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天王·周金涛的核心科技

默颂神使
2018-11-08 看过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史记·天官书》)

近期最高领袖和多位执掌金融监管业的天王级人物频频亮相,为股市唱多,为民企撑腰。

9月下旬以来,领袖多次发表讲话,支持民企发展;
10月19日,鹤、易、郭、刘“四大天王”齐声呐喊,带领力竭的股指迅速上扬;
10月22日,领袖率鹤亲赴广东,似乎意在重走“南巡”之路,为改革开放提振信心;
11月1日,领袖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为民企撑腰。

大佬们罕见的密集出动为国内经济和政策导向站台,既有的宏观调控的边际效力已经递减到了需要靠喊话来增加信心的地步,或许恰恰印证了时局的艰难和市场对预期信心的匮乏。

这或许已不仅是执政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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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史记·天官书》)

近期最高领袖和多位执掌金融监管业的天王级人物频频亮相,为股市唱多,为民企撑腰。

9月下旬以来,领袖多次发表讲话,支持民企发展;
10月19日,鹤、易、郭、刘“四大天王”齐声呐喊,带领力竭的股指迅速上扬;
10月22日,领袖率鹤亲赴广东,似乎意在重走“南巡”之路,为改革开放提振信心;
11月1日,领袖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为民企撑腰。

大佬们罕见的密集出动为国内经济和政策导向站台,既有的宏观调控的边际效力已经递减到了需要靠喊话来增加信心的地步,或许恰恰印证了时局的艰难和市场对预期信心的匮乏。

这或许已不仅是执政之过,更是历史季节发生转变之故。

历史的进程是这样一种事物:随着时节的更迭,从秩序的混沌走向秩序的板结。

混沌初开之际,肥沃的灰烬中爆发出强烈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带来蓬勃的生长与繁荣。但随着起初的“混沌之气”的消耗,充满多种可能性的青春时代总会完结,随之而来的,是在既有的秩序和路径导向上汩汩地被动前行,直至最终像力竭的老牛一般,再也无法拖动这架已经摇摇欲坠的秩序破车,走到耗尽最后一滴可能性的尽头,等待下一场混沌的来临。

秩序生命力的变化就是时代季候的更替,“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所以能在危局之中“扭转乾坤”,无非是此时的乾坤尚有腾挪之余地,但要在萧索肃杀的秋季实现春日般的茁壮成长,无论如何都是艰难的。节气已过,终究天道不允了。

经济作为社会秩序的一维,其复苏、繁荣、衰退与萧条同样呈现为秩序变化的既定节奏。

发展经济学正是这样一门学问,它试图理解经济活动间季候的更迭,并对经济周期在国内和国际间的流转进行精准的考察、描述与感知。

能真正掌握并成功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师是极其罕见的,因为这不仅需要具备对各种经济知识与情报的掌握与分析能力,更先天地要求一种对季节更替极为敏感的天赋。

已故的“周期天王”周金涛就是罕见地具备这种以上条件的经济节气预报员。

1、周金涛的“核心科技”

尽管周金涛已经在2016年时以“不惑之年”去世,但大约在2005年,周金涛以券商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分析宏观经济的走势开始,凭借极其老道的手法,在短短十年的执业生涯中留下了诸多超前的经济预判纷纷得到了市场印证,以至于在宏观圈内赢得了“周期天王”的美誉。

那么有一个问题马上被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周金涛究竟靠什么做出了这么多精准的经济预判?周金涛分析经济走势的“核心科技”到底是什么?

理解一个学者的观点必须要明白他的知识底板。正如要了解一位官员的执政倾向,必须仔细观察他的履历一样。

周金涛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将周期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大类资产配置的策略研究。而由此衍生出上百篇研究报告的“核心科技”是一套被周金涛称作“三周期嵌套理论”+罗斯托的工业发展理论的推理工具

“三周期嵌套理论”并非周金涛本人的原创,而是来自于20世纪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

熊彼特这位当年与凯恩斯旗鼓相当的经济学家曾经在《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一书中提出了典型的三周期经济周期变化模型:

第一种是长达50多年的经济长周期,称为长波,因它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故又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第二个周期是9-10年的中周期,称为中波。因其1862年由法国医生、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由设备投资周期对经济带来的周期性变动,故又名朱格拉周期

第三种周期是平均40个月的短周期,称为短波。1923年英国的约瑟夫•基钦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就会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而提出的周期现象,基钦在《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倾向》中把这种2到4年的短期调整称之为“存货”周期,熊彼特将这一周期现象称为基钦周期

熊彼特认为,一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大约包括6个朱格拉中周期和18个基钦短周期;1个中周期中包含约3个短周期。长周期是对中周期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并影响着中周期借以发生的背景。中周期的繁荣和萧条的程度,受到长周期的特定阶段的影响。中周期与短周期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这就是熊彼特“三周期嵌套”理论的精髓。[1]

简单地讲,在熊彼特的研究下,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无论怎样什么执政模式、制度环境、文化传统,经济体自然地、必然地呈现60年左右的长周期循环,以及20年左右的中周期循环,同时还会嵌套一个40个月左右的库存短周期循环。

为什么经济的走势会呈现周期循环呢?

熊彼特给出的答案是:创新

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家作为创新的主导者,通过不断地调整企业的管理、技术等因素实现经营创新,从而增强盈利能力,同时推动经济的增长。在熊彼特看来,典型的创新模式往往会令经济呈现“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过程。

在繁荣期,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投资与信贷大幅扩张,市场情绪极为乐观;衰退期创新活动开始减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依然保持增长;萧条期时经济逐步进入下行通道,进一步探底等候复苏。如此周而复始。

熊彼特讲的是一般化的创新理论,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能得到解释:

微观地看,企业家的小幅经营调整(例如库存调整)带来小周期的经济波动;宏观地看,如果某个经济体出现了大型的社会化、规模化的主导创新产业,则能带动经济体在宏观层面上出现“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大周期走势(W.W.罗斯托)。

依照寻常的理解,经济的波动受到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复杂,并且受到政治、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便掌握了所谓的周期理论,真的能对经济的预期进行精准地判定吗?以演绎和推理的手法判定经济趋势,难道不是否认了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吗?

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经济模型,模型是否能成为原理级别的大前提,必须要得到实证检验。周金涛在一篇题为《三周期嵌套——从熊彼特到罗斯托》的报告中,以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做了实证性检验,吻合度很高。[2]

2016年的时候,为了进一步赋予周期理论的“合法性”,在一次演讲中,周金涛给出了另一个颇能令人接受的说法:

我研究这套东西几十年,我后来发现这套东西的运行规律实际上就是天文学的规律。以后主宰地球的规律是太阳规律。太阳黑子周期的循环就是55年到60年,20年一个海尔循环,20年当中包含2个10年的施瓦贝循环,然后包含数个厄尔尼诺循环,所以厄尔尼诺就是经济中的库存周期。”[3]

经济周期竟然与太阳规律呈现为了某种一致性,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可靠性或许还可以进一步验证。

理论构建的完成,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使用三段论的方式对各种小前提,也就是当下相关的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相应的判定。周金涛就是一个可以在以季度为最小颗粒度层面上极细致地运用这套“周期武器”来推理和演绎经济走势的人。

“三周期嵌套理论”可以运用于更细微的经济周期预判,但使用起来颇为复杂,我们可以试着只运用“长波理论”来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试着分析看看。

2、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与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2南巡”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GDP增速常年以两位数增长。而今,从各种迹象来看,似乎经济趋缓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及如此庞大的经济体究竟将走向何方?

张五常曾经试图用制度经济学的说法,认为县际竞争与承包合约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根本因素(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2009)。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否认中国的经济制度对创造经济奇迹的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制度真的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吗?

周金涛从康波(康德拉季耶夫波)罗斯托工业化理论的角度理论给出了中国经济奇迹在制度之外的另一种解释。

我先科普下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罗斯托(W.W.Rostow)的工业化理论

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一个国家从开化到顺利地进入现代化,必须依次经过6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核心是“起飞”阶段

我们会发现,罗斯托讲的6阶段过程正是中国自上个世纪初以来走过的道路:从清末直至建国,逐步告别了传统社会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1978),中国开始从起飞准备阶段走向了起飞自我持续增长(2000)并逐步走向成熟阶段(2008)。

但是,在罗斯托讲的各个社会阶段中,每个阶段完成的时间,以及每个阶段完成的程度,事实上并不是这个社会掌舵者以及其中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个人奋斗决定的,而是受到巨大的世界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即受到康波(长波)的影响。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试图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其作为世界秩序的追赶者,势必会受到世界秩序主导国的制约。秩序的主导国的经济周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追赶国完成罗斯托所述的各个社会阶段的程度与难度。

周金涛很好地具备了阿姨刘仲敬讲的“格局感”。他在2008年提出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共生模式”(《色即是空——世界经济的共生模式与国际资源价格调节新机制》,2008),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分工国际化的形式下,世界各国在产业链条上逐步形成了资源核心国制造核心国货币(消费)核心国这三种国家经济类型:

资源核心国的资源主要用于出口而不是自我消费,以中东各石油出口国为代表;
制造核心国的产品用于出口的比例十分庞大以至于外需成为遏制或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以中国为代表;
货币(消费)核心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但其对制造核心国的产品依赖度很强,具有消费但不生产的特征,以美国为代表。

因而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逻辑就是这样的:货币(消费)核心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引领世界贸易和经济走向,而消费核心国本土经济形势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制造核心国与资源核心国的经济好坏。

简言之,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和消费核心国,其本土经济的周期波动直接决定了世界经济长波走势,美国几乎就是康波。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追赶国和制造核心国,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完成程度与难度受到美国经济周期的巨大影响。

总结下:平均55年的康波决定了经济大周期的高峰与低谷,而在这些高峰与低谷之间,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决定了康波的振幅。反映到不同的经济体中,世界秩序的主导国的经济周期基本与康波吻合,而新兴市场的“起飞”受到制度刚性“起飞”的进入时机的双重影响。新兴市场或者说后发的秩序追赶国在长波繁荣期“起飞”,则其社会阶段的发展会比较迅速和充分,例如日本;反之,在衰退和萧条期进入“起飞”状态,则整个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会相对艰难一些,例如中国。

周金涛按照雅各布·范杜因对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分析划分,认为上一轮康波大概从1982年开始复苏;到了1991年,随着美国信息科技的大发展进入繁荣期;大约在2004年左右进入衰退期;并于2018年左右,世界经济逐步进入萧条期。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宗在退休之后的1992年,不顾高龄,亲自“南巡”,为“改革开放”提速鼓劲: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或许在太宗看来,对于已经具备了工业化“起飞”条件的中国(按照罗斯托的说法,具备集权政治、允许贫富分化、具备主导产业和基本技术),绝对不能错过美国经济已经进入繁荣期的大好时机(90年代)。一旦美国经济步入衰退与萧条,到那时,中国现代化的难度就要大得多了。

所以,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究竟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只是本轮美国主导的康波繁荣扩散带来的结果,没有美国的经济繁荣,中国的“崛起”或者说“经济奇迹”就无从谈起。

随着美国21世纪初信息技术泡沫的破裂,美国的经济繁荣期渐渐结束,2008年的经济危机将美国经济彻底拖入“去杠杆化”的长波衰退期,而中国作为制造核心国若要继续保证长久、快速的经济增长就不得不大幅依靠国内投资和房地产建设了。

所以,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2008年的“4万亿”之后逐步“水漫神州”。这一切正是为了对冲全球康波进入不可逆的衰退期而不得不采取的自救措施,尽管因此带来了天量的“中国巨债”与无效投资,以及高企的资产(房地产)价格。被迫采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为了适度地扭转越发繁重的无效投资,而“去库存、去产能”等一系列“去”字头的政策也仅仅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扭转已然既定的颓势。

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格局。

2018年的今天,当美国作为康波的主导国已经不可遏制地即将进入萧条期,中国未来的经济局面势必将变得更加艰难重重,政策的有效空间将进一步受到美国经济主导的康波萧条所挤压。

不过,在周金涛看来,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对于中国,结构变化的影响力要强于周期波动,即便是假设有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也不能将中国拉入一个长期衰退的境地,经济增长会迅速回归到原有的水平。”[4]

所以尽管中国经济的未来存在着重重的阻滞与压力,但也不必抱有太大的悲观情绪。

3、“人生发财靠康波”

“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则独行而无敌矣”(《管子·七法》)

周金涛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人生发财靠康波”

在周金涛看来,一个人的财富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首先是看他处在一个什么历史节点上,然后看他在整个资产价格波动的周期中对机会把握能力。

例如这十多年来,炒房的和煤老板的财富增长最为迅速,这并不是因为这两类人的聪明才智是所有投资者中最强的,而是因为恰好天时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时代给了他们这个暴富的机会。

照周金涛的说法,因为经济以一个甲子60年左右呈现一次长周期波动以及嵌套的中短期经济波动,在这60年中,经济会有繁荣期、衰退期、萧条期和复苏期,因而相应地资产价格也会出现应和周期的起伏波动。

“钱生钱易,人生钱难”,一个人财富的增长往往并不是靠基本的劳动获得的,而是来自于其手持的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增值。所以对于一个真正工作年限大体恰恰就是60年(一个康波)的人来说,只有踏准了一个甲子中的经济和资产价格周期波动,他的个人财富才可能出现较多、较快的增长。

简单来说,既然已经明确了经济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那么作为投资者的个人,就势必可以通过经济周期的波动而获得套利空间。

人生的财富有哪些呢?无非是以下几类:大宗商品、房地产、股票、黄金,以及各类艺术品。这些投资品的价格波动在周金涛看来,都是可以进行大致的价格波动预测的,因为它们的价格走势几乎完全可以通过“周期嵌套理论”进行提前的大致判断。

3.1、康波中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化

在所有这几类投资品种中,周金涛认为:

“大宗商品投资是人生资产中最具战略性的品种,主要因其投资的长周期和暴力性。”[5]

首先,大宗商品(例如原油、煤炭、金属等)的价格走势与康波呈现高度相关性。

“大宗商品价格往往是在康波的繁荣期向衰退期转换时出现为期十年左右的超级牛市,而在十年牛市之后,又会出现一个价格剧烈波动的时段,这个熊市会一直贯穿康波的萧条阶段,主要下跌阶段能维持十多年。”[6]

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首先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

之所以大宗商品能在康波的繁荣期向衰退期转换时出现超级牛市,必然是因为这个阶段大宗商品往往处于极度的供小于求的状态。

经济繁荣期的尾声,往往会滋长大量的“造富”心理。眼见着有人在繁荣期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势必会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市场中从事生产,从而开始推动大宗商品的需求。

但是,大宗商品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它的供应能力受到产能周期的显著影响,而产能周期源自于生产能力的不足和生产能力的过剩交替过程较长(W.W.罗斯托)。

简单地讲,例如某个时候,煤炭的价格开始上涨,这就会促使煤炭供应商增加投入,加大煤炭的开采能力。但这个新的生产能力从决策到充分形成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当期的供需矛盾往往不能立时解决,这就是产能周期的问题。

也恰恰因此,当康波处于繁荣期逐步向衰退期,大宗商品的需求会逐步增长,但大宗商品的生产者并不具备与当前需求相匹配的生产能力,此时大宗商品的局面势必供小于求,在巨大的需求成长下,商品价格势必一路走高。

直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一定的时滞之后,大宗商品的生产者逐步意识到需要加大生产能力,开始对生产设备进行大举投资。可到了大宗商品的生产者形成了更强大的生产能力时,康波往往已经越过繁荣期转向衰退,此时的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长已经要开始减弱,供大于求的局面在衰退期必将形成,而这时对于经济预期是否明确转向萧条的中周期B浪反弹又极有可能出现,因而大宗商品的价格在康波衰退期几乎势必将形成大幅震荡。

所以,正是因为产能周期的存在,大宗商品的价格才能在繁荣达到顶点的时候形成超级牛市,也因此,在康波衰退期,大宗商品价格会形成剧烈的上下振幅。

我们可以来看看本次康波(第五次康波)中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化。

本次康波由美国作为主导国,中国作为追赶国形成。从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经济凭借信息技术创新带来了康波的繁荣阶段。直到在2004年左右,美国经济逐步结束了康波的繁荣阶段,转而进入衰退期,并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形成了第一次剧烈震荡冲击。随后到来的2010年左右的“欧债危机”更进一步地挫败了假形复苏的趋势。大约到2018-2019年间,全球康波开始逐步转入萧条期。

不难看出,在第四次康波向第五次康波的转换中,原油和铜的价格大概是从2002-2003年左右开启了超级大牛市,价格在2007年之间达到顶峰,并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形成了大幅的价格震荡,且在衰退期的后半段出现了继续震荡、下跌探底的态势。基本符合周金涛的分析路径。

从图7的结论来看,更普遍地的价格变化:1、康波的繁荣期 100%概率是价格的平稳期;2、康波的回升期三次中有两次价格平稳; 3、康波的衰退期价格 100%剧烈波动;4、康波的萧条期 100%都是冲高回落。

“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正处在衰退即将结束,向第五波康波萧条过渡的阶段,而当前全球都处于货币大量释放后的通缩阶段,康波的规律向我们预示了,目前处于5年价格低点的概率非常高,未来5年,我们研究的重点不是如何防范通缩,而是如果应对滞胀。”

更细致地,周金涛建立了大宗商品的“四周期嵌套理论”。第一层,也就是对所有周期形成约束的55年康波周期,康波是决定大宗商品牛熊市剧烈波动的根本力量;第二层是产能周期,在一个康波内有2个产能周期,每个产能周期25~30年;第三层是18~20年的超级周期;第四层是嵌套在超级周期中的3个小级别的周期波动,被称为涛动周期。[7]这个就不展开了,具体可以去看周金涛的报告:《世界大宗商品周期研究》

这就是大宗商品投资的基本思路。

3.2、康波中的房地产走势

在周金涛看来,房地产周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国别周期的问题,而是与全球康波周期紧密结合的一个现象。

尽管康波繁荣的根源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由于技术创新形成的,但整个增长不单单是技术创新导致的,经济体的整体增长的核心是房地产的增长。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往往是技术革命和创新形成了新的、更为高效的生产力,从而促进了收入增长,最终将置业、改善居住的需求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一般可以把房地产业的增长视作是技术增长引致的增长,因而房地产周期往往滞后于技术周期

周金涛和他的研究团队根据第三次康波和第四次康波中的房地产周期的研究发现,房地产周期的平均时长大约是25年左右。这意味着在一个康波内,往往会存在2个房地产周期。此外,历史地来看,房地产周期的上行期平均长度为8.5年左右,下行期平均长度为17年左右,上行期明显短于下行期。

既然一个康波内一般存在着2个房地产周期,那么在康波不同时间段启动的房地产周期,其能延伸的时间长度逻辑上讲也会出现明显的长短。根据历史数据归纳来看也是如此,启动于康波复苏期与繁荣期的房地产周期明显长于启动于衰退期与萧条期的房地产周期,前者平均时长31年左右,后者平均2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康波内的2个房地产周期会呈现明显的强弱周期格局。

在周金涛所理解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康波的形成往往必须有主导国的存在,然后主导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逐步向外蔓延,便形成了主导外围国、追赶国与资源国的康波扩散。反映到房地产周期中也是如此,往往主导国的房地产周期会明显早于主导外围国、追赶国与资源国,全球的房地产周期正是沿着这个顺序逐步传递。

周金涛根据这个规律进行大致推算认为,美国自2006年房地产见顶以来已经10年,而2012年以来形成的房地产周期的B浪反弹也基本结束,2019年即将出现C浪下行。

对于中国房地产,周金涛判定2014年为中国房地产的见顶年(与万科谭华杰的分析不谋而合),而2015年以来中国形成的“涨价去库存”行情被周金涛视为B浪反弹。所以在2018-2019年,很有可能中美两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出现双头共振下行的局面,而本枢机根据杭州本地市场的预期供需关系的微观分析基本也能成为该观点的有力佐证(掌院枢机:《不要幻想杭州楼市还能走出独立》)。

这是长周期内房地产投资的基本思路,一个康波内可以操作两次。当然,更切实的房产投资的国别和城市选择、时机、方式与技巧还是与宏观大类资产配置存在着很大的出入的。这个就是水库大神的领地了。

3.3、康波中的黄金价格变化

最后谈一下康波中的黄金价格走势

黄金价格的波动相比大宗商品和房地产的波动要简单许多。长周期来看,黄金价格主要受到康波的约束:

黄金价格基本上都是在康波由衰退转入萧条阶段时出现大牛市;在康波处于复苏和繁荣阶段时,实际黄金价格会出现明显回落,并保持低位稳定,振幅很小。

所以黄金资产的收益主要是靠康波由衰退进入萧条阶段时出现的超级牛市。

黄金价格之所以呈现与康波繁荣、萧条相悖的走势,在周金涛看来是因为黄金承担着世界经济信用对冲的作用。黄金几乎是唯一的可以应对经济大幅震荡波动的避险资产,这也是为什么一百年来黄金尽管逐渐退出了日常的交易领域却依然具备并不弱于大宗商品的投资需求的原因。

不过,中周期来看,黄金的另一个属性——商品属性——也使得黄金的价格波动与其他大宗商品的走势大致与产能周期保持一致。

更实际地来看,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和康波的主导国,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格局与美元体系的稳固性是黄金价格在长期走势中的根本因素,这一格局一旦出现任何剧烈的风吹草动,势必引起黄金价格的强势反弹。这是短期内炒作黄金的简单思路。

既然经济周期可以根据康波和“周期嵌套理论”进行大致判断,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用经济周期来规划人生。不仅仅是财富与获利,甚至都可以根据康波和经济周期来计划伴侣年龄的选择和生育下一代的时间节点,以期获得较为划算的抚养成本时机和下一代踏入社会后尽可能宽松、繁荣的经济环境。

比如说,“70后”属于可以“轻轻松松富裕”的一代,他们在20多岁开始工作起,恰好遇上第五次康波繁荣期的扩散初期,无论是买房置业还是赚钱都相对容易。但“80后”和“90后”如果没有家庭前辈在本次康波繁荣期和衰退期前期(1998-2015)实现的财富积累,想单靠自身的力量获得大笔的财富创造的难度是“一代大过一代的”,因为当他们结束大学教育走向社会时,恰恰遇上的不是康波的复苏或者繁荣期,而是衰退期和正在到来的萧条期。“青年无利”将是“80后”,尤其是“90后”必须面对的人生局面。

事实上,“90后们”错过的不仅仅是第五次康波扩散带来的中国经济繁荣期,而是错过了整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战略发展期,这是几千年来世间少有的,如此迅捷有力的国家现代化过程,尽管他们享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较为宽松的自由成长阶段。

所以对于“90后”的少女们来说,其结束大学教育进入社会时恰恰遇上了康波由衰退转入的萧条期,工作和投资赚钱的难度都会加大,因而单纯从经济上来说,除了少数可以继承大量上一辈财富的“90后”,嫁给同龄的男青年在经济上来说是一件大概率不划算的事情。反而是嫁给“70后”的事业成功的中年人,并且在当下开始积极生育,其后代恰好在20多岁的时候可以遇上第五次康波的回升和第六次康波的繁荣期,或许是一桩相对来说能过得更好的人生途径。

没办法,这就是所谓的“一代人的宿命”

4、周期理论的逻辑前设与更大范围内的运用

讲了那么多,大家应该看明白了,周期理论的逻辑前设是宿命论

周期论先天地认为:尽管历史的运行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即便存在偶然的不确定性,所有的一切都将受到大周期的约束与收敛,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影响,其他的一切都将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

我们会发现,从逻辑前设的角度来看,周期理论与传统的算命是一样的。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

在用周期论分析经济趋势之前,它暗设了“在当前的经济格局下,一定是XXXX,只能是XXXX”的逻辑前设。

算命也是这样。算命的手法,如紫微斗数、易经八卦,各门各派是有出入的,彼此保守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大前提。但相互间心照不宣的逻辑前设大体是相类的,因为推理命数使用的小前提是一致的:生辰八字。也就是说,某个人出生的时间节点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福祸情况(且不论合理与否)。

算一个人的命,大概是算命理论的微观用法。其实“算命理论”有更宏观的使用方法,那就是判断国家和时代的气运。譬如说太史公似乎就具备这种能力。

《史记》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书里有一篇并不容易读懂的文字:《天官书》。这篇文字通篇讲的是各种星斗的排列,以及星云变化带来的福祸灾异的可能,也就是古代天象学与命数学的结合。

《天官书》中有这么一段,太史公讲了天运变化的时段分层,与周金涛讲的一个甲子的康波周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一个康波相当于就是两个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太史公穷尽毕生的理想也无非是通过对历史的复盘,掌握“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核心科技,这与管子讲的“独行而无敌”的前提——“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其实相当吻合,但作为个体生命来说,太史公似乎少了一些他本可以借着这些智慧享受更为丰富的生命的幸运。

曾一度对我产生过影响的天才卓青,2007年在其绝笔著作《关系三部曲大纲》中,也曾展现过一种更为绵密、复杂的被称他之为“大预言术”的理论雏形。容有机会展开来讲。

浩荡万年,历史终究是踏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韵脚汩汩前行。

所以,哪里有什么永立潮头,只有永恒的时势更迭罢了。

附记:

周金涛先生对康波和“三周期嵌套理论”更精细化的运用,形式上略微复杂,我在此就不更细致地展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去读他的研究报告,或者去年底出版的报告合集:《涛动周期论》。明眼人一定会叹服于周金涛将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宏大叙事的运用和他对一次又一次经济局势波动极为精准预言的前瞻性。

[1]周金涛:《涛动周期论》之《三周期嵌套——从熊彼特到罗斯托》,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2]周金涛:《涛动周期论》之《三周期嵌套——从熊彼特到罗斯托》,第165-168页。

[3]周金涛演讲:《人生就是一场康波》,2016.3。

[4]周金涛:《涛动周期论》之《结构主义的薪火——周期波动、结构演进与制度变革》,第137页。

[5]周金涛:《涛动周期论》之《世界大宗商品周期研究》,第257页。

[6]周金涛:《涛动周期论》之《世界大宗商品周期研究》,第259页。

[7]周金涛:《涛动周期论》之《世界大宗商品周期研究》,第257~286页。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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