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魔的烟火——布鲁姆批评观的渊源

醉脸春融
2018-09-23 看过

1. 新批评(New Criticism)

布鲁姆无疑是在英美新批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他的老师W. K. Wimsatt便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与M. C. Beardsley提出的“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和“感受谬误”(affective fallacy)成为了支持新批评文论的经典概念,分别切断了文学作品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把独立的文学文本视为自洽的实体。新批评对单个文学作品手术刀似地的解剖固然有“见树不见林”的局限,但它提供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研究方法和无视文本外因素(如历史、传记、心理等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布鲁姆。布鲁姆对16世纪以降的欧美文学熟稔于心,作家和评论家的名字脱口而出,诗歌、戏剧和小说中的细节也是信手拈来,可见其在细读文本方面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反观部分中国学者,往往缺少仔细研读作品的耐心,常常有意地摘选出能够对应某种理论的片段,而不是从文本入手来探幽发微。另外,同新批评派的学者一样,布鲁姆反对在文学阐释中考虑社会历史因素:“在诸如历史学家福柯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这些法国文化理论家的影响下,文学世界被描绘成一个霍布斯式的充满计谋和纷争的领域”(9)。他关注的是诗人的“神性”和诗歌间的影响,不过,出于对他所推崇的Samuel Johnson(著有《英国诗人传》)的尊敬,布鲁姆对于人物传记倒是并不排斥。当然,布鲁姆试图在英美文学中理出一条线的“野心”已然超越了新批评的狭隘和琐屑。

2. 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尽管布鲁姆在书中颇为愤慨地声明道:“许多人认为我对文学影响的理解的理论原型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但这根本是错误的,我以前也一直解释,就是没人听”(11-2),但是,“影响的焦虑”的确跟“俄狄浦斯情结”有相似之处,一个作家与自己的“文学父辈”形成一种隐喻的父子关系,他在“成长”(或者说创立风格)的过程中也会感受到在“阉割情结”中出现的焦虑感。考虑到笔与阴茎在形状上的相似,这种类比顿时有了一种奇特的说服力(作家害怕“文学父辈”夺走自己的“笔”,正如儿子害怕被生父阉割)。而且,布鲁姆在书中所列的作家几乎全是男性,简直可以作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阳具中心论”(phallocentric)的完美注脚,难怪招致《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作者Sandra Gilbert和Susan Gubar的不满:既然根据弗洛伊德所言,女性已被阉割(castrated),那么“影响的焦虑”这一概念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女性作家呢?布鲁姆试图正名自己的理论原型为“你我共同拥有”的“弗洛伊德的哈姆莱特情结”(12),但在我看来,他好像没有就此深入解释下去,也没有回应女性主义学者的质疑。

3.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概念。诗中的古字、生僻字、外来语,乃至比喻、夸张、委婉、用典等等,都是典型的“陌生化”手法。Emily Dickinson在“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一诗中把坟墓描绘成“A Swelling of the Ground”便是一例,更不用说她常用的大写字母和破折号了。这里所说的“陌生化”指的是一种新鲜感,一种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以新奇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艺术创造力。施克洛夫斯基在谈论托尔斯泰的作品时说到:“托尔斯泰故意不说出熟悉物品的名称,使熟悉的也变得似乎陌生了。他描绘物品就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这物品,描绘事件就好像这事件是第一次发生那样”。“陌生化”的概念和布鲁姆所说的“‘奇异性’(strangeness)就是经典的特质,是崇高文学的标记”(22)不谋而合。他同样认为奇异性指的是“常见事物的陌生化”(22),并引用了欧文·巴菲尔德的观点:“奇异性并不与惊叹(wonder)相联,因为后者指的是我们对自己知道得不太明了的事物的态度……而美中的奇异性因素则有相反的效果。它来自我们与不同意识之间的接触,不同但并非遥不可及……我们不懂的奇异性让我们惊叹,我们理解的就能赋予我们审美想象”(23)。布鲁姆认为“对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奇异性就是影响的焦虑”(23),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强者诗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将前辈诗人流传下来的伟大传统陌生化、奇异化。

4.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当德里达指出语言符号并非如结构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由一一对应的能指和所指构成时,“互文性”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概念最早由Julia Kristeva提出,试图说明文学作品的意义总是超出其文本范围,不断变动游移。这里的“互文性”不仅仅指明显的引用和用典,还指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本文之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在形成差异时显出自己的价值。布鲁姆对于影响的研究的确有点“互文性”的味道:“渐渐地,我学会了如何超越回响和用典的层面,进而发现更为重要的过程,也就是诗歌立场和视野的传承”(11)。 这里,“诗歌立场和视野的传承”超越了“互文性”在语言符号中的嬉戏,转向了更宏大的空间,布鲁姆对于影响的某些观点因而显得新奇而有见地。例如:他认为莎士比亚不仅在早期戏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戏仿了马洛的人物塑造,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从马洛那里学到了“一种戏剧化的控制观众的方法”(55)。另外,布鲁姆还指出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互文”现象不一定是平静和良性的,而是存在着一种斗争与尊敬并存的“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10) 。

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当然不止这些渊源,比如:他所说的创造性误读显然脱胎于现象学和阐释学。那么,布鲁姆作为一个理论家会不会也有焦虑呢?虽然他自诩为朗基努斯式的批评家,但他可能也在为如何超越“父辈哲人”而暗暗心急,不然也不会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六种名称古怪的修正比。布鲁姆的功过姑且留待后人评骘,他“以文学的形式来思考和评论文学”的批评观却值得今人学习。当各种社会、文化理论裹挟着意识形态迫使着我们进行与作品主旨无关的审视时,我们离文学似乎越来越远了。就算由于各种条件,我们无法像布鲁姆那样做出一番番具有文学性和富有激情的评论,但至少我们可以记住他的一句简单却深刻的叮嘱:“阅读、重读、描绘、评价、赏析:这就是文学批评艺术在当下应有的形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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