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读书笔记
海登怀特的总序分析：
1 “批评理论”是什么？
就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
2 “批评理论”基本思路是什么？
（1） 构建“历史场”
（2） 将历史学家所述的故事组成完整故事
A 通过情节编排进行解释：
先识别故事种类：罗曼史、悲剧、喜剧、讽刺，再基于这一原型情节结构对故事进行解读；
B 通过形式论证进行解释：
通过借助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四种话语论证形式，解答”故事的主旨是什么？”“故事的总体意义是什么”问题）
C 通过意识形态含义进行解释：
即基于申为历史学家的自己在社会实践中所处立场，选择特叙述形式、阐释历史内容）
（3） 借助转义，给出话语
4种转义：隐喻/换喻/提喻/反讽
· 话语关键形质：辩证性、双重性
· 转义/话语关系：没有转义机制，话语就不能发挥作用和达到以经由作者的建构作用等另外方式表达事物的目的。转义是话语的灵魂所在。
（4） 解释话语
4种“解释”观念：研究特殊规律的解释、语境论的解释、有机轮的解释、机械论的解释
第八章-解码福柯：地下笔记 P216-250
1 福柯总述
· 福柯、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拥有共同的源头，即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
（1） 旨在探索人类意识的深层结构
（2） 将人类的语言与思维、行为之间的关系视为人类现象和一切交际要素的根本源头。
· 具体来说：
（1） 精神分析需以语言分析作为唯一进路；
（2） 应将语言符号化看待，即将“所言”和“所行”同时放置在人与人的关系形态中，作为一个统一的符号体系来看待。
（3） 解决了符号及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实现了对“语言”与“人”关系的阐释，也即实现了对于人类意识深层结构的“去蔽”。
总而言之，以上三人（结构主义）主张一方面，语言这一基本命题限制了利用精神分析学、人类文化学对人进行阐释；另一方面，想实现对人类意识深层结构的探索，语言又是唯一的进路。结构主义将人类现象当作语言现象来处理，将语言学作为解读人类的必须工具，最终又回归人类现象研究。
· 福柯的不同认知/理论动力：
（1） 人文科学是指将“生命（人的生物学本质）、劳动（人的社会本质）和语言（人的文化本质）”作为感知对象的学科（228）“。结构主义运动总体上证明人文科学意识到它们已经将自己禁锢于它们典型的话语模式之中”；
（2） 人文科学受限于比喻话语模式，其所进行的概念化研究不能被视为对于具体事物的具体指代，而只是一种对于众多不同具体事物某一个或某几个规律的简单而无效的概括；
（3） 应打破这种“概念化惯例”，解释语言与事物之间深层而复杂的内在联系，“揭示对那些概念化惯例予以认可的比喻的（最终是神话的，也即无任何意义的、虚空的）、由人文学科尽力研究中的策略。”（218）在福柯看来，存在于西方世界中“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词的正确秩序’，该秩序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表达‘事物的秩序’”（219）的幻想是应该被打破的。
（4）福柯认为自16世纪起的科学就存在着“异中求同”的错误观念。应打破结构主义对于“词”的神话。他认为结构主义与人文科学共同的理论致命点在于过分夸大词语的作用，将“本体论特权赋予词语”，试图通过借助词语概括出固定模式的方式解读复杂的事物，然而其所概括出来的模式既无法代表、也无法解读任何事物。福柯将“词”降格：“词与世间万物一样仅仅是物，它们将永远既揭示又遮蔽它们所指代的事物。”
2 从秩序观到历史观再到语言观
物质世界有外部秩序，但没有内在秩序。凭借人的主观精神去试图解读、把握经验秩序会阻碍人们对真实秩序的理解。应“将意识还原为对人类意识还没有产生时就可能存在的世界的理解”，以“祛除对过去事物的记忆。”（219）事物的本貌是“暂时性”。（220）
因此，进入福柯的历史观：对于历史“断裂处”的迷恋：
基于对世界“暂时性”本貌的认知，福柯将兴趣点放在对历史意识的“断裂、中断和分解，历史意识中各个时代的差异性而非共性上。”（220）这是一种不追求“充实空间”的共时性、总体性的历史观。
基于这个思路，福柯在《词与物》中为我们呈现了“断裂的历史”，并反向凸显出语言的地位——历史、社会和科学是不具有内在联系性的、是处在永恒的暂时性之下的；当以断裂性为其连接标准时，蕴藏在一个个片段之间的纽带是不可见的。“（在不同的时代）致力于研究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分析家们处于不同的‘话语世界’，培养了不同的再现方式，并受制于词与物本质关系的不同概念。因此，任何公认的人文科学的隐含内容都必须是一种再现方式，被看作是把词与物连接的唯一的可能途径。”（223）从始至终一直存在的只有“语言”——这一词与物之间不变的连接。
因此，福柯不承认科学著作与其所指语境之间的关系成立（前者是对后者简单机械而无效的定义），也不承认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成立。他所承认的只有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成立。
3 话语与话语言说
“话语领域”是指“意识和非意识之间的领域，既被表述或被言说的领域”（225）.立足于这一领域，福柯并不主张采取解释/寻找规律和共性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其目的在于打破“历史描述和解释的一切传统范畴”，找到“历史意识本身的门槛”（226），找到隐藏在断裂历史背后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使历时存在于各个不同阶段的意识得以共时性再现，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思想的考古学”（226），进而进入“不同话语形式的内部”（227），把握发生在经验领域层面上的误读和错谈。
4 同异观（即理论动力）
“求同不仅包括着事物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事物与指代它们的词汇之间的关系。”（228）17世纪是属于经验的，18世纪是属于理论的，19世纪是属于差异的。
可见19世纪的理论特点有二：1 承认差异 2 还原本质。（231）
进入19世纪，类比的概念开始出现即19世纪认为历史的发生源自于“在深层结构中由 通过临近——连续关系理解事物 向通过 临近——类比关系理解事物 转变的结果”（232）。这里的“类比”实际指一种共时性的类比，意味着时间维度的消解。这种对于历史发生的解读看似跳脱出传统错误的时间框架，而实际上却是跳入另一个框架，即寻找相似性的框架。尽管这种历史发生说是共时意义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合理的。福柯认为这一观点“仅仅成功地证明在秩序中捕捉事物变体徒劳无益，词的秩序准确地把事物置于时间序列，最终将完整地阐明整个过程。”他对于试图通过立足于某种秩序（历时秩序/共时秩序）进而把握事物/过程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无论何种秩序都无法跳脱出词语的局限性作用。词在根本意义上其实就是物，因此它具有物所具有的不透明特性。应洞悉语言的不透明性。
5 疯癫观
17至19世纪，人们面对疯癫病人的态度经历了三次转变：神话他们、畏惧他们、倾听他们。（236-237）
他这几个问题的思想基础是既包含社会伦理（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普遍存在于全社会的、人们基于社会立场对于疯癫病人恐惧、焦虑的情感色彩投射），又包括对于疯癫病人内在未未知性的认可（如何判断这个人究竟是病了还是更接近最具有智慧的上帝了？）他通过提出以上问题来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疯癫病人与主客体二分的问题：“《疯癫与文明》的真正主题并不是疯癫或理性，而是那些被认为患有精神病的人与那些冒称精神健全的人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结构。”（237）面对疯癫者，所谓的文明者们不应该仅对何为理性、何为愚蠢作简单而无用的界定，而应“试图去解释从精神病者的‘胡言乱语’的疯癫深处所发出的信息。”（237）否则，文明将变成疯癫，而疯癫将变成未知。
从《疯癫与文明》到《词与物》，可以发现暗含在其中的问题依然是一种未知性（即在不透明的词语遮蔽下的那部分不可见世界的未知）。由于语言是作为再现事物的必须手段而出现和存在的，因此，即便语言具有妨碍揭示事物本貌的不透明性，这也并不意味着语言是可以被去除的。“一旦语言摆脱了再现物质世界的任务，物质世界就将自己的本来面目置于意识面前：即一个充满纯粹事物的空间，其中没有哪一个享有特权。”（239）此时，万事万物之间便不再有“认识”和“被认识”之分别，“人也随之分流，并在事物的存在中感受到时间的压力；这是把同一性的复归与人的绝对消散相等同。”（240）这意味着人与物的浑融一体，意味着人得消解。福柯对于这一点是认可的（他表示在这种状态下，“一切都包含在真实的范畴之中”239），先于宗教的想象将再生（240），事物最初的原点将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我认为当人与事物真正不再相区分，其二者将根本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状态，那么又有什么必要谈“能否认识”的问题？那这种呈现和复归又有什么意义呢？
6 诗学策略：隐喻、换喻、提喻、反讽
· 隐喻：基于相似性，在不同事物之间构建类比。这一点同前述的“一中求同”，即这种诗学策略有“受操作逻辑的驱使去领会世界万物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差异”的风险（242）。
· 换喻：以部分代整体，如用船帆指代整个帆船。这一点需立足于事物的共时性才能做出，这意味着一种对于权力的抢夺：“哪个部分是整体真正的区分性方面？用什么参照系来指代整体的本质？”（243）.从反面来说，共时性的换喻“为将事物置于时间中加以说明奠定了基础。”（243）
· 提喻：以部分构建整体，以微观构建宏观。这一点阐释了19世纪人文科学三大方面（生命、语言、劳动）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
7 指向一种“陌生化”
· 福柯：通过拆解意义、结构连续性，使历史变得陌生；
可见“陌生”其实并不是指一种“刻意而为的未知”，而在于一种“去蔽”，因为无论是在福柯的陌生化进程中，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的陌生化进程中，尽管二者对待结构主义的态度是背离的，但其陌生化结果都使有混杂的事件所历时构成的历史背景变得透明，词语/语言从这一片混乱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意义’的载体”。（248）
· 结构主义的两大派别：实证主义/末世论240
在240页，皮亚杰将福柯的思想称为“无结构的结构主义”，与此处能够产生呼应：一方面，福柯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在做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传统结构主义所相反的事情，即瓦解整体性、拆解连续性、拒绝阐释、拒绝下结论，希望将以下打碎、打散，使之成为有意义和无意义交融混杂的一大团，以期捕捉语言的踪迹。但另一方面。这一大团其实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结构，它也有自己的结构，只不过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完整结构的断续的结构。即便是被福柯看作对结构主义最强批判的那种能够再生先于宗教的想象的状态，也依然是结构，是一种还原性的结构。
福柯提倡一种“最终的‘诗学’概念”（249），即“将关于具体和特别事物的科学看成是一个有益于人性的选择”；研究不应通过对于一种连续性或者说毫不存在任何未知的完满性来进行，而应“依靠对事物真谛的顿悟来研究”（250），“全部人类生活应该当作‘文本’来解读，其意义不过是现实。解释文本就是他们的目的。”（250）因此，人文科学的研究实际上绝非是对事物本身的研究，而仅是对覆盖在事物表面上的、不透明的词语的解读；不是本体论的研究，而是一种诗学的研究。
8 总结
· 批判性——批判类比观念下的人文科学，主张还原事物内部复杂的差异性，并认为前者的简单概括是“一刀切“式的，既是错误的又是无用的。
· 陌生化——打破连续性，构建未知，进行对于纷杂事件的去蔽，通过间断性的事件使词语的连续性浮现；
· 理论性——对于事物主张祛除经验性的表层把握和解读，反对生硬的“异中求同”，回归理论的起点；
结构性——皮亚杰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