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大众性的冲突:赵树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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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0 00:16:16 看过

半年之前,一位朋友问我,你觉得文学史上有哪些作家是“过誉”了的?

我张口就答:赵树理。

那时我只看了《小二黑结婚》的开头,看不下去。他朴素到瘦骨嶙峋的语言,让现代文学史教材上浓墨重彩的夸耀成为某种讽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便产生了偏见:这不过是一个在延安顺应时势而投机成功的作家。

赵树理出生于1906年,父母原为中农,后因高利贷,堕入贫困。1925年,他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校园中受到新文化浪潮的影响,将名字由“赵树礼”改为“赵树理”。

从儒家礼教到对“法理”“道理”的追求。

然而当他回到家中,欣喜地把鲁迅《狂人日记》读给父亲听,却发现热爱文艺的父亲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

他开始领悟,原来新文学实质上只是少数都市精英学生的狂欢。

新文学如何走到最广大的民众当中去?如何走到山西黄土沟沟里千万农民身上去?

赵树理选择了一条新路——既不同于鲁迅的启蒙立场,又异于沈从文的乡土神话——他说,不想成为文坛作家,只想做一个“文摊”作家。

于是就产生了被大多数当代读者批判的“故事会”风格。屈从于大众性下的文学内涵,显得那么孱弱。

这次一共阅读了三个短篇:《邪不压正》《结婚》《锻炼锻炼》。想起格非讲叙事学,赵树理的作品中几乎全是概要,而缺少画面。即,叙述时间远小于故事时间,写的都是提炼性的情节;画面(故事时间暂停,专注描写思想、表象、叙事时间被拉长)描写找不出来。《故事会》甚至都比他多些画面,毕竟还涉及到人物的想法。

我是一个喜欢摘抄的人,但看完一百多页的赵树理,一句话我都摘不下来。这些话仿佛是我奶奶在对我絮絮叨叨说着村里长短。对话无换行,无人称变化,无情节技巧,只有直白的宣传主题。

没有文字的韵味,没有“美”感。

可赵树理是想写给我们这些文艺青年们看的吗?

《小二黑结婚》创下了新文学作品在农村畅销新记录,它在农村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是戏曲和板话。

不是阅读,农民没有能力阅读。与其说是“文学家”,“文艺家”这个称号更适合赵树理。

农民喜欢的形式便是简单概括,喜欢的内容便是贴近生活的家里长短。

而新文学深入农民,除了白话写作与形式创新,内容上加一些符合时代需求、反映时代变化的就足够了。生命、人性、家国、世界,宏大命题对他们来讲是负担,也是无意义的空谈。

好比文艺片在豆瓣上的评分普遍偏高,但文艺片的受众并非一般大众。

艺术与思考,本来就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它处在我们对生活的本能需求以外,尽管某些人将其视作必需。

同样,严肃文学与纯文学天生就与追求享受性消遣读物的大众相矛盾,大众文学,必然会失去些“内核”。

精英文学就可以看不起市民文学吗?

文学终究不能只是少数人的自嗨。想要使其发挥更大力量,必然要走向通俗化的道路。

站在现在回望过去,人总会因为过于熟悉某种东西,忽视了其诞生之处的开创性影响。文学也是一个需要“陌生化”的领域。

赵树理进行了新文学乡土化的探索,这探索受到热烈欢迎。且探索中包含了某种思想,纵使这思想不见得如何高深,却恰到好处地符合农民们的期望。

愿意放下身段走入大众,这已足够伟大。

我不爱这个作家,但有人很爱他。我敬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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