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王对卡斯蒂亚的压榨术

自从1479年胡安二世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费迪南与他已成为卡斯蒂亚女王的伊莎贝拉一道，正式使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大的国家实现了合并，虔诚、敏感、道德保守的伊莎贝拉虽然和放荡，诡计多端的斐迪南在生活方式上大异其趣，但对扩张王权，驱逐异教徒、以及参与欧陆权力游戏等方面高度一致，并同样怀有对光复基督教圣地的渴望和强烈的圣战意识，相仿的年龄和相似的目标弥补了道德理念上的冲突，让他们实现了权力联姻中少有的亲密无间，这种亲密不仅让他们繁育了多个后代，更促成了半岛集权的加速，奠定了近代早期西班牙的政治结构基础。

15世纪末的伊比利亚，依然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名义上各自为政的国家一共五个，阿拉贡和卡斯蒂亚虽然实现统一，但两国依然保留了各自的行政、议会和司法机构。南方的摩尔人王国依然苟延残喘，而山北的法兰西在走出百年战争后，正变得愈发集权和强大。阿拉贡在意大利的殖民地日益成为法国人眼中探囊取物一般的肥肉，而在东地中海，巨大的新兴回教帝国——奥斯曼在灭亡东罗马后，正猛烈的欧洲和亚洲两个方向同时扩张，往昔横行地中海的阿拉贡舰队，不得不着重在亚平宁属地的东段加强防守，以防备愈发猖獗的回教劫掠。

巨大的外部压力增加了野心极大的天主教双王带来了剧烈的紧迫感，而此时在卡斯蒂亚和阿拉贡内部，却依然弥漫着和他们军事传统一致的浓郁中古传统。作为欧洲外围的伊比利亚，常年处于和哈喇鏖战的前线，在欧洲核心地区纷纷开始进入近代前夜的君主集权，大贵族宫廷化的阶段，仍然保持了13世纪式的权力和土地分配基础：大小贵族依然沉浸在14世纪卡斯蒂亚内战后带来的红利里，对君主的要求视若无物，维持着巨大的特权；效忠于教会的军事修会与大大小小在光复运动中建功立业的贵族一道，在半岛南部的“光复地区”拥有巨大的自治领地、规模稍大的城市几乎都拥有自治议会、天主教虽然已经成为格兰纳达之外的主要信仰，但在卡斯蒂亚和阿拉贡，依然存在巨大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平行社会（比例有时能达到所在地人口的40%-50%），这些中古时期留存下来的有机体，对天主教双王完成个人野心而言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巨大障碍。然而，阿拉贡自13世纪末开始变发展出一套复杂，全面的商人-议会权力联合体系，多次公然和君主开战，纵使老奸巨猾的斐迪南及其父胡安都很难摆平，贸然改革，恐将带来剧烈动荡。更加封建传统、商人和城市势力更小的卡斯蒂亚，便成为双王”大有为“改革的头号目标。

双王首先的打击对象是军事修会，当时的卡斯蒂亚一共有三个大型军事休会集团，分别是圣地亚哥骑士团、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和阿尔卡塔拉骑士团，这些骑士团不仅军事力量不容小觑，更能从巨大的领地上获得数目不菲的收入，不仅引起王室妒忌，也让许多世俗贵族眼红。因此当1480年代斐迪南开始逐步成为这些军事修会的首脑时，并没有引发贵族们过多的反抗。在之后光复格兰纳达的十年战争中，一步步的用世俗、亲王室的势力和效忠王室的军队替代了修士组成的宗教武装。在圣战的旗帜下，这个过程进行的较为顺利，到15世纪末，大部分军事修会的土地已经归王室所有，王室的收入和直辖领地都得到大幅度增加。

与此同时，双王决定对总是抗拒加税和摊派的自治议会下手。1480年，双王在托莱多召开会议，商议如何重建王国的组织结构，结果，王室委员会的权力得到巩固，议会的权力被大幅度削弱，伊莎贝拉打着宗教和圣战的旗号，驳斥了对此抗拒地方小贵族们的反对意见，强硬的告诉他们：“你们可以继续留在宫廷里，或者退回到你们的领地傻姑娘，但既然我蒙天主拣选，成为女王，就必须避免自己重蹈兄长（恩里克四世）的覆辙，为你们所遥控”。之后，伊莎贝拉为避免大贵族因此发生反复，在斐迪南和自己大臣的建议下，决定授予许多大贵族grandes de espana的头衔，让他们在自己的宫廷中继续担任高级职位，乃至提升对他们的宠幸，以此从内部稀释贵族间的关系。同时，通过不久之后发动的漫长格兰纳达战争，将小贵族纳入行伍之列，用军功带来的社会阶层提升分散了它们的注意力（对军事修会也用到了这个方法）。

即便如此，依然有小贵族心怀不满，怨声载道和潜在的动乱不断被汇报到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流动宫廷（他们没有固定首都）中，对此感到不安的君主决定设立暴力机构对此予以刺探和镇压。由此在1480年代，西班牙成立了近代欧洲第一个警察机构—神圣兄弟会。这一组织的成员由效忠王室的某些乡绅和布尔乔亚担任，成员耀武扬威走在路上，名义上是维护治安，事实上是对本地土豪的威慑和弹压。这一制度对后来板鸭影响很大，成为其仰仗龙骑兵的一种路径依赖，时至今日，板鸭随处可见，非兵非警的“国民卫队”，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双王的遗留。

而针对最难处置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势力，双王采取了极端强硬的态度。这一方面有利于他们树立自己”天主教君主”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早日排除掉这些极端不安定，难以管辖的异教徒势力，促进其境内令行禁止的进一步强化。1480-1490年代，双王明面上干的最多，在后世为人所铭记的差不多都和这个有关。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为消灭摩尔人最后一个在半岛上政治存在而进行的10年格兰纳达战争（最终以1492年初进入格兰纳达，完全光复整个半岛结束），以及出于防范第五纵队而设立，在后世大名鼎鼎的“宗教裁判所”制度。这么一来，摩尔人和犹太人在15世纪末要么肉身被驱逐，要么明面上信仰了天主教，被纳入到双王的直接管辖之下。到16世纪初伊莎贝拉去世之时，半岛的宗教-社群，至少在表面上已经统一了。

正是在上述集权行为的基础上，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才可以利用卡斯蒂亚的资源，完成境内统一，发动对法国和奥斯曼的战争，并资助哥伦布远航。而他们在欧陆卓群的地位和后来复杂的政治联姻游戏，也是以成功提升自身实力作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这些行为无疑对西班牙短期国力的飞速上升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与此同时，双王的大有为行为也带来了一些恶果，尤其是受冲击和宰割较为明显的卡斯蒂亚，从此成为了哈布斯堡榨取税收的肥羊，正由于其封建自由惨遭破坏，被认为是更容易下手的对象，16世纪西班牙因为宗教冲突和世俗纠葛，多线对外开战，其沉重的战争负担基本都由卡斯蒂亚承担，变本加厉的压榨，让卡斯蒂亚原本繁荣的地方经济、农业系统不堪重负，终于在17世纪崩溃。双王虽说不应为此负责，但作为始作俑者，显然难辞其咎。这也难怪到了18世纪，

被压榨怕了的卡斯蒂亚人，竟然会对集权的波旁对阿拉贡境内施加重税，感到“出了一口恶气”，欢呼雀跃了。他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在之前的两百年中，阿拉贡人（包括加泰隆）享受了卡斯蒂亚付出带来的西班牙帝国的种种好处，却丝毫没有贡献，但事实上，他们更应该想想，是谁造成了他们在这两百年里被剥削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