成功,不是大叫‘革命成功了’,而是坚信永远革命,以‘革命尚未成功’来破却现在。”(《鲁迅》,“政治与文学”,第二节) ——可联系鲁迅与托洛茨基之关系来谈,长堀祐造

“只有相信‘永远革命’的人,只有‘永远的革命者’,才能不把革命的普及看作革命的成功,而看作革命的堕落,加以破却。”(在打破凝固状态如革命的目的论、功用论的流动状态下,不断在革命的进程内部自我生成和自我破却。)(《鲁迅》,“政治与文学”,第三节)

5) 如何激活历史:外部者(历史的后来者、研究者)必须进入历史的“内部”,但是又有能力把内部的体验带到外部世界去。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已经过去的时代才会成为具有生命的“历史”。所有的资料如果没有投身于同时代史的主体意识这一“方法”,它都可能失掉作为历史而存在的机会。

◇ 竹内好的“回心”时期:1937-1939作为文部省公派留学生留学北京/北平,深度感受到沦陷后的北京/北平有一种特殊的“战争时代的平静”,“如同旋转的球心之轴一样,以极致的静集运动于一身”,外表波澜不惊,内部却涌动着时代夹缠之力。竹内好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北京/北平并没有非常积极地投入与中国文化人的交往活动,而是过得相当懒散甚至放任、频繁地饮酒作乐、起兴出游,却时常囊中羞涩、经历恋爱风波和挫折的“文学青年”式的生活。竹内好把沦陷中“真空”的北京/北平之历史空气概说为“虚脱的时代”,体验着“一种被排斥在充满痛苦和活力的历史进程之外的‘没有着落’的感觉,和这种感觉所进而延伸出来的试图进入历史的渴望。”

◇ 何谓“国家的真正独立”?日本在法理上、形式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其在主体结构和文化人格上真正独立,真正的独立是通过在过去中自我破却出来、“挣扎”着在破却出来的“无”之中增添新东西而获得的。即,不应通过“转向”获得独立,而应通过“回心”。

◇ 对“日美安保条约”及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反省:《我们的宪法感觉》

1) 竹内好的“宪法感觉”:“战后的新宪法,对我们而言并没有什么亲近感,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很疏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宪法强调人类普遍的原理,是非常漂亮的。漂亮固然漂亮,就是有些辉煌耀眼,作为自己的宪法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感到不管成文宪法如何的漂亮,那不过是与官样文章同等的东西。”“这个宪法到底是从外部给予的东西,有些做给别人看的、虚张声势的味道,总好像跟自己有些距离。”“(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虽然是一部非常好的宪法,可还没有成为自己的东西,我便不断地为这种乖离的感觉所困扰着。”

2) 新宪法与旧宪法之间如何转化:“旧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非常沉重,是那种被视为负面的、压抑人的东西,比起对权利的要求更重视自上而下地规定义务。不过,难道不能把在这个旧宪法下生活过来的人的力量,以变过去的负面作用为正面作用的方式,作为核心融会到现在新生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新宪法中来吗?难道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把历史和传统作为轴心,为现在这个新宪法注入活力吗?”“为了使现代这个宪法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在与过去的旧宪法之间,不是像换和服那样脱了旧的换新的,我们必须在传统的连续性基础上,或者经过对传统的再解释,把新的宪法变为自己的东西,在与过去的传统相连接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新的宪法感觉。宪法或者说民主主义民族化乃至主体化,或者内在化是绝对重要的,如果缺少这些程序,在目前这样的权力之下,我们只能甘做奴隶。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自由的人,那么无论如何都要掌握这个宪法,使之内在化或者换一个说法,使之民族化。我们说这是自己的东西,就意味着不是被给予的而必须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转向”之思想结构:

1)无反思的“进步”文明观:迫切的舍旧求新愿望

新的”成了价值的基准,把“新的”与“正确的”看成同一个东西是日本人无意识的心理倾向。不断地寻求新奇,不断地变成新的,这就是日本人的勤勉。(《何谓近代》,“重复与发展”)

2)“优等生文化”:赶上,超过,不能输给别人(别国),喜新厌旧,不是像中国那样在遭遇国族挫折时奋力抵抗并产生新东西,而是放弃抵抗,转身投入更“先进”的文明,谁先进学习谁,操一套“先进”文明的话语,并视未放弃抵抗的其他东洋国家为“落后”民族的殖民地心态,一种“特殊的日本性格”。

“优等生心理的独断性结论:我们(日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接受了欧洲文化,因此落后的人民当然会接受我们的文化施舍,也必须接受。”

转向是在没有抵抗的地方发生的现象,即它产生于自我欲求的缺失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向内运动回心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的文化。日本文化没有经历过革命这样的历史断裂,也不曾有过割断过去以新生,旧的东西重新复苏再生这样的历史变动。(日本)不曾有过重写历史的经历。因此,新的人不曾诞生。在日本文化中,新的东西一定会陈旧而没有旧的东西之再生。(中国的)‘文学革命’,其推进运动的原动力在于有一种从内部否定该运动的更为根本的力量存在。而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没有发展出从内部否定从而超越该运动的方向。在日本一切都是成功的且是一次性的。” (《何谓近代》,“回心与转向”)

3)“革命”与“维新”:

“辛亥革命是在革命的方向上发展的革命,是从内部不断涌现出否定性的力量革命。孙文不断地意识到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是一场在“回心”机制下发生和运作的、“生产性的革命”,因此是“真正的革命”;而“明治维新”则是“转向”,日本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无条件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及其意识形态之改造——日本如此轻松地、举国一体地完成了国家转向,“对欧洲几乎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抵抗”。

在日本抵抗是不存在的。无形即是日本类型,没有个性便是日本的个性。日本对欧洲没有表示出抵抗来,恐怕就在于日本文化之结构上的这一性质。日本文化总是面向外界,等待新的东西的到来。(之前是中国儒家文化、佛教义理,之后是西欧现代性。)”

“日本文化难道不是在传统中未曾有过独立的经验吗?难道不是因此而无法在实际感受上体验独立这一状态吗?把外面进来的东西作为一种痛苦,在抵抗之中来接受它,这种经验难道不是一次也没有过吗?”日本在法理上、形式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其在主体结构和文化人格上真正独立。日本应该像鲁迅所言那样,“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即立足于无限流动和变异的此时此刻,在“挣扎”(“抵抗”)中于文明的各项内自我破却,从而生成新的、独立的东西,而非回溯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或转向许诺好的“未来之黄金世界”。(《何谓近代》,“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

(三) “文学”作为知识立场(“心情”或“感觉”):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史学(思想史),强调研究主体的心情和感觉介入知识的能动性,强调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不应使研究对象和生产出来的知识实体化、纯粹客观化和绝对化,而应与流动的历史语境(就算是过去发生的历史,即时即地亦是变动不居的、充满可能性的)和研究者所处时代的生活感觉发生互动。

◇ “文学性的(世界)结构” VS “哲学性的(世界)结构”

◇ 对“无国籍的学问”的批评:“与生活不相联系的学问根本不存在,任何学问都是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追问出发的。”“学问具有国际性,存在着世界共通的课题。但是,那共通的问题应该具有的性质,是可以还原到人类世界应该怎样生存这个问题上来的。学问的国际性并非意味着学问没有国籍,无国籍的学问对于世界性的学问而言,也是一种累赘吧。有自己的国籍又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才能参加到世界共通的课题之讨论中去,才能为学问的发展作出贡献。” (《给年轻朋友的信——对历史学家的要求》)

◇ 研究者的“生活感觉”:在文学中实现“十二月八日” (《〈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

(四) “作为事实的思想”:

◇ 对于“政治正确”的不在意:竹内好一生都在与概念化的政治正确进行斗争。对于他而言,没有比观念性的正确立场更妨碍在流动的历史状况中体察思想的形成的了。(“在状况之中”的思想立场) 竹内好的战争感觉以及对“近代的超克”作为失败了的“作为事实的思想”的阐释(《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近代的超克》)

◇ 战时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战后一代知识者在少年时代仅仅经历了日本国内因战争造成的贫困和战乱的受害者经验,却没有获得亲身参加侵略战争的加害者经验。战后一代人“没有体验到实际发展中的、作为过程的法西斯主义,只是自上而下地被灌输了作为结果(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总体性失败结局、一种绝对的‘政治不正确’)的法西斯主义”。而竹内好这一代切实经历过战争体验的日本知识人,则感觉到“法西斯主义是以不易被察觉的,有时甚至以伴随着后退的迂回曲折的方式发展渗透的,各个阶段都很危险,同时,在各个不同的阶段都并非完全没有防止手段”。对于战争中的日本国民来说,“从外部看那种令人恐惧的过激的连续性打击,对于内部世界的居民而言,竟然是不显山不露水地作为渐进的变化被接受的”,日本国民沉浸在一种“未发生状态下的(历史)混沌”之中。在战前和战时“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漩涡”里,一切都不是昭然若揭的。相反,所有的举措都得到了自圆其说的说明,看上去合情合理。日本人正是在眼看着一个个举措似乎合情合理地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卷入了战争,“直到有一天,才突然意识到作物已经高过自己的头了”。(《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

(五) “否定”的历史哲学:主体自我否定,主体投入知识内部使知识的原有结构裂解而自我破却,打碎被知识和权力不断强化的思考方式和基本“常识”,终极性的“无”

◇ 对鲁迅的征用:“鲁迅文学的根源,是可以称为‘无’的某种东西。由于获得了那种根本上的自觉,鲁迅成为了文学家。如果没有这一个本源性的自觉,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不过是语词而已。”

◇ 《中国文学》的废刊:见前述,“非学院写作”一节

◇ 竹内好的“大东亚理念”和亚洲主义:“我们日本,不是在观念上否定了大东亚诸地域中近代式的殖民地统治了吗?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无限正确的。所谓否定殖民地统治,就是抛弃自我保存的欲望。个体不是依靠掠夺其他个体而支撑自我而是在自己内部催生出通过个体的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个体的立场。必须不是通过掠夺,而是通过给予(把日本自身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输送到世界)来结构这个世界。这一大东亚理念的无限正确性,必须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末端,从根本上瓦解现有的生活态度,从而促使新的文化自我形成。”“大东亚战争被认为是改写了世界史。我深深地相信这一点。它否定了近代否定了近代文化,它是从否定的深处主体性地形成新的世界和新的世界文化的历史创造活动。” (《〈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

(六) 近代的超克:

◇ “近代”之含义:彻底的理性主义信念,即所有事物在终极意义上都可以对象化并被提炼。在日文语境里,“近代”相当于中文里的“现代”、“现代性”、“现代化”。

超克”之含义:对困难的对象进行超越、克服、攻克之含义,具有一种暴力性、不能稍加等待和忍受从而急迫地想要跃出(某种时间框架和感受框架)的情感色彩。

近代的超克”之含义:“近代的超克”作为日本“太平洋战争”后时代气氛和历史感觉的一个总体象征(集中表述和线索),其多重所指已经从原初驳杂繁复生动的座谈会话语场域中抽象出来,而渐渐凝固为如下的一些含义: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总体战”的时代气氛之下,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及其连带的殖民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超越”和“克服”,即清算明治以来日本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化模式强加于日本的诸种影响,抗击来自西方特别是英美的经济文化渗透,确立日本作为东亚现代化强国的领导地位。在“近代的超克”这一思维框架和感受框架之下,日本实现了一种心理上向西方和欧美的“绝对转向”,即日本不光能够很好地学习和消化西洋现代性的诸种成果,并且自身的现代化程度也已经超越了西方,在文明进化论的时间轴上,日本现在处于欧美之前,比欧美走得远走得快,在现代化思维的逻辑内部,日本做得比西方还要西方,因而日本可以返过来“领导”这种现代化进程,而“领导”的首要方式就是对欧美“宣战”,通过“总体战”的方式动员全国之力,一并在东亚消除欧美的殖民统治及其文化和政治影响,在东亚接管欧美的现代化经济成果,而使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现代化运动的领头羊。(“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

◇ 两个座谈会:

1. “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由“京都学派”四位哲学家于1941年围绕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在世界中的历史定位和“大东亚共荣圈”之理论和现实可能诸问题组织的一系列相对内部的学术座谈会,一共举办了三次,在时间上稍早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相较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该座谈会:

① 完成度颇高,并形成了有效的学术表态和结论; ② 充分的学理化和专业化,对东西思想史的脉络和框架细致考辨,没有工夫意识到日本式肉体感觉和战时的日常经验; ③ 严谨的论文风格:大段的理论陈述,而较少话语的中断和插科打诨; ④ 多从西方思想资源来看待日本的思想状况、历史处境和政治意识形态,充满一种“世界史”(将日本纳入西方现代文明的逻辑、框架和结构)之立场。

▲ “京都学派”:以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研究所为中心形成的哲学流派,主张从“世界史”的角度为日本的历史发展加以定位和阐释,从东西哲学互证、此消彼长的二元论之哲学架构中寻找日本统驭东亚之理论合理性,为日本的“总体战争”和“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之构想提供理论资源,并将日本的战争责任界定为“世界史的正当行为和历史使命”。成员大多数为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的弟子们。

2. “近代的超克”:由文化综合刊物《文学界》于1942年主持召开的一个综合了《文学界》同人、“日本浪漫派”(“将日本的近代规定为文明开化并作为整体否定对象”)、“京都学派”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神学家、自然科学家、音乐学者等不同学派知识分子的跨学科座谈会。杂志于1942年9、10月刊载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座谈纪要。此次座谈会围绕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近代的超克”的世界使命,就日本近代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之关系、日本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战争和知识分子责任、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局限及日本“超克”其可能等若干问题展开讨论。由于文人在“近代的超克”讨论会上占多数,他们主导了讨论会话语展开和参与的方式,整个座谈会显得漫不经心的散漫和随意、混乱和未完成、观点和观点之间自相龃龉和抵销、充满日常经验的言说和“作为日本人语言的肉体感觉”。

① 日本知识界对“太平洋战争”突然到来(如弥赛亚之降临)的复杂感情:

◇ “开战一年来知性颤栗” (河上彻太郎:《“近代的超克”结语》) ◇ “感到应该来临的终于来临了。” (大宅壮一) ◇ “我感到了不得的事件开始了。”( 桑原武夫) ◇ “我并非是在绝望之下昂奋起来,才说出这般话的,我为自己心底真实的明快之情而欢喜不已。太平洋的暗云这一词语,想来乃是符合长期以来腐朽之状态的词语。若说今日之开战此暗云终于云开雾散,或者有些言过其实亦未可知,不过在我的感情上,确实可以说是云开雾散。比之战争的纯净混沌暗淡的和平真是昏浊而令人不快之物!” (河上彻太郎:《光荣之日》) ◇ “比之战争更可怕的是和平。……比之奴隶的和平我们更期待王者的战争。” (龟井胜一郎) ◇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这本杂志来到出版社,计划以同样的形式在《文艺》上组稿,给许多作家发出约稿信,希望他们以‘战斗的意志’为题给杂志写稿。没有一个作家拒绝我的约稿,我对自己的编辑计划亦没有半点儿的怀疑。” (高杉一郎:《作为〈文艺〉的编辑》) ◇ “历史被创造出来了!……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十二月八日……心情变得畅快了。人们无言地走到街头,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同胞。……战争突然降临,在那个刹那……天空高远,清光四射,我们陈年的积郁被驱散了。……昨日的烦恼均变为怪异之物。……不久,黎明就要降临。” (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 ◇ “特别是十二月八日(1941年12月8日)以来,我们的感情仿佛获得了一个得以凝聚起来的合适的模子。这个模子,它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用‘近代的超克’来指称它。”(“近代的超克”是由普遍的历史感觉和知识感觉出发而发明的一套“意识装置。”)(河上彻太郎:《“近代的超克”结语》) ◇ “开篇的宣战圣诏,其给予我们的无以名状的悲哀之感,今天仍记忆犹新。”“日本这一存在本身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一种将我的心诱向那种悲哀的无可言说的悲哀。” (高见顺:《昭和文学盛衰史》卷二)

② 开放的话语场:虽然“政治不正确”(“战争是历史之最具有生命力的力量”,“总之近代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方便有总体战争发生”,“总体战争乃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第四节,“总体战争的思想”),但打开了讨论日本“总体战”状况中最生动、最直接、最一手的思想状况,其“作为事实的思想”(状况的变化是怎样作为条件而左右着思想的)的话语建构方式,敞开了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特定历史瞬间里日本知识界最真实的、流动的、驳杂的精神状态,细致地勾勒出战争状况中日本的问题结构及问题被生产出来的过程和形式,使其敞开为一个未完成、未解决、尚待讨论和结构,但谈论起来又颇艰难的既疏松、又“艰苦鏖战”的话语场域。

③ 强调知识人在“状况”中真实的日常经验历史实感:座谈会饱含充满日本式“肉体感觉”的“对抗西方”的立场。

“我们知识人因为始终在知识活动的真正原动力之日本人的血和一直以来硬把它塞进体系里去的西欧知性之间相生相克,故即使在个人方面也无法心悦诚服。弥漫于会议全过程的那种异常的混乱和分歧的状态便源于此。这是鲜血淋漓的战斗之忠实的记录……”(河上彻太郎:《“近代的超克”结语》)

抵抗和服从之间的一步之差才是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国内思想界最真实的状况。竹内好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上看到战后被建构的所谓“反战力量”以及太过“政治正确”的“和平宪法”的虚假性,认为它们只是事后地被抽象为一种纯粹的主流意识形态,或出于某种创伤性的国民心理,或出于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战争中最真实的思想状况被规避了。

“一方面在主观上一贯拒绝和厌恶神话(即‘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宣传),同时却以二重、三重的曲折形态在结果上卷入了该神话,这一判断恐怕对大多数知识人是适用的。”(《近代的超克》,第三节,“十二月八日”的意味)

孙歌论竹内好:他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知识界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毫无矛盾地把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与支持苏维埃反法西斯战争视为同样性质的行为?

⑤ “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是一次试图在极限状态(鲁迅之“极期”)下创造思想传统但是却最终被极限状态压垮的失败尝试

孙歌论竹内好:在所谓集权制国家里,真正的民主可能性不是在体制之外以对抗的方式形成的,它恰恰是在体制之内以“修改”体制的方式艰难生长的。因此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真正可怕的未必是“反体制”的力量,而是体制内的异己;对于反体制的民主派而言,有效的手段也恰恰是在主流话语内部改变它的性质,而不是在外部做出对抗的姿态。只有在霸权与霸权的对抗关系(“总体战争”思路下日本对英美的对抗,二者同享帝国主义的逻辑)中,才能重新反思“文明一元论”的欺骗性。——竹内好之“火中取栗”的思想方法。

孙歌论竹内好:竹内好试图挖掘和重造的日本思想资源几乎都是被“污染”过的、“政治不正确”的,并且在战时试图使用这些被污染的词汇制造思想。在竹内好看来,日本在对外侵略的意识形态中,隐含着在历史上曾经萌发但又被扼杀了的对于东亚的责任感;在对抗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也包含了使日本成为世界史一部分的努力。(日本“总体战争”的二重性)假如这一切都被“正确”理论一笔勾销,竹内好的疑问是,日本人还有什么资源可以建立思想传统、可以承担历史责任?外来的思想和观念依靠什么转化为本土的思想观念、又如何影响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

⑥ “近代的超克”作为“”:

1) 作为一个精神类型、一种感觉结构、一套意识装置和一个思维框架的“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是无内容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放大其间思想的痕迹以作为填补空虚感的线索。”竹内好认为,“近代的超克”是在“总体战争”的历史状况下基于特定的时代症状和问题焦虑而进行的讨论会,虽然它的内容看上去庞杂而漫无边际,但终其实质可以被抽空为一种感觉结构和一套意识装置,并在这一思维框架的基础上,知识人或抵抗或合作,或围绕着它,向里面填充新东西。

2) “近代的超克”作为一种总体上的“失败”:日本的“总体战争”失败,在一种历史直感或心情上意味着日本整个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过程的失败,更遑论实现“近代的超克”了。因此,“近代的超克”成为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成为一个剩余在过去历史之中、鲜少人再提起的空无结构。

3) “近代的超克”作为一种总体“毁灭”之“屈辱”:“那天下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下午),我沉浸在复杂的心情中,那是一种交织着喜悦、悲哀、愤怒和失望的心情。我预料到了战败,却没有想到以那样的保持着国内统一的状态而战败。我曾经梦想过:美军的上陆作战,主战派和主和派两者之间统治权分裂,全国沉浸在猛烈的革命运动之中等等。国内人口减少一半,失去了统帅,各地派遣军成了孤立的单位。我想,在成了游击队的部队内我该归到哪个部分去呢?我可要好好琢磨琢磨。我的想法是浪漫的,世界主义的。可是天皇的广播讲话使我失望颓丧,对什么也发不起怒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实际感受到解放的欢喜,也没有感受到生存下来的喜悦。”在竹内好看来,真正的屈辱不是输掉了战争,而是以毫无主体意志的方式战败(以静态的“无”的方式战败)。他曾设想日本法西斯的顽固对抗会迫使日本国内发生革命或混乱,从而改变日本的命运(以动态的“无”的方式战败)。但是战败与日本国民的一致转向打破了他的幻想。 (《屈辱的事件》)

4) “近代的超克”作为国民心理深层的“遗忘”机制:日本战后非常顺利地、举国一体地、鲜少反抗地接受了“和平宪法”和西方自由民主话语对自身原有政治结构的改造,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国民再一次结构性地“转向”,而压抑乃至选择“遗忘”了战争带来的“耻辱感”和“失败感”。“没有失败感正是今天的问题之所在。即由于战败而导致了那个本应面对的难关的消解,使思想的荒废状态原封不动地冻结起来了。如果要尝试使思想恢复其创造性的话,就得解冻这个荒废状态,再次将这个需要跨越的难关置于思想课题中来。” (《近代的超克》,第五节,“日本浪漫派”的作用)

5) “近代的超克”作为“末世论”:日本浪漫派之影响,尤以保田与重郎为代表。保田把日本战争之失败在源头归结为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明治维新倡导的“文明开化”使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举措,恰恰是对日本原有思想传统的放弃,而“日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和文化资源原本可以用来抵抗西方现代性植入“日本精神”的过程,从而防止日本在自身的逻辑内部西方化、近代化,因而日本也就不会走上西方式的帝国主义道路,也就不会发生“总体战争”而自我毁灭。竹内好严厉批评保田的思想为“空白的思想”,是对“全部的近代日本”的彻底否定,是一种无视历史条件、忽视具体的时代状况的浪漫式空想,不无自恋的文化遗脉。竹内好:“他(保田)的方法是无限地扩大自我,由此将自我下降为零。”

▲ 《文学界》:一份综合性的文学刊物,在战时以敏感于时局和历史处境的跨学科的开放式讨论而在日本文化界颇具影响,其成员之文学趣味和政治立场亦呈现出“综合”之特点,包括“转向者”林房雄、纯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日本浪漫派。

▲ 日本浪漫派:“将日本的近代规定为文明开化并作为整体否定对象”,包括过激的浪漫主义、日本主义、复古倾向、对共同体的憧憬、对理性主义的怀疑、马克思主义、(日本)国学、德国浪漫派等思想资源和要素。

四、竹内好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竹内好为什么总是谈论“”?

◇ 尼采: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

◇ 舍斯托夫:1930年代初期日本文坛流行的“舍斯托夫体验”。1934年河上彻太郎和阿部六郎合作翻译出版了流亡法国的俄国思想家和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的著作《悲剧的哲学》,而这部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悲剧”思想的著作,引起了日本文学家的普遍共鸣,他们以一种基于特定“不安体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知识界普遍萦绕的一种时代氛围)的日本语境的“误读”之方式接受了舍斯托夫所阐释的陀氏和尼采,而普遍苦恼于书中所展述的“宿命与自由”、“命运与意志”、“从绝望中再建自我”等问题。

◇ 柏格森、弗洛伊德、普鲁斯特、纪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作为怀疑不安乃至否定的体现者,为日本侵华战争所引发的日本知识界的精神危机提供了成型的感觉方式——“不安的文学”、“不安的哲学”。

◇ 西田几多郎:

① “绝对无的场所”:西田把“场所”分为“有的场所”、“相对无的场所”、“绝对无的场所”三个阶段,认为"绝对无的场所"才是“真无的场所”。“绝对无”既非“有”,也非“无”,它的根本作用就是像镜子一样,把“对象按照原样反映出来”。“场所”也叫“意识之野”,它是智、情、意共同形成的意识结构,主观界与客观界的一切现象都在其中成立。西田的逻辑就是以这种“场所”为核心的,所以称为“场所逻辑”。(《场所》,1926) ② “绝对无的辩证法”(《无的自觉限定》,1932)

◇ 三木清:“人、生活、世界,看上去已经不能纳入理智的框架了。一切曾经是合理的东西、思想或人格的支撑物,看上去已经破碎了。一切都给人以不安定的感觉。” (《不安的思想及其超克》)

◇ 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1932年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政治镇压、青年知识分子无法找到精神依托的情况下,“不安的体验”才成为流行的社会思潮。

(在一种“不安”的精神状况下所囫囵吞枣接受的如上思想资源,形塑了竹内好学生时代和战争期间有关“生死”、“”、“流动状态”、“赎罪”、“主观意志”、“真实”、“否定性哲学”等思想范畴,并成为贯穿竹内好学术生涯的一条线索。——如对郁达夫、鲁迅、中国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文学月报》、“近代之超克”座谈会的核心看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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