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的美国偏见

赵瑜/文

在美国待了半年以后，卡尔维诺飞回了欧洲。第一站，他停在了巴黎，在机场，卡尔维诺照着半年前的习惯找人兑换法郎，却发现，他能换到的法郎面值变了。卡尔维诺写道：“我走了六个月，感觉却像过了五十年才回来。”

是的，他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尽管法国的钞票变了，然而，其他东西并未改变。果然，他在街角的一个小酒馆里找到了一个熟人，萨特。卡尔维诺很想将他这半年来在美国的见闻讲给萨特听，然而，却被更有倾诉欲的萨特打断。因为，萨特刚刚从古巴回来，他见到了卡斯特罗。

这是1960年的卡尔维诺，时年36岁的他正值创作的旺盛期。他带着数以千计的问题踏上了美国的领土。是的，倾向于左派的卡尔维诺从思想上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更亲近，而美国显然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那么，有着偏见的卡尔维诺在美国都见了什么人，思考了什么主题，这部《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几乎是录音笔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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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卡尔维诺乘轮船抵达美国。初到美国，他首先注意到的是美国的车流。车灯将夜晚照亮，这是一个工业超级发达的国度。

他住在纽约。接待他的朋友告诉他，纽约不是美国。高度城市化的纽约大于美国其他地区。纽约给卡尔维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女生都很忙碌，他这样写道：“生活被密密麻麻的‘排程’所控制，几个星期之前就要什么都安排好，比如二十天后的会议安排，和谁共进午餐，参加谁邀请的鸡尾酒会，你邀请谁共进晚餐，你要去喝杯苏格兰威士忌的晚宴；要是打算看一场百老汇的演出，估计要提前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才能订到包厢。”

卡尔维诺抵达纽约的时候，正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间段。和他所生活的意大利一样。他这样写纽约的变化：“我在这里待了两个月，几乎快要认不出周围的样子了：很多新房子冒出来，窗外的旧景色消失了。”

卡尔维诺不喜欢这样快速变化的城市，他笔下的纽约和中国当下的一些城市很接近：“但在纽约不一样，这里的房子寿命最多也就三十年，有些大概七八年后就被拆除了。城市风景不断变化，你会觉得自己几乎很难跟上它的节奏，只能惶惑地面对着那些拆拆停停的临时标志、围栏和脚手架。”

这段文字的描述，移植到中国当下的一些城市里，仿佛正好适用。

纽约

在纽约，卡尔维诺住在上西区，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因为住的小区里每一家人都开着窗子生活，所以，卡尔维诺这样写道：“这个街区几乎家家户户的窗子都开着，无数房间内家庭生活剧正在上演。”

卡尔维诺的朋友也是这样向他介绍的：“波多黎各人现在都住满了。夏天他们齐齐地开着窗子。我能看到他们在自己家里睡觉，做爱，喂养孩子，打架，醉酒，一切一切。几年前这里还是片比较好的住宅区。但现在我们已经计划要搬走了。”

卡尔维诺的朋友之所以想要搬走，是因为波多黎各人的低价群居，从而使得居住环境更加复杂，不安全、不舒适。说到底，是对一种贫民生活习气的抵抗。这和城市化中的中国又何其相似，当一个小区住进了太多租房子的人，那么就意味着小区的治安环境有了隐患。这些人因为工作的不稳定，频繁地搬家，又造成了物业费用的拖欠，人多以后容易滋生争执，夜班工作人员晚归的嘈杂，等等，这都是降低居住舒适度的要素。

因为小区里住进来很多贫民，所以，卡尔维诺的朋友要搬走。这引起了卡尔维诺的注意，很快，卡尔维诺注意到了美国的矛盾。或者说是纽约的矛盾。这是一个有着严格阶层意识的城市。甚至，在人权上，黑人正在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卡尔维诺为了深入地了解纽约，和朋友在晚上的时候看了脱衣舞会，还在周末拜访了陌生的美国人家。很快，他便发现美国的人工成本很高。因为他发现，美国的知识分子装修房子，大都是自己干活。卡尔维诺是夸张地写美国的工人的。他的朋友因为要外出几小时，找了一个保姆。结果，卡尔维诺发现，那个保姆开的车子比他朋友的车子还大还长！而更让他吃惊地是，那个修理水龙头的工人。他这样写道：“有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朋友千辛万苦通过工会找到一个工人来家里修理水龙头。那个工人是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车来修的。”

在1960年代的美国，因为工会的支持，美国工人的权利意识非常明确，卡尔维诺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人到朋友家里吃晚餐，发现主人正在忙碌。朋友便问，你们家的女佣何时回来啊。结果主人说，她就在家里啊，只是今天是她的休息日。

卡尔维诺这样写道：“女佣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看一整天电视，除非家里着火，否则她是不会下来的。”他又补充说了一句：“根据工会合同，女佣的房间应该有一台电视。否则她可以要求和雇主们一起看电视。”

马丁·路德·金

美国工人虽然权利非常有保障，然而，黑人的权利却一直被压制。

卡尔维诺在南方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公交车上，虽然已经没有标志规定黑人和白人的分区了。然而，一辆公交车上，黑人上车以后，会自觉地坐在后面。如果一辆车的前半部分坐白种人，后半部分坐黑种人，那么，当后面车厢坐满的时候，再上来的黑人，宁愿站在那里，也不会坐在前排的白人旁边。

虽然公交车上没有标注黑人的坐位，卡尔维诺很快便发现了，在公交车站的候车位置有标注，不止如此，就餐和入厕，也有黑人和白人位置的标注。

然而黑人的权利正在变化，在蒙哥马利居住的时候，卡尔维诺专门约见了马丁·路德·金，这位黑人权利运动的领袖是一个教学的牧师，他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维护黑人的权利。比如，在他的努力下，阿拉巴马州的黑人有了投票权。

卡尔维诺和马丁·路德·金在教堂的圣器室见面，然而，金博士因为和他的同僚正在商议如何声援被大学开除的9位黑人大学生们，所以，没有时间和卡尔维诺聊种族歧视的话题。

卡尔维诺后来和马丁·路德·金到了另外一个教堂的聚会，金博士上台演讲。卡尔维诺这样记录了他的感受：“金博士一开始讲话，人群就爆发出一阵欢呼。他和其他的政治宗教领导人一样充满了热情。他的讲话是严肃、理性的，并不准备像具有超能力的先知那样把听众引向阵发性的癫狂，这里是理智和情感在讲话。听众的回应则充满战斗性。每一段讲话都有总结，以及福音书的穿插。对《人权宣言》的回顾，满是对美利坚民族深处民主性的信任。”

读到这里，能感觉到，卡尔维诺正在被这个黑人宗教人士教育，他的温和的态度正感染着卡尔维诺，让他觉得美国以后如果变得更强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所争取的正是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基本人权。黑人运动的第一次争取权利是在1959年——卡尔维诺尚没有到达美国，一个黑人女孩在公交车上坐到了白人的区域而被捕。于是黑人们团结一致，取得了胜利。公交车的座位不再禁止黑人坐前排。当然，权利的争取与权利的实现总是有过渡期。比如，卡尔维诺到达美国的时候，这种坐在前排的权利已经争取成功，然而现实中有很多黑人还是不敢坐在前排，又或者是惯性认知，觉得坐在前排不舒适。

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还有一项，比如争取公园对黑人开放，然而，当地的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公园对所有人都不开放。关了。真是简单粗暴。

在美国北方或者在纽约居住的时候，卡尔维诺对美国是充满了偏见的，比如在描述美国消费文化的时候，卡尔维诺这样写道：“这个国家给人的印象是除了，读书什么都做。但实际上美国人的阅读行为还是非常普遍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好书什么都读，事实上他们也读好书，大部分时候是不小心而错误地选中了好书。”

然而，他很快便又认识很多读书的人，其中一个家庭主妇还组织一群人阅读乔伊斯最难懂的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

无私的热情的国家解体了

半年的美国生活，卡尔维诺采访了脱衣舞娘，酒吧里的陪酒小姐，情色杂志的主编以及更多的普通人。

他在大街上被警察查过证件，在酒吧里被当作过骗子，甚至还在芝加哥的一家书店的后面发现过妓女正在做交易。

然而，当他渐渐融入到美国的日常生活中，他发现了“圣托马斯·阿奎纳的阅读室”，这个屋子里坐满了醉汉和流浪者。原来这便是美国的一些公益组织开设的供穷人取暖的地方，以免他们在户外被冻死。

再后来，卡尔维诺又接触了黑人运动的领袖和一些左派人士，他开始收缩对美国的偏见。一向倾向于左翼的卡尔维诺在对比了美国和苏联之后，他得出的结论竟然是：“美国人分明的真诚，苏联人无私的热情，都是难得一见的。”意思是，他觉得这两种都好。

时间一点点流逝。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卡尔维诺渐渐地修正自己的观点。所谓苏联式的无私的热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靠不住的。因为无私，基本上意味着个体的消失，人成为随时被集体挤压吞食的一个标点。那么，这样的国度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所以，热情的苏联后来解体了。而自私的美国，却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是一个作家的行走笔记。卡尔维诺像一个导游一样，喋喋不休地向我们介绍着美国的咖啡价格，保姆的车子长度以及脱衣舞会的热烈。翻看这本书，随时我们都可能会进入到一九六零年代初的美国。卡尔维诺用文字得建了美国的一段历史。他笔下的那些画面是有表情有声音的照片。这不仅仅是一册美国日记，还是一册美国风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