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10月刊《美国哈佛大学时期》读后

启风
2018-10-23 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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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风/文

说来惭愧,由于个人兴趣不在古代思想史方面,对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等鼎鼎大名的著作,竟没有读完过一本。

只是大学时候,在图书馆借到《余英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的第六卷——《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曾仔细翻阅。后来才知道,这一卷所收文章,大部分只是余英时在新亚书院时期的一些习作而已,不具有什么代表性。

时至今天,我对余英时的敬意,也更多源自他对自由价值的长期坚持,而非其享誉中外的学术成果。期待《余英时回忆录》,想看的也是他对中国自由之路的理解。

余英时最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明报月刊》上刊登了4篇回忆录正文(《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共产主义与抗日战争》《中正大学和燕京大学》《香港与新亚书院》),随后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决定在10月号、11月号上刊出回忆录的后续章节——《美国哈佛大学时期》。

前几天,我很幸运地在网上买到印刻10月号,看到该期杂志除刊出余英时回忆录《美国哈佛大学时期》的上篇外,还收录了朱敬一、王汎森、黄进兴、陈弱水、周婉窈、苏晓康等学者对余英时的回忆文章。如杂志编辑所言,

“除学问、师承之外,且也述说他们各自与余教授私下家常往来的轶事逸闻,颇有《论语》古风,活泼、隽永又温馨。”

作为这部回忆录的出版人,廖志峰的文章被放在“余英时回忆录”专题的第一篇。他在文中回顾了自己和余英时的渊源,并说:

“余教授当年为《一滴泪》写序,曾提到‘心史’的概念,鼓励巫宁坤先生继续书写。然而。‘心史’的概念正是《余英时回忆录》的主轴,少写生活细节,而更着重在知识分子学思之路的精神转进中,含金量十足。”

他所言不假,余英时在香港发表的几篇回忆,主要谈的就是自己对“五四”、“共产主义”等理解的变化。

在回忆录的《美国哈佛大学时期》这一部分,余英时谈到从香港赴美的缘由、经过,及许多有过交往的师友。其中说到的大多数事情,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比如,当年台湾方面视余英时为所谓“第三势力”中人,拒绝给其办理护照,致使他不得不以“无国籍”身份赴美;余英时原本只是在哈佛访学一年,但因其父余协中先生意外获得赴美机会,他为和家人团聚,才改在哈佛读博,并留美任教。余英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没能如约继承钱穆先生衣钵。他在回忆录写道,

“这是我平生最大一憾事。”

余英时在哈佛访学、读博期间,把自己的课程安排得很满,包括帕森斯《社会系统》、布林顿《欧洲近代思想史》、基尔莫《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赛门《罗马史》,以及费正清《专题研究课》等,最终在杨联陞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

相比于余英时对哈佛求学经历的追述,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门人弟子对他的回忆。

首先,当然是有关余英时的治学精神。

王汎森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师从余英时,他回忆,一次在日本关西大学,

“余先生……说,他的任何说法都是暂时较好的,一旦发现学生或其他人有更好的说法时,即刻服从,他提倡一种‘open-minded’的学术态度。”“余先生并说五伦中并无‘师生’一伦,虽然‘天地君亲师’中有‘师’,但是列在最末。”

有关余英时对“老师”的谈论,陈弱水也有一个回忆:

“当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大多是回答他人的询问),老师最常使用的形容是‘转益多师’,‘转益多师’其实就意味着自学的成分很高。”

黄进兴在哈佛大学时,导师是史华慈,但同时受教于余英时。他回忆,

“有次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我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面前表达己见,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开道’到余先生的‘敬业’,我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其次,有关余英时自由精神的言行,更是不少。

早在少年时代,余英时就敢于抱不平。在回忆录第一篇《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中写到,当年一位桂军营长在乡间贪赃枉法,余英时一怒之下,写了一份上告的“状子”,险些招来杀身之祸。

王汎森在回忆中,也提及此事:

“话说回来,就在十一年前,大伙参访内藤湖南的恭仁山庄时,随行的摄影谈到少年余英时准备状告桂军杜营长时,余先生随口说了一句:‘绝不容许任何人以威权欺负他人。’我把这句不经意地话记在记事本上。最近,当我浏览网路上新载的一些余先生评论政治的话时,当年在恭仁山庄的那句话又悄悄地出现在我脑海中。”

陈弱水在回忆文章中,解释了开篇所说《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的由来:

“余老师香港时期的著作主要是讨论民主、自由、平等、革命等问题……仅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五,三年间,他就在香港出版了六本关于近代西方文明与民主问题的书籍,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他当时正在中国典籍和历史方面下功夫,也参与杂志和出版社的编务。这些著作大概都是在深夜不眠中写出的,除了青年的体力与活力,对真知和理想的追寻更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动力。”

余英时一直关心台湾。黄进兴说,

“鲜为人知的,余先生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投书《纽约时报》,替党外仗义直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日后当上□□□□的马英九先生。”

周婉窈在美国求学期间,曾多次到余府做客。她说,

“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是一九八六年菲律宾‘people power’(人民力量)革命成功之后,马可仕(即马克斯——启风注)势力崩解,艾奎诺夫人柯拉蓉(即阿基诺夫人——启风注)当选总统,一时成为风云人物。我们都很兴奋,热烈讨论,自然也谈到台湾,那时还是戒严时期(各位读者,当时没有人会预知有解严之日),宾客中有党国菁英,不能自由交谈。我只记得我暗自希望台湾也会出现‘people power’运动。”

后来台湾发生改变,余英时更多地关注起大陆。还是周婉窈,她回忆,

“余先生本来就不爱热闹,有一次余师母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很少出门,因为参加聚会,有人就曾说:现在中国挺好的,不像你说的,怎么不回去看看呢?‘不忘初衷’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年轻时错认了一些价值,后来省悟了,有所改变,当然很好,不然,台湾就没有改变的可能。不过,余先生年轻时肯认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他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而放弃核心理念,始终如一,让我很钦佩和感念。”

余英时自青年时代漂泊海外,此后只曾在1978年回过一次大陆。苏晓康回忆,余英时

“到晚年常说一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对于中国大陆,他别有一种情怀,仅仅讲过一次,是藉周亮工《因书屋书影》中的一个佛教故事,说一只鹦鹉见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因为‘常侨居是山,不忍见尔’。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湿润。”

最后有一句套话,期待《余英时回忆录》全本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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