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天命》译后记(初稿,未修正)

★Lachesis★
2018-12-18 看过

作为一部出版于十几年前(2001年),此后不断再版的论述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这本《特殊天命》的地位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作为人文学科背景出身的学者(作者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非政治学专业),本书的写作思路开阔,横跨历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诸学科,但观点则是新颖、凝练、富有预见性的。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有关美国回归杰克逊主义传统的声音甚嚣尘上,也使本书因其前瞻性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米德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和演变梳理总结为“四大学派”:汉密尔顿主义(以美国国父之一、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命名)、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以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命名)。汉密尔顿主义学派认为美国应以商业繁荣为立国之本,历史上重视航海自由和贸易自由,并极其强调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和自由贸易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威尔逊主义学派发轫自早期从英国到北美的清教徒传统,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认为美国应在世界面前扮演“山巅之城”的道义领袖角色,像最初的清教徒传播基督教理念一样,传播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明观念。同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杰斐逊主义学派,则更强调美国“纯洁孤立”(vi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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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出版于十几年前(2001年),此后不断再版的论述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这本《特殊天命》的地位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作为人文学科背景出身的学者(作者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非政治学专业),本书的写作思路开阔,横跨历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诸学科,但观点则是新颖、凝练、富有预见性的。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有关美国回归杰克逊主义传统的声音甚嚣尘上,也使本书因其前瞻性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米德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和演变梳理总结为“四大学派”:汉密尔顿主义(以美国国父之一、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命名)、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以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命名)。汉密尔顿主义学派认为美国应以商业繁荣为立国之本,历史上重视航海自由和贸易自由,并极其强调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和自由贸易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威尔逊主义学派发轫自早期从英国到北美的清教徒传统,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认为美国应在世界面前扮演“山巅之城”的道义领袖角色,像最初的清教徒传播基督教理念一样,传播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明观念。同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杰斐逊主义学派,则更强调美国“纯洁孤立”(virginal isolation)的必要性,认为美国应主要关注在维护本国的民主和公民自由,并在不影响本国利益的情况下,将对外干预减低到最低限度。杰克逊主义则是四大学派中最具大众民主(甚至民粹主义)色彩,最少学院气质的;它来源于美国大众文化,强调朴素的民族自豪感和美国例外论,对本国精英和跨国组织抱有怀疑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杰克逊主义者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美国人一样“好战”,而是像杰斐逊主义者一样倾向于孤立主义,对对外干预漠不关心。然而,如果美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则会倾巢而出,睚眦必报地进行报复。(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珍珠港和“9·11事件”后美国的反应,即所谓“珍珠港效应”——美国人在无关紧要的战争中显得漫不经心甚至软弱,但被无端侵犯后则会爆发出强烈的复仇动力——即是杰克逊主义者能量的证明。)

以全球化视角视之,前二者可归为“全球主义”(globalist)学派,推崇大政府和精英主义路线,更关注在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后二者则可归为“国家/本土主义”(nationalist)学派,强调小政府和大众民主,认为美国应收缩阵线,以自身事务为中心。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留意到本书对杰克逊主义的阐释,也引发了美国是否在向杰克逊主义路线回归的讨论。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强调和他对美国大众选民的吸引力;退出国际组织和公约,对国际事务采取一对一谈判而非多边主义态度;以至于最近对华的“新冷战”式战略,都标志着这种转向的一部分。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到本书对于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影响,因为班农曾多次将杰克逊和特朗普的政策进行比较。[1] 因此,本书对于杰克逊主义的剖析,对我们了解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是极其必要和有参考价值的。

对非政治学或国际关系专业、对美国政治历史了解不深的外国读者而言,本书提供了一种深入浅出的新鲜视角,让我们得以从内部“透视”美国外交政策的模式和核心原理。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开篇提出的两点:其一,想要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完全剥离美国国内历史的背景是不可能的。构成本书框架的“四大学派”,也是以美国政治历史上四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家而命名,而不是命名自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这是由于每个学派自身也在不断演变和进化。以杰斐逊主义为例:历史上最早的杰斐逊主义者(从杰斐逊本人担任华盛顿政府的国务卿时算起)是“纯洁孤立”的狂热拥护者,外交上反英亲法,对金融和贸易表示怀疑,一再阻挠汉密尔顿的美利坚第一银行计划;而到了杰斐逊和门罗的任期之时——也就是小亚当斯提出“门罗主义”的时期——杰斐逊主义者们已经大幅度调整了政策倾向,在孤立主义之余转向与英国和解、大规模提倡贸易,并倡导成立了美利坚第二银行——几乎是对当初他们反对过的汉密尔顿的政策的翻版。如此看来,杰斐逊主义孤立和对外收缩的内核没有变,只是对外政策的呈现改变了。这种变化在同一学派中出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能够理解的。

其二,美国的外交政策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内部各种思潮不断演变、斗争、博弈和自我革新的结果。这不可避免地来源于美国复杂的政治结构:除了表面可见的三权分立、两党制、两院制外,每一项政策的决策过程中都有多重的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参与,相互竞争、制衡和博弈;这些斗争背后,隐形存在的“四大学派”的势均力敌的影响力,使得外交政策几乎不可能仅仅代表某一学派或利益集团发声,也往往不会是单一化的意识形态表达。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表达的复杂性,却很容易被不了解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人们忽略。因此,对我们这些外国观察者而言,仅仅从(某一项或几项)外交政策就判断“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向如此”,无疑是过于疏浅和不明智的。

作为一本十几年前的著作,本书的观察之敏锐甚至也不仅限于外交政策领域。例如最终章也提到“精英美国”和所谓的“杰克逊主义美国”(即美国大众)之间的割裂,其本质是因为生长和教育背景上的“经济隔离”。即美国五十年代以来经济飞速分化后成长起来的两代新型精英阶层的子女,与普通美国人的孩子生长在不同的学区,接受截然不同的精英教育,毕业后进入不同的行业;与老派精英不同,他们没有参加战争,与普通美国人并肩战斗的经历(此处应响起Pulp的Common People)。因此,当他们保持这一精英身份进入政界时,仍对普通人的生活一知半解,也越来越不能代表对普通人民的诉求,最终会不具有影响力而“被人民抛弃”。2016年的美国大选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代表传统精英政治的希拉里·克林顿输给了不被精英看好的特朗普,正是杰克逊主义传统反弹的表征。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成书于9·11事件之前,恰逢美国实力到达后冷战时期顶点,对其外交政策最为开放、明朗的时期,书中有些观点如今看来,也不免带有过分乐观和吹嘘“美国例外论”的色彩。但作者对四大学派的分析和描述,尤其是杰克逊主义学派,无疑是近年来最为深刻、精彩、不容错过的。

由于本书的历史跨度较大,作者引用包含诸多人名和著作,内容较为庞杂,在国内相关中文资料较少且不够准确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译注来自英文版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全书》在线版(Britannica Encyclopedia Online)的文本。为了保证较为流畅的阅读体验,我尽可能地在译注部分保留有价值的信息,但也已适量精简,以免注解过多,喧宾夺主。如果有不够准确和详尽之处,也希望各位读者加以谅解。

感谢我的编辑于馥华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耐心等待和指导。感谢我的前任领导戴元初老师,我的朋友张钰淑、施展、朱振国,在我得到这份工作前后给予的一系列友善的建议。感谢我的父母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我的好友刘怡和张雅洁,在译稿完成的最后几个月里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最后,感谢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两周岁的美国短毛猫Lucky,它也是这本译作得以完成的原因之一。

卢然

2018年12月18日

[1] Hylton, Wil S. (16 August 2017)."Down the Breitbart Hole".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18 Dec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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