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1个月畅销500万册！奥巴马夫人怒怼特朗普：我永远都不原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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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有一本新书的出版，迅速引爆了整个欧美世界。
它的火爆程度，堪比当年的《哈利·波特》。
它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妻子、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亲笔自传《成为》（Becoming）。
还在预售的时候，它就已经登上了美国亚马逊全榜第一名的宝座。
企鹅兰登出版社在北美首印 180 万册。
仅在正式开售的第一天，就卖出了 72.5 万册。
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丹麦和芬兰，《成为》都登上了非虚构类榜单的第一名。
根据出版社公布的数据，截至到目前，上市一个多月的时间，全球销量超过 500 万册。
包括中文在内，这本书已经确定会翻译成至少 28 种语言在各国陆续出版。
它刷新了 2018 年整个英文世界的图书销售纪录。
美联社评价说，《成为》是今年最受人们期待的政治类图书。
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逢人便夸这本新书：
“书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甚至还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作为米歇尔的好友，奥普拉丝毫不吝啬她的赞美之词：
“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想象到她的表情，感受到她的情绪。”
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奥普拉没有错，但是美联社错了。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本政治类图书。
米歇尔在书里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讨厌政治。
她在多年以前，就曾经多次跟奥巴马表示：
你能不能不去从政？
你能不能不去竞选美国总统？
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都是无法理解，也是不可想象的。
她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本“无关政治”的政治类回忆录，到底讲了些什么？
为什么米歇尔·奥巴马恨特朗普，恨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
接下来你将看到的，是这本书在国内首发的中文精华解读。
我相信，当你读完了米歇尔的一生，你也就读懂了你自己。
接下来，我会尝试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带你走进米歇尔·奥巴马的传奇人生。
01.“我觉得你不是上普林斯顿的料儿”
1964 年，我出生在芝加哥南城的一个黑人家庭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还有一个哥哥。
那时候的美国正处在震荡之中，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被人枪杀。
很多白人家庭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因为那里环境更好、学校更好、房子更大、犯罪更少。
城里的白人变得越来越少。
而我们家就是留在城里的黑人家庭，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跟亲戚住在一起。
爸爸是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
而妈妈早早开始教我读书认字，她带我去图书馆，一泡就是大半天。
所以我对自己的阅读能力特别自信。
上幼儿园第一件事，老师教大家认读一组新单词，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是一组颜色词：
“red”“blue”“green”“black”“orange”“purple”和“white”
我很顺利地念出了前面 red、blue 这些单词，所以我念得很快。
但是念到 orange 的时候就卡了一下。
念到 white 的时候，我的脑袋就蒙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满脑子想的都是 white white white，我觉得自己特别丢人，我觉得自己好蠢。
其实我心里念念不忘的，是把所有单词全都念对的同学，老师奖给他们一人一颗金箔纸做的小星星，戴在了他们胸前。
我不甘心。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要求重新念一遍卡片。
老师不同意，说还有别的课要上，但我坚持要重念。
一气呵成。
念到 white 那个单词，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
那天下午，我昂首挺胸地回到家，胸前别着一枚金色的小星星。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学习就像一场游戏。
在游戏中占了上风的时候，我是最高兴的。
很小的时候，大人问我：长大了你要做什么呀？
我骄傲地说：我要做一名儿科医生（pediatrician）。
大人都说：天哪，这丫头可真了不得！
我洋洋得意。
多年以后的我，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小学二年级，我跳级了，因为太简单，直接跳到了三年级。
到高中的时候，我考上了芝加哥还不错的一所学校，叫惠特尼·扬高中（Whitney Young High School）。
在那里，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我头一次跟很多白人子弟一块儿上学。
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学是有种族比例分配的，黑人要占到百分之多少。
一开始，我都不能确定，我是不是跟同学们一样聪明。
在食堂打饭，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我不够优秀，不够优秀。
所幸我后来发现，只要我多花一些时间，我就能迎头赶上。
我在高中几乎是全 A 的成绩。
哥哥考上了普林斯顿，所以我也想去那里。
我以排名前 10% 的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
我还进入了美国国家高中荣誉生会（National Honor Society）。
但是在我申请大学之前，学校给我安排了一个专业的升学顾问做咨询，
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她兜头就泼了一盆冷水：
“我觉得你不是上普林斯顿的料儿。”
我心里又犯起了嘀咕：这么说我还不够优秀。
那天离开那个顾问的办公室以后，我胸口憋着一股气，我惟一的想法就是：我要证明给你看！
我没有显赫的背景、过硬的推荐，努力——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6 个月后，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家里。
在普林斯顿，我发现两个特点：白人多，男生多。
男生的数量是女生的 2 倍。
而黑人才不到学生总数的 9%。
我是一个扎眼的少数派。
大学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在学习。
我默默地、坚定地达成一个个目标，下定决心，在每一个框框里打勾“√”。
每一次证明自己之后，还有下一次挑战等着我。
我问自己：“我是不是足够优秀了？”
我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希望获得人们的肯定。
从普林斯顿毕业以后，我又去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攻读博士。
这就是我一环扣一环的童年时光和教育生涯。
我以为人生就应该都是这样，按部就班，稳扎稳打。
直到他的出现，打翻了我人生的调色盘。
02.一个实习生，改变了我的一生
毕业以后，我顺利进入了盛德律师事务所工作。
每天，我踩着高跟鞋，穿着阿玛尼套装，到芝加哥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楼的 47 层上班。
我加入了梦寐以求的精英群体。
25 岁，我就有了助理。
下班以后，我像很多都市白领一样，去做有氧健身运动。
我挣的钱比爸妈一辈子挣的钱都多。
有一天，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问我：你能不能给一个马上要来报道的暑期实习生做督导？
我说：当然可以啊。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轨迹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事们都说，来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明星学生。
他的名字叫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结果这个奥巴马同学，上班第一天就迟到了。
那天下着暴雨，我还准点到了单位。
我一边忙，一边等他。
我问助理：“那家伙还没来吗？”
“亲爱的，还没来呢。”
她知道我受不了别人迟到，我觉得那样很傲慢无礼。
同事们早都传开了，说他刚法学院一年级结束就来了，我们盛德招实习生一般都只招二年级的。
他等于是破格录取了。
哈佛的一位教授，也是盛德的一个合伙人的女儿说：
奥巴马是她遇到过的最有才华的法学院学生。
还有面试他的秘书也说：他人长得很帅。
我严重怀疑他们所说的一切。
我看过他简历上的大头照，呆头呆脑的，长得也一般，笑的时候咧着一口大白牙。
过了十分钟，他到了前台，我去接他，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比我想象得要高一些、瘦一些。
（当然我也有 1 米 8 的大个儿呢。）
他知道自己是顶着天才的名声来的，但他倒也没有恃才傲物的劲头儿。
我带他参观了公司。作为他的督导，我的职责就是给他提供建议，让他在这儿有归属感。
只不过他比我大三岁，我发现他也不需要什么建议，他在工作上很娴熟。
但他并不是像我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几年，才考的哈佛研究生。
我觉得这种规划非常随性，像是人生路上的即兴穿梭。
这跟他漂泊不定的家世背景也有关系。
他爸爸是肯尼亚的黑人，早年因为车祸去世。妈妈是美国的白人。
他在夏威夷出生，又在印尼生活了 4 年，在洛杉矶读了两年书，又转学到哥伦比亚。
在上哈佛研究生之前，他在一家非营利组织里，做社区工作者，帮助重建社区、创造就业，年薪只有 12000 美元。
他去上法学院，是因为基层的工作让他看到：重大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基层人员的工作，还需要更强大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动。
我发现我也开始有点崇拜他了，崇拜他的那份自信，还有认真。
不过我可从来没把他看成是约会对象。
有一天吃完午饭，我发现他还抽烟——我可非常讨厌抽烟的人。
在我心里，我想他也就是——我带过的一个很优秀的暑期实习生，仅此而已。
我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接下来的几周里，他每天下午晚些时候，都会来我办公室坐坐，跟我聊会儿天。
毕竟律所里 400 多个律师，只有 5 个律师是黑人，所以我觉得还挺正常的。
不管我承不承认，我们的关系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我工作太忙，跟他见不上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在做什么呢？
如果他没有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我多少会有些失望。
我对他有感觉，但这种感觉被我隐藏了起来，藏得很深。
我不允许我的事业和生活出现任何变数，我要稳步前进，因为再过几年我就可以做到合伙人的级别了。
或许我可以假装忽略：我们之间正在萌发、滋长的感觉。
但他可没有“假装忽略”这一点。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约会。”
“什么，你跟我？”我假装震惊的样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告诉过你，我不打算约会，而且我是你的督导。”
他苦笑了一下：“这算什么理由，你又不是我的老板。”
“而且你很漂亮。”
那年夏天，事务所给我们组织了一些活动，有一天晚上，去附近的一个剧院看音乐剧《悲惨世界》。
我给我们俩报了名，督导带着实习生去，挺正常的。
结果那天的演出非常糟糕，让我感觉如坐针毡。
我俩苦笑地对视了一眼。
他直起身来：“咱们出去怎么样？我们可以现在就走。”
其实我是个一向做事有始有终的人，只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着他溜出了剧院。
我们俩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吧。
两天以后，我跟他去参加了一个烧烤派对。
我看着他跟一些男同事打起了篮球，我假装跟旁边同事的妻子讲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可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我看着他在场上矫健的身影，我的心里第一次被他这个人……打动。
那天晚上，我们开车回到市区，我内心里感受到一种新的疼痛，一颗新播下的种子，它渴望破土而出，渴望发芽。
那是 7 月份的盛夏，而他 8 月份实习结束就要走了。
一股暖流在我的脊背上蔓延开。我在心里和自己作斗争。
我是不是可以，试着跟他交往一下？
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合适。
可我突然觉得，我不想再等到什么都有把握了。
车子开进了小区，我脑袋还是有点懵。我们都等着对方说“再见”。
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吧。”
他家旁边有一个冰激凌店，我们要了两个甜筒，在步行街上找了个地方。
我们伸直了膝盖，挨近了坐着。
在外头转悠了一天，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
我们吃着，没有说话，担心冰激凌化掉。
我不知道，他可能看出来我的内心已经开始松动了。
他好奇地看着我，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我能吻你吗？”
就这样，我把身体靠了过去。
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Everything felt clear.）。
03.奥巴马你个大骗子！
贝拉克·奥巴马是一个超级爱读书的人。
他对物质方面没什么要求，他的钱基本都花在书上。
啃那些文学、哲学类的大部头，对他来说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他每天都要看好几份报纸，关注各种时事动向。
而我们住的地方离街面很近，晚上有各种吵闹声。
我觉得听着很闹心，他不觉得有什么，他能安之若素。
有一天睡了一会儿，我醒过来，我发现他正盯着天花板发呆，他的轮廓被外面的街灯照亮了。
我说：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呢？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笑容有点腼腆：
哦，我刚在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我：……
后来我知道了，他喜欢思考那些抽象的、宏大的问题，他总觉得自己能为这些问题做些什么。
他确实是个很“别致”的男人。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见我爸妈的时候，爸爸就很欣赏他。
只是他们觉得小伙子太优秀了，没敢抱什么奢望。
后来我哥哥告诉我，我俩走了以后，爸爸摇摇头，笑了起来：
“小伙子人是挺不错的。可惜长不了。”
他确实有一种魅力，就是志存高远。
就像当年他在我身边做实习生一样，在工作中，我看得到他的谦卑，还有他愿意为了更宏大的目标，牺牲自己的需求。
打球的时候，我哥哥说：“他不霸着球，但他是个有胆识的人。”
他是《哈佛法律评论》期刊，创刊 130 年来，第一个黑人主席。
毕业以后，他本可以顶着“明星实习生”的光环，到盛德这样薪水丰厚的律所工作，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在芝加哥主持选民登记运动，为一家民权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让他还清学生贷款的时间延长了 2 倍。
他还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担任宪法讲师。
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此笃定。
而他强烈的使命感，一直在无形中拷问着我：
因为我对未来的人生感到无比的迷茫。
我讨厌做律师，我不适合这份工作，虽然我能把它做好，虽然所有人都认可我。
但是它让我觉得空虚。
我在这条路上狂奔着追求卓越，可我都没有注意到：
我可能选错了路。
我的热情在哪儿？我怎么把热情和有意义的工作结合起来？
我害怕漫无目的的挣扎。
我想要活得像一个完完整整的人。（I wanted to feel whole.）
可我又渴望立马得到别人的尊重、得体的收入。
我几乎没怎么认真思考，就进入了法律行业。
我在想：我还能做什么？我还有什么技能？
而就在我迷茫的过程中，父亲因病去世了，他走的时候才 55 岁。
我最好的闺蜜苏珊娜因为癌症去世了，她离开的时候只有 26 岁。
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浪费生命。我该行动起来了。
我面试了很多地方，奥巴马也鼓励我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1991 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市政府的公共部门就职，担任市长助理，同时担任规划发展的助理专员。
那一年，他的司法考试通过了，我们去下馆子庆祝。
吃着吃着，我们就聊起了婚姻的话题。
他握着我的手，说他全心全意地爱我，但他看不到结婚有什么意义。
从夏威夷开始，他的生活就一直过得很洒脱、很随性。他不想被什么东西束缚着。
听到他这些话，我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婚姻的形式确定下来？你的尊严会受到什么损害吗？”
我们总是为这个问题争来争去。
每次他一提这个我就火大。
服务员把饭后的甜点端了上来，
我情绪太激动了，根本没心情吃什么甜点。
他把盘子放在我面前，揭开了盖子。
结果我低头一看，本来应该装巧克力蛋糕的盘子里，放着一个黑色的天鹅绒盒子，里头是一枚钻戒。
我抬头看着贝拉克，他调皮地看着我。
他在搞恶作剧，故意逗我生气。
我反应了好一会儿才转怒为喜。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老套了：单膝跪地，求婚，我愿意，餐厅里所有人都在为我们鼓掌。
我呆呆地看着手上的戒指。
他说：“好了，这下你该安静了。”
你个大骗子。
1992 年 10 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我们结婚了。
我的名字，也从米歇尔·罗宾逊，变成了米歇尔·奥巴马。
04.为了我，你可以不从政吗？
没错，当他决定从政的时候，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
我不喜欢政客，我也不愿意让我的丈夫成为一名政客。
我总觉得一个好人，有很多方式来发挥影响，为什么一定要从政？
可是我反过来想：我自己不想干律师的时候，我身边只有他一个人支持我，鼓励我往前走。
他从来没有过一次，怀疑我的直觉，我的能力。
他总对我说一句话：别担心，你可以做到，我们会想出办法的。（Don’t worry. You can do this. We’ll figure it out.）
所以他第一次想要竞选公职的时候，我同意了。
但我给他泼冷水说：“我觉得你会受挫的。”（I think you’ll be frustrated.）
“如果你最后当选了，到头来付出多少努力，却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你会疯掉的。”
他耸耸肩说：“或许吧。但也许我也能做点事情。谁知道呢？”
对啊，谁知道呢？
他就是这么乐观。
事实证明，他对了。
1996 年，贝拉克被选入伊利诺伊州参议院。
他忙到我跟他也一周好几天都见不着面。
这期间，我好不容易怀了孕，结果没过几周就流产了。
后来，我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生下了我的两个女儿：
1998 年，玛利亚出生；
2001 年，萨沙出生。
05.因为我，他败了
我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我也指不上他。
因为他的事业正发展得顺风顺水。
玛利亚出生几个月后，他再次选入州参议员。
他在考虑更高的目标：进入美国国会。
如果有机会让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影响力，他一定不会待在原地的。
在他竞选国会议员的 6 个月时间里，他待在家里陪我和玛利亚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 4 天。
我心里其实想说：他没戏，他在美国政坛上只是个无名小卒。
但我万没想到，他失败的原因是我一手造成的。
那年圣诞节，我们去夏威夷度假。
突然州政府打来电话，参议院临时决定开会，对一个打击犯罪的法案开始投票。
任何一个参议员不到场，法案可能就没法通过。
可是没想到，玛利亚半夜突然发起了高烧。
白天还在踢浪花的小姑娘，晚上就病倒了，吃药也不退烧，她一直在挠耳朵，我觉得是耳部感染。
她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上飞机。
我说：“我们还要再改签。”
他说：“我知道。”
我有一句话始终没有说出口：你可以一个人走啊。
他可以把我们娘儿俩扔在这儿，去投票。
我就不说，我偏不说，我看着孩子那么难受，我心疼。
我不想让我自己受苦。
万一她烧得更厉害了呢？万一得住院呢？
你会离开我们吗？
事实证明，他没有。他所有心思都放到了女儿身上。
后来确诊玛利亚是耳部重度感染，用了抗生素以后才开始好转。
当我们飞回芝加哥的时候，贝拉克面临的是一场政治灾难。
打击犯罪的法案差五票，最终没有通过。
虽然也不差他这一票，但他因为没有赶回来，受到所有人的抨击。
有一位著名的议员，几个月前刚刚在一次枪击案中失去了亲人。
而贝拉克·奥巴马竟然为了度假享乐，不肯屈尊回来为控制枪支这么重要的事情投票。
芝加哥的报纸上说，没回来投票的人，都是“没胆子的绵羊”（gutless sheep）。
有一个议员甚至点名贝拉克说：“拿孩子当借口不来工作的人，那人品可想而知。”
就这样，因为孩子耳朵疼，贝拉克在参议院兢兢业业工作三年的成果——帮穷人减税、帮老年人减少处方药的费用……似乎都一笔勾销了。
面对指责，贝拉克没有埋怨我们，他只是平静地告诉人们：
“我曾经听很多从政的人大谈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我希望你们能理解，你们的参议员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践行这些价值观。”
当他竞选的时候，他的对手就对黑人选民到处说：
“贝拉克在我们这儿，不过是一个长着黑人脸的白人罢了。”
甚至还有著名的黑人议员公开说：
“他上了哈佛，他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蠢货（educated fool）。我们不欢迎这些精英大学毕业的家伙。”
可我在想：黑人父母们天天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不就是贝拉克这样的吗？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努力为自己所代表的黑人群体服务。
而为了竞争选票，这些黑人议员竟然就可以颠倒黑白，说这么“优秀”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恶心。（It made me sick.）
我只庆幸一件事：贝拉克他关心我们，他心里有我们。
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在民主党初选中落败，而那个诋毁他的对手获得了胜利。
2001 年，萨沙出生以后，我换了一份工作，我去了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负责社区和对外事务。
我需要更好地负担起两个孩子的生活开支。
而贝拉克继续一边教书，一边做立法工作。
他在酝酿下一次腾飞。
……
在米歇尔的视角中，奥巴马之后如何一步步竞选成功，米歇尔在白宫中又做过哪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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