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复制的历史《高盛帝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东明在中文版序里面说，高盛的灵魂是合伙人制度。我当时在票圈写了一句话，如果按照这个思路，《The Partnership》的书名，或译为《握手》更具意境，然后加上一个副标题，譬如高盛帝国百年精神之类的，似乎要比简单粗暴的《高盛帝国》四个字有意思些。

通读全书之后，这个念头更为确定，因为高盛的历史，其不可复制的特质，就是因为人：员工本身的某种独特性、以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公司价值观、早期高度重视公司和客户之间人际关系的运营模式，都把人本位作为了公司可持续赢利能力的基础。而在这个策略上，无论是讨论、共识、协作还是其他更多的生意模式，无不从握手的那一刻起，把伸出手的双方捆绑在了同一条绳索上。绳索的名字叫做极度的诚实与信任，而捆绑的目的则是共享财富的增长。

这一点，倒不是通过援引了大量的旁观者或亲历者口头背书的方式做到的。查尔斯•埃利斯在设计行文结构的时候，直接把高盛百余年的历史，拆解成了一任又一任最高领导人的人物传记。于是，我可以很明白的看到，前一任的导师是通过怎样的学徒式教训，选择自己的继承候选人，一步一步一手一脚的把他们打磨成适合自己理想中高盛人的样子，然后再一步一步一手一脚的完成筛选和过滤，最终让自己的继任者完全符合自己的设想。这样的做法，让高盛的每个阶段都浸染了领导者强硬及鲜明的个人风格，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发挥着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推动力。

从某个程度来说，这种无法避免首脑人物独断专行的模式，是早期扁平化组织的衍生品，它象征了高层的理念及观点，可以用最具效率的方式辐射到公司的每个角落。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把公司决策的核心驱动力归结到某个人的身上，难免让人觉得高盛内部的独裁化气质过于浓重，尤其是那种家长式或家族式的威权意识，尤其让人觉得迂腐和陈旧。

不过也有好处。

高盛在快速适应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优势产品趋向这一点上，十分的引人注目。除了它对专业作风的苛刻之外，把决策主体缩小到个人，应该也影响很大。俗话说船小好调头，一个人拍板要比经过冗长的系统会议效率高得多，尽管个人主义上层难免会陷入某种自以为是的旋涡，但谁又能保证集体主张不会犯错呢——不得不插播一句的是，高盛在选择继任人这点上，其实真的很幸运，这种幸运同样表现在高盛之成功的不可复制上。

其一，对个人的高度依赖且被依赖的人是忠诚的、且刚好赶上了一个他的才华适合的时代——这是前任首脑在选择继任者上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发展性的智慧，甚至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浓郁族长式气质的公司文化环境下，他们也能允许继任者做出变革和创新，真是难能可贵。

其二，并非每个人都成功，而渡过难关的经验被强大的独裁者式的个人魅力掩盖，而无法剥离出干货。尤其是在美国经济起伏变迁的几个折点上，高盛并没有表现出超过时代限制的睿智来。于是，涉险过关完全就变成了对首脑人物个人社交关系和影响力和个人魅力的依赖，人情牌及斡旋能力成为了焦点——这恰恰是无法被借鉴参考的东西，毕竟人的独特性摆在那里，谁能做到复刻他人的经历和脑子呢？

不可复刻这一点，其实在高盛创设初期就表现出和华尔街其他人之间的格格不入里表现出来。当大部分华尔街人都从早上九点钟开始办公的时候，高盛的打卡时间是七点。从查尔斯•埃利斯的措辞中可以看出来，高盛对于自己这种对工作投入程度的强调，是极为自豪的。对那些重要人物言论的援引，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不论是圣诞夜的高效反馈和跟进，还是周末时间的敏锐洞察力及决断力，都表现出了增加出来的工作时间，是怎样铸就了高盛让人钦佩的竞争力。格斯·利维，高盛帝国的某任一号人物曾经说，你只要塞给我把扫帚，我就乐意为公司扫地。整个公司对工作的投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高盛的公司文化提到，想让高盛在每位员工心目中仅次于他的妻子和家庭，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位。但这依旧无法避免那种让人窒息的内部风气，以及近乎刻薄的工作强度。

尤其是那种工作强度，还与萨克斯家族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蔑视绑在一起。如果说在表达功劳的时候，必须说我们而不是我，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上的集体认同感。那么在个人英雄主义淡化这件事上，使勤奋者很可能因为无法收到及时的个人激励，而面对就业季时更大的个人压力及家庭压力的逼迫——尽管高盛坚持要招收最好的最值得培养的人，并把自己的招募行为聚焦在最优秀的学校上，却并没有给出具有竞争力的薪水，使得艰难毕业并期待光明前景的人们，总是不自觉的纠结于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落差。

查尔斯•埃利斯有提到高盛希望用更具长远性的发展作为吸引人才的竞争力，并且强调从萨克斯家族那种浓厚家庭观衍生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本关系（partnership）驱动是何等的让人心生归属感。但长期棍棒总是让人压力山大，毕竟，不论情怀怎样迷人，还是要先填饱肚子。尽管对于那些勤奋且聪明的人来说，最后很可能忽然开出一个合伙人大奖，这个过程却实在煎熬。

然见微知著，高盛也从侧面反映了投行产业的激烈和残酷，似乎少了一点点的嗜血和攻击性，都没有办法活下来。于是，从开端的时候，高盛人就为他们的客户时刻准备着，承受着个人的小损失以便能用最快的方式抓住大生意的机会，并且强调让每个人做自己最适合的工作，以充分发挥团队的爆发力。

压力不仅仅是每个基础员工，不论他们有没有机会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压力也覆盖在高层脑袋上的天空，于是高盛才被塑造成办事有效率、内部极为协作的样子，而且员工对外都显得很有竞争力，一次又一次地为公司带来额外的生意和额外的利润。

华尔街“家族的人”+“管钱的人”之决策模式，在高盛的这种文化下，转变成了心理聚集力，然后进而成为了他们谋求进取和变革的机会。于是，从一开始因为犹太人背景而被抵触，到最后成为了屹立在投行界高点的企业，这种文化认知和价值认同，贯穿始终，直至现在。

到后半部分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句子，未知是查尔斯•埃利斯的总结还是他的援引，大意是说，高盛只有在描述错误的时候，才会用“我”代替“我们”。其实有点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感觉。毕竟，从早期的卡钦斯，到后来的科尔津，那些曾经因为个人判断或作风恰好与大环境的问题交叠在一起，导致高盛不美好时间段的人。他们成功的成为了高盛错失的承担人，以及司训里的真实案例——用“我”的第一人称来描述错误。

尤其是科尔津，他大约代表了一种强烈想要摆脱萨尔斯式家庭观影响力的变革派——与其他的继任者不同，他们深谙创始人情结对于高盛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利用绵延了一个世纪的感情牌来争取市场和民众。科尔津则更期待用市场调节的永动力来证明自己的卓越，很可惜，他所在的市场并不具备他期待的能力，而他的个人魅力也不足以盖过高盛几十年的耕耘。

其实查尔斯•埃利斯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十分的让人玩味。同样未知是他的总结还是他的援引，他认为被高盛不喜欢的科尔津其实做了一个不可避免时代的坏人，那就是走向IPO这条路不得不经历的心理焦灼。科尔津身上的那种独裁主义，其实是继承自萨尔斯家族的早期构想，而他想要做出的决策也并不是逆势而为。只不过他刚好碰到了那个时间——换言之，如果不是科尔津，也会有其他人，被推到这个IPO转折点的位置，成为大家焦虑的靶心。

那个时代，除了公司成员观点的转折阵痛之外，刚好也遭遇了美国最大内幕交易案的冲击。

弗里曼到底有没有从西格尔的兔子比喻中获取足够的提点，似乎不那么重要。但显而易见的是，查尔斯•埃利斯和《贼巢》那本书的作者詹姆斯·B·斯图尔特截然不同的立场。

在《贼巢》中，检方被描述成了以微薄之力对抗华尔街阴险巨兽的骑士，那种形同唐吉坷德式的作风，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壮色彩。于是，让《贼巢》的读者，很难不对那个孤身作战且被再三刁难的检察官心生敬佩。

但回到了查尔斯•埃利斯这里，他认为詹姆斯·B·斯图尔特的写作之所以精确到人名时间，全部依赖于西格尔的过人记忆力。但是记忆这件事，尤其是西格尔这个必须用拉更多人下水来减轻自己招致不满的涉案者的记忆，实在是让人无法信任。于是，他应该是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去找出《贼巢》里前后矛盾的地方，尤其是西格尔看起来精细的记忆，不过是想要让事实看起来更像事实的修饰而已。

至于詹姆斯·B·斯图尔特笔下那个唐吉坷德式的检察官，不得已向现实妥协而接受了和解，到了查尔斯•埃利斯这里，其实是要尽快结束这个案子而为自己的议员参选增加政治资本。

不得不说，这种立场的相左对照来看，也是很有意思了。

全书数据分布的轻重也很有意思。早期的交易信息都显得轻描淡写，但到了后期，尤其是千禧年互联网牛市到泡沫，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的交易信息，都显得非常之具体。或许是在信息化程度不够的年代，查询资料对一个“传记”作者来说实在是有点艰难的原因。

但是策略的讲述却成相反的势头。早期的案例，高盛似乎极为乐意分享其中的策略行动的细枝末节，但是到了近期——即便早早洞悉次贷危机这种大智慧，都被一笔带过。我猜想，大约是因为高盛觉得，分享早年的经验，有助于建设高盛的智慧乃是从历史开端一脉相承的光辉形象。而近期的经验，或许涉及其机密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只是运气好——所以不能多说吧。

2008年9月21日，美联储批准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提出的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此举，加上之前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银行收购美林，以及贝尔斯登的倒闭，意味着华尔街前五大投行已不复存在。它们的终结真的是源于自身的邪恶吗？

这是译后记里提出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组数据作为分享内容出现：

中国现有的本土投资银行受诸多条件限制，基本上都还没有脱离“靠天吃饭”的证券公司赢利模式。根据我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程博明先生在《证券业发展思考与案例解析》中的分析，“1993年《中国证券市场年报》中登录的49家证券公司中，到目前仍保留商号的仅有5家；2001年证券公司目录中100家公司，至今保留原商号的仅有33家。初步推测，中国证券公司15年生存率低于30%，中国证券公司10年生存率低于50%，最长寿命为20年。”

一如书里零星出现的中国和一些人名，中国对于投资银行这件事的参与之晚、理解之少，也显而易见。那么，想要在中国做成一家投资业的百年老店，通过借鉴学习高盛所代表的华尔街专业精神、合规体系、风险控制制度以及投行文化是有用的吗？

并不以为然，反正我觉得，高盛的那套东西，复制不来，学不来，只能当传奇八卦看看。

末了再说一句别的。

中国人写东西，最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于是不同人物得以通过描述技巧，在同一时间线运行。但外国人写东西，似乎喜欢以人物出场顺序为准，等到粉墨登场时，再去回溯他的缘起和往事，时间线往往被交错重叠。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东西方的叙事差异，但时间线交叠这件事，真的是蛮让我觉得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