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晉至唐”史第一課

墳的前面
2018-11-16 16:01:33 看过

本課程是通史性質,雖名為“晉至唐”,實際所講的,在晉前也講到三國,唐後也講到五代。因為一個朝代的歷史不能以朝代為始終。(謹案:是年十月三日學校通告:本課程改為“晉南北朝史”,下學期開“隋唐史”,而此堂所講仍包括隋唐在內。)本課程雖屬通史性質,也不能全講。如果各方面都講一點,則類似高中講法,不宜於大學。每星期二小時,在聽者或嫌其少,在講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沒有研究過的,要講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和見解(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這些,都見於記載,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說一遍。(二)有些問題確是值得講,但一時材料缺乏,也不能講。(三)以前已經講過的也不願意再重複。有這些原因,所以可講的就更少了。現在準備講的是有新見解、新解釋的。 本課程是選修課,選修人的程度不齊。這是今日在大學裏講國文和歷史最感苦難的問題。因為中文書籍,人人都能看見,講者和聽者,在程度上沒有多大差別。(這和英文不同,有的人因家庭環境接觸不到英文,就不容易學。)然而也正因如此,選本課的,其間差異卻很大。有些事情,有的人早已知道,也有人還不知道。在這裏,分列幾種書,第一類是必讀書,從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識。今日坊間教科書,以夏曾佑《中學歷史教科書》(謹案:當時商務印書館將此書改名為《中國古代史》,列入《大學叢書》中)為最好。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評論歷史,有獨特見解。其書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評。(謹案:先生意謂此書已過時。)其餘大學課本,也可參考,看了也可引起對一些問題的注意,但不能作為依據。有些課本內容,展轉抄來,涉及的範圍也很有限。現在每有人以為歷史必然限於普通課本裏所有的,其實這是不對的。例如今年為留美考試所出的“中國通史”試題,有一題問金與南宋的學術有無異同;如有,異同何在。答卷中有人說這個問題遍找各種歷史書都沒有,想該是指南北朝的學術異同。這個人所說的各書大概指的就是普通課本一類的書。這等書或者確實沒有講到這個問題。但是如果細心閱讀舊史,是能發見的。所以說課本只可供參考,不足為依據。 (一)最低限度必讀書,不在堂上講,考試要考這些。因為如不考,連這些常識也沒有。 政治史部分要看《資治通鑒》。今人每好看《通鑒紀事本末》,以為此書有合於西洋科學方法,而不看《通鑒》。這實在錯誤。因為(1)《紀事本末》是袁樞讀《通鑒》時,心中所產生的問題,用以標題,分輯而成。不是人人閱讀《通鑒》時所可能發現的問題盡在於此。所以如果只讀《紀事本末》,就要受到它的限制,以為除袁樞所標題之外,再無問題了。(2)《紀事本末》於一事與兩個問題都有關係的,就在第二個問題下注明。不過也有忘了注的,或不知其關係而不注的,如果只看《紀事本末》,就不易發現其關係了。我們可以說《紀事本末》是《通鑒》帶全文的索引,可作讀《通鑒》時的參考,而不能代替讀《通鑒》。《紀事本末》不能做依據,必須看《通鑒》原書。 典章制度部分要看《通典》,天寶以後的《通典》沒有,可用兩《唐書》的志補充。《通典》不僅鈔輯,它有考證,是一部著作。比《文獻通考》等書高得多。今人每好用《文獻通考》而不用《通典》,因為前者包括的時代長,用著方便,其實不對。《通考》的價值,在於對宋事的批評(姑不論其批評的是非)。再早的材料,也不過抄《通典》、《通鑒》及正史。現在原書具在,不必用《通考》。 (二)進一步學習,可閱《晉書》、《南北史》、《新唐書》。 (三)進行廣泛的研究,除上列書外,再加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書、《舊唐書》、《冊府元龜》、《太平廣記》,以及詩文集、筆記,如《全唐詩》、《全唐文》等。 新材料:以上所列參考書皆屬舊材料,新材料將在講授涉及時提出。歷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銅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書、日本藏器之類。所謂新材料,並非從天空中掉下來的,乃指新發現,或原藏於他處,或本為舊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釋。(舊材料而予以新解釋,很危險。如作史論的專門翻案,往往牽強附會,要戒惕。) 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纔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纔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纔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對經(經史子集的經,也即上古史的舊材料)書很熟,中古以下必須史熟。(謹案:此處所講可參閱《金明館叢稿二編》頁二三〇《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從續稿>序》有關部分。)而今日出版的許多課本,多不能利用新材料,有的用了也往往弄錯。再看日本,其中雖有好壞,然而大都皆能引用新材料。 更有進者,研究歷史,要特別注意古人的言論和行事。 古人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話很有道理。 言,如詩文等,研究其為什麼發此言、與當時社會生活、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如“清談”為什麼發生,與當時社會有何關係等。 事,即行,行動,研究其行動與當時制度的關係。《通典》、《大唐六典》、《唐律疏義》皆講制度(system)組織方面(structure),現在要研究其制度的施行(function),研究制度對當時行動的影響,和當時人行動對於制度的影響。研究某種行動為何發生,如結婚必與民法有關,殺人必與刑法有關。(謹案:先生指出注意研究制度的實際施行情況,此點至為重要。因為寫在紙上的東西不一定就是現實的東西。研究制度史不能只看條文,必須考察條文在實際生活中的作用。) (卞伯耕記)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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