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机巧性的当代写作
《耶稣撒冷》比《母狮的忏悔》更体现了米亚·科托的写作是充满机巧性的一类当代写作(可类比伊斯梅尔·卡达莱的部分作品)。机巧性,体现于写作与现实之间构建起的一种讨巧关系——不直写严肃主题,但仍以严肃主题来强化自身第三世界、后殖民作家的身份,但写法上,却闪躲于这些文化身份标签之下,在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后续的碎片现实中不致力于整体性叙述,而是顺应现代性的碎片化,从其中挑拣一些元素,再经由一种架空历史的变形(“虚”不再需要“实”的制衡)和各类隐喻符号的人工勾兑,制造一种通俗而造作的“诗意”叙述。
《耶稣撒冷》中,功能性的情节和各类隐喻被分配给不同角色(同时角色只是文本装置的一部分),最后,叙事的闭环如商业影片一样地完整,过于完整,其周全和严丝密缝充满雕琢感,在最糟糕的部分,这种人工技艺在它所想表征的现实和古老主题(内战、种族、两性暴力)面前生产出带轻佻感的符号,甚至,这种技艺越是娴熟,叙述越不可信赖。如果说经典小说的筋肉是现实的重力捶打出来的,那么这类当代写作或所谓后现代写作,如果放弃了逾越碎片现实而生发的强健力和真实的生命感,就会给人一种肌无力的虚脱感,字面的“诗意”仅仅是纸飞机的飞翔,不属于鸟类。
机巧性其二,是文本始终未能摆脱二元的概念。葡萄牙白人女子被赋予先天的主体性,她虽失爱,却未丧失行动力,只身飞至非洲大陆寻找爱人,与此同时,两个本地黑人女性却在遭遇暴力后一个自杀,一个屈服,没有被给予同等的主体性。为黑人小男孩带去关于爱的启示也是这个葡萄牙白人女子,同时白女人自己被非洲大陆的神秘和“赤裸生命力”所治愈。女性之间超越种族的共情轻易建立,无需证明和考验,而自负、懦弱、迷失的都是男人。这类主要情节是关于两性、后殖民权力关系、爱与解脱的另一套刻奇叙述。野蛮与文明的关系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非洲”被给予了声音,没错,但这声音并未打破成问题的符号关系,也许是一种更聪明、更政治正确的遮蔽,始终是未经思量、未被赋予可活(livable)经验的符号。
这似乎也成了很多当代非欧美本土作家身上的共性。一方面,虽致力于对自身所处社会的“前现代文明”进行新的意义叙述(借由神话、传说、仪式性文化等素材),另一方面仍然把一种意义特权给予到来的他者(往往是白人),当代小说技艺所做的只是将以往被消声的前现代世界以新的猎奇化方式呈现出来(卡达莱的《破碎的四月》也非常典型),根本上两类社会空间不被共时性地看待和呈现。从后殖民国家和第三世界中涌现的当代中生代作家,很多其实并不具备动摇世界文学中隐藏的权力结构的叙述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今天可以持续得到世界文学的承认,并通过英语等强势语言的导入导出,在其它非欧美文学空间中被一次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