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官僚制内幕

官僚、官僚制以及官僚主义，是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可能你正寻思如何在单位里某个一官半职；可能你工作的地方等级森严，是官僚制的典型；更可能的是，办个小事儿，你被官僚主义折腾的够呛。所以，这本致力于揭开官僚制内幕的书颇值得一读。倘若你是个宫斗剧、职场剧爱好者，那么这本书也不妨看看。它会告诉你，为何直接上级很重要，而越级行为有风险；领导可能对下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一点可以适当利用，等等。

官僚制组织给人最为直观的印象是其等级结构，也就是从低到高，权威依次上升，构成了从普通职员到高层领导的层级体制。不管学校，还是政府部门，都能明显地观察到官僚组织的等级化特点，身处其间的个体根据其所在的位置，享有一定的职权，履行一定的职责，并与上级、同级和下级互动。在唐斯看来，尽管官僚制组织都具备等级结构，但是等级或层次的多寡不同，相应的组织运作也存在区别。这一点对于观察中国式官僚制组织尤为值得注意。具体而言，唐斯将官僚制组织分为“垂直型”和“扁平型”两种理想类型。较之于扁平型结构，垂直型结构在信息传递和组织控制上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一方面，由于层级过多，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链条将变得更长，信息从下到上的传递经过的环节更多，传递偏差乃至失真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在垂直型组织中，居于高层的领导接收到的来自下级的信息，可能与信息的最初状态差别甚大。同样的，来自高层的指令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之中，也面临歪曲的风险。当然，扁平型组织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只不过由于中间环节相对较少，信息沟通的成本相对较低。为此，各类官僚制组织围绕信息的上传下达，建立了各种机制，以保证信息能够不至过度扭曲。另一方面，位于组织高层的领导，由于无法确切知道属下是否依照自己的指令行事，因而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控制，以保证下属的行为符合上级的具体指令和组织的目标。控制的过程必然还会涉及到信息传递问题。概言之，不管决策还是控制，信息都是核心问题。只不过，与垂直型组织相比，扁平型组织具有相对优势。

借用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官僚制组织更偏向于垂直型而非扁平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不足二百人构成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法律规定，至少分为普通组成人员、秘书长、副委员长和委员长四个层次，等级化也就是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

围绕信息展开的决策与控制，在具体的官僚制组织之中随处可见。例如，下属的请示汇报，上级的命令发布。更为直观的例子也不少，如孔飞力笔下的叫魂事件。各级官僚和乾隆皇帝之间针对发生了什么和如何处置，反复沟通和拉锯。尽管叫魂事件的复杂性远超于此，但信息的控制与反控制贯穿始终。值得一提的是，孔飞力最初的研究兴趣就是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信息沟通问题，只不过他后来发现了更有意思也更为复杂的现象。

其实，官僚制的诸多设置都与信息沟通相关，同时也涉及到内部控制。例如，大学对教师的科研考核，因强调论文数量而广为诟病。一方面，对于高校而言，论文的质量难以准确鉴别，而数量更为直观，操作性更强，评比起来也更为客观，显然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和争议程度。另一方面，通过设置数量指标，高校也得以引导教师的行为。可以说，尽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当下的制度和技术环境下，以论文数量为核心指标的考核机制，也有其“相对合理性”。不至高校，法院推行的绩效考核制度，也有类似的考虑在内。

除了笔者感兴趣的官僚制组织的信息沟通和内部控制两个问题之外，唐斯还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作为官僚制组织成员的官僚的类型以及相应的行为特点，官僚制组织从设立到衰亡的周期等问题，为我们从内部观察和了解官僚制运作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

本书最大的缺点在于翻译。从前言可知，本书的翻译先由多个硕士操刀，而后由一人通稿把关。这一做法是当下不少学术译作的通行做法，因而这本书翻译上的问题也代表了当下部分译作的共同不足，那就是前后术语不统一，以及可能由于学养不足导致的理解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