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告别的“浙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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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写的一段总结，贡献给我在豆瓣的第一个书评吧。（有些图还是其他书评里找的...）
虽然是外行，不过看热闹也蛮有意思。
最近闲暇时间看了这本小有名气的社会学调研作品：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是一本宏大而细致的书,宏大在于其论述时间跨度长——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017年30余年，且内容广泛——从大红门“浙江村”地区到其与丰台区、北京市甚至全国的服装业互动关系，细致在于作者深入众多人物的生产、交际和家庭生活，甚至亲身经历了帮派的活动（难以想象一个北大文科生跟着社会青年调研他们的贩毒活动），从而近距离展示了温州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人际关系和生产生活特征。
“浙江村”原是位于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的一个城中村，其源于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地区，特别是温州人的聚集，使原本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一跃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的服装业中心之一。在北京当地普通人的心目中，“浙江村”是脏、乱、差的代名词，但是北京的服装业却又紧紧和它联系在一起。其生活生产的模式变迁，成了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也是了解市场诞生和成长的好材料。（在其内不仅出现了自发的分工，还出现了原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
“浙江村”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参考几个数据。
1、连德胜88年包了个大栅栏附近的柜台给亲戚卖衣服，第一个月挣了8452元，当年挣了10万多，同年和朋友出去玩就花去七八万。
2、93年前后，每天有几十个俄罗斯商人到“浙江村”批发服装，万挺光抓住时机，在海慧寺旅馆开了一个服装批发点，每日流水超过100万元，纯利润约6-10万。
3、在92年左右，“浙江村”的年轻人一年的平均开支是7-10万，作者认识的许多“浙江村”年轻人觉得“北京人太土气”，他某次去理发花去10元，便觉得太贵。
温州人怎么就搞出了个“浙江村”呢？
他们的发迹有多方面因素，其一得益于中国式的熟人社会，通过第一批来北京的开拓者的带动，亲戚朋友陆陆续续来到北京“浙江村”做服装，加上亲友间小成本买卖“好商量”的特点，社区迅速得到扩展；
其二是温州大量具有冒险精神和会“钻空子”的商人，和想象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愿远离家乡的特点不同，温州人似乎自带探索精神，从70年代（尚在文革时期）开始就四处“流窜”，等到改革开放政策放松，便更加热闹。他们敢于无本经营、亏本经营的做法也很大胆。商人特有的“奸”的特点在早期也发挥了不小作用，种种走关系方法可谓层出不穷，不过多数的住户实际也愿意走正规渠道，只是正规渠道实在限制太多；
其三是80-90年代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面对新政策的迟缓（恐怕是收入和工作量无关所致），使得小作坊里勤奋的温州人在服装数量、花样和成本上都占据了优势，恰逢思想大解放时期，赶上潮流的温州人占据了市场优势，并开辟了全国甚至国际的销路。
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改革开放是市场逐步发展，计划后退的时期，按照计划生产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小型企业的竞争下完全不是对手，在90年代甚至出现国企把厂房租给私人，以租金给单位员工发工资的奇特现象（由于缓解了下岗潮的压力，政府有时只得默认）。当温州的家庭作坊已经私下分工为进料、选样板、加工、销售的时候，国企还在按照原有计划一步步生产，导致其产品大大落后于消费者的需求。按劳动量提成的“物质刺激”，也使得销售人员更卖力的工作，甚至出现奖金过高，某些编制内人员不满的情况，几番波折后，政策还是顺应了消费者和市场的要求，放宽了控制，而改为要求加强监管。当然，政府行政人员面对的困难恰恰相反，他们更关心如何规范秩序，毕竟“浙江村”时不时地出现的乱子，不但影响舆论，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前途。
据西单工商所一位“老工商”所述，1985年以前商场不允许出租给私人，以免危害公有制经济，87年允许不超过30%，到了90年变成不超过50%，到了93年已经完全无法控制比例。
“浙江村”是独特的，其内部强大的聚合力和分工（各式生活必需因素——菜市场、饭店、理发店、诊所、幼儿园等——一应俱全）使其相对独立于北京市而正常运转，作者认为这使得其中大量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生活更容易，免于因为缺乏户口，只能出卖劳动力而被“剥削”的境地。而服装业的广大市场，又是其扩展的动力。在作者调研的其他众多聚居区，少见此类特征。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浙江村”似乎有自发走向正规化的趋势，90年代初，村内大人物合伙建造的大型市场和生产生活大院，使其有了摆脱混乱的迹象，可惜没多久就被95年国家级的清理工程喊停，接着，北京市及地方政府便开始组织建设大红门服装商业区，所以也无法知晓民间自发的秩序到底能否走向正规。这之后，政府的行政能力越来越强，社区的能量反而萎缩了。
作者自述其写作的目的，在于否定精英政策引领普通百姓的论调。当然，领导人勇于下决心改革，是非常不易的，作为领袖人物，他们想必也希望中国摆脱百余年来的贫穷和落后，但是政策从来不是某个大人物做在屋子里就能设计出来的。从代销、转包柜台，到后来的批发点、全国经营网络的开发，都是温州人自己摸索出来的。各级政府一次一次的清理风暴，不仅收效甚微，甚至还造成了一些混乱。（看温州人经商的时候，总是回想起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似乎南方从宋朝开始就不同于北方，商业精神已经有了文化基础？）
这本书主要讨论的还是人际关系和社区发展规律，其中对关系丛的解说很精彩，而在开始写作时，作者还只是一个硕士生，他在序中提到90年代知识青年式关注时代问题的学术特色，如今已越来越少，学术专业化越来越突出，让人不免有一丝怀念。
关系丛：人和人的关系不是两个人之间，而是每个人自有的关系网间的重叠。每个人的行动不仅是对目标对象的行动，也是对整个大的关系网的行动。关系丛即是在没有外界法律保护时，人们保护自己权益的手段之一，在和他人交易时，不必担心对方违约，因为可利用关系丛“锁住”对方，即利用人与人间的联系一步步抓住甚至惩罚违约的人，亦或败坏对方名声。
这也是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未能形成大型企业的原因，即是由于缺少对产权和协约的法律规范，使得人们无法轻易远离亲友关系经商，而随着商业规模增大和矛盾增多，亲友内部又难以使用分层和命令式的手段进行组织。
新增的序言，回顾了近20年来“浙江村”的新发展。村内曾经的“大人物”竟然都纷纷入了党，时而为自己书记的身份而感到光荣。资本的投入与企业规模的增长相辅相成，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也使得小作坊纷纷离开，经济发展规律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行政力量又做了什么呢？
“1995年以后，正规化延续了分割——攫取的逻辑，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增值（特别是土地）的人群和产业得到扶植，小作坊、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浙江村’把丰台区改造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热地，然而其中大部分的人与企业需要搬离。随着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交织在一起，看得见又看不见，像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管道从机体各个部位汲取养料。”
自2015年开始，北京开始推进首都疏解计划，随后，又提出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大红门地区的诸多批发市场，在北京未来宏大的规划面前，面临着第二次大的整顿。或许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和北京说再见了。
站在今天的人，看着如今整洁明亮的商场，应该不会想起80-90年代，那个混乱肮脏的城中村，胡同里一摞一摞运衣服的人力三轮，还有街道两边简易市场里折叠床架起的摊位。那些想办法钻空子的商人，他们固然扰乱了秩序，但是，正是他们打破原有的秩序，才有了今天的繁荣。
参考资料： 1.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2. http://www.sohu.com/a/230789945_781809 ：从“浙江村”到华北最大服装集散中心，大红门的似水流年…
3. 第一财经周刊：《再见，浙江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