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

“现代性”好像是一段时间内搞现当代的学者特别愿意提的一个关键词，论文专著都以“现代性”为名。但是这个概念其实是模糊不定的。 杨联芬教授的观点，“现代性”在西方常常指向已经完成的状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还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而在中国，现代性却始终含有“未来”和“理想”的意味在。我以为这可以规到一个时间上的延宕、文化上的从属的公式里。 整本论著最好的部分应该是第三章，讨论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指出林纾的意义即在于他对西方小说的误读和五四作家对林纾的误读——双重误读的互文现象。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 “新文化派'桐城谬种'的恶意咒骂，没有引起正宗桐城派人的反弹，倒是倡导小说的林纾孤身出来迎战。无论在旧派中的地位，还是与新思想的隔膜，林纾都不足以和没有必要作为旧派的代表应战五四。这个不太合乎逻辑的现象，不排除身为桐城派边缘的林纾邀宠于'正宗'的虚荣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