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和后现代知识分子圈

齐格蒙·鲍曼受到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迷路。我印象中德里达曾谈到supplement的问题，认为是supplement的存在定义了主体的存在。此外supplement在法语中也有替代的意思，因此有反客为主之势，对主体也是一种威胁，云云。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装腔作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有意就是坏，无意就是蠢。没想到鲍曼正是学会了这一招，他在书中一处说到，“消费者要维持他们的自我认同，需要构造出一种非消费者，作为它的深恶痛绝的、背道而驰的对立面，作为一种需要时刻警惕防范的威胁”，还表示因为需要定义富人所以才需要穷人，因而“即使没有穷人，也要创造出穷人”，于是他认为福利服务就是故意把“穷人”排斥在消费社会之外，阻止穷人成为消费者，看起来因此就把“消费社会”或“掌权者”阴谋化。这里的错误还是当年先辈们反复犯下的错误，只不过不断改头换面罢了。就如希腊人曾经考虑的存在和不存在的问题，既然有存在，那么就有不存在。那么，既然有不存在，那么是否就存在不存在呢？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为何又说人家不存在呢？这就是一种wordplay的结果，就像科林伍德在谈到，既然有对历史的书写，那么就有关于历史书写的科学，来研究历史书写。那么，那不就有关于历史书写的科学的科学？关于历史书写的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古人用语言来研究外在现象，是因为他们除了语言，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和研究的手段。所以当芝诺提出阿克琉斯和乌龟赛跑，乌龟先跑，阿克琉斯每次追到乌龟刚才在的位置，乌龟又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这样阿克琉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时，我们并不应该笑话芝诺，反而要称赞他。但是对于德里达和鲍曼在今天还来这一套，而且应用的水平比先人差了何止十条街，就让人感觉十分惭愧。

所以当我看前面鲍曼也玩后现代的风格时，我以为他和德里达、列维纳斯、庞蒂这些人是同一路高人，也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但是鲍曼后来分析现代消费社会时，突然放弃了装神弄鬼那一套，开始说起人话来。这就不能不让我怀疑，那些不说人话的大师，或许就是自己也不懂，所以去套用一些范式、理论。一到自己懂的事情上，鲍曼就又变得正常起来。裘千丈变回了裘千仞。我不想认为他们是为了糊弄人而故意说些语焉不详的话，虽然逻辑上有这种可能。鲍曼在书中反复提到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对自己生活方式还是对自己的身份、思想存在的“优越感”，让我无法放弃这种怀疑。这种优越感，我认为非常可能是产生维特根斯坦所提到的他自己也十分喜欢的使用哲学行业术语带来的“甜蜜”的根源。如果连维特根斯坦都如此，那么可想而知，不如维特根斯坦的知识分子会有多少。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鲍曼在书中，提到“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云云，显然他是以一个时代主流或大众知识分子为对象。这样来看，人类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们，就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丝毫不亚于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就像笛卡尔所看到的那样。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变得不可靠而不可信，毕竟他们自身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如果细看，在我看来，还是存在一条细细的线，从前人那里延伸过来。鲍曼说，笛卡尔是尝试用普遍理性大一统整个世界的第一人，胡塞尔是最后一人，虽然看起来他是在做无谓反抗。既然鲍曼也能看到个人，我认为，他就该看到从古希腊人如苏格拉底一直延伸着的真正的大一统的理性，就是苏格拉底的“绝对理性”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或许还有斯宾诺莎的“完善的知识”。实际上也就是说，线始终攥在位于知识分子顶峰的那些人手里，而不是大批知识分子手里。当然，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到拥有高贵品质和过人美德的那些人的存在时，一笔带过说，这些人过于稀少因此只是例外，社会还是狗咬狗的世界，人还是向其他一切人开战的人。这是什么态度？这是务实的态度。鲍曼谈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风潮及其随时代的变换，自然也有这么一点现实主义在里面。

鲍曼提到，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存在一套系统的理性，可以给为社会规划一个秩序。然而，知识分子们没有找到这套理性，他们的设想在大型社会实验之实践中也反复失败，无论是在开明君主身上、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这导致了主流知识分子理想破灭，于是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前任的“普遍理性”，而提出一种“局部性”，每一个局部相对于别的局部都是正当的，每一个局部都有自己的标准，也就认可了多样化和多元化。但是我总觉得后现代体现了两点，其一就是，人对全局的把握能力是有限的，当出现复杂状况的时候，人们就很难记住全局框架。就像面对一头大象，现代主义认为存在一个大象形象，但是一群瞎子摸了之后发现大象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于是关于大象具有一个唯一的形象的理论和理想破灭，后现代知识分子出现，提出存在“多元性”，每一个摸到的大象形象都是真正的大象形象，都是正确的，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其二就是，（有些）知识分子有一种情感上的挫败反应。这种挫败感的来源一是理性蓝图的失败，二是在新的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被大众喧嚣淹没，使有些知识分子感到沮丧或失望。鲍曼所谓从立法者到阐释者，就是说现代主义的理性规划的角色和计划，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放弃统一规划野心转而变成对多元进行阐释的转变。不过，这仅仅是知识分子在人类思想史所体现出的“风潮”之一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风潮在历史风向下一直摇摆，并非今日之特有现象。但是不管怎么摇摆，总有一股连续不断的细线在传递，我今天就是想拾起这根线，并让它延续下去。

鲍曼引用雷丁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起源于巫师和僧侣。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巫师和祭司在原始人群中是什么？不是知识理论家，是社会实践者。真正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一样，都是理论家，实践者另有其人。我印象中Weber曾提到两种巫师，一种是真信自己的理论，一种仅仅是当作谋生手段。巫术能总灵吗？当然不能，所以Weber说，那些真信的往往看到不灵目瞪口呆，搞不好得罪了人丢了小命。但是当作谋生手段的总能找到理由。鲍曼引用了一个对巫术“打假”的例子，巫医之术不过是口里含一个东西，可以是羽毛、石头，也可以是小虫等任何东西，然后在施术的时候表演出来。这种巫医和巫术在普里查德关于Zande人的描写中也有类似记述。现在问题是，那些巫医自身并不明白奏效的原理是什么，所以他们必然以为其间却有神秘功效；但是，话说回来，他们也不是傻子，自己的巫术操作过程在耍什么自己心里也有数。也就可以说，原始人科学家，实际上是马林诺夫斯基在马兰尼西亚人身上看到的那些对知识、对了解自然非常渴望的人，而不是那些巫师、巫医或祭司。巫师、巫医和祭司反而是那些把自己的聪明都用在在世俗中安身或晋级的人。当然，后来的僧侣情况就更为复杂一些。我觉得怎么写起这个这么奇怪，好像曾经说过一遍……原来在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里也谈到过同一个问题，那么……上面那个打假的例子想来不是来自鲍曼，而是来自贝尔纳，😓。这就是所谓的记忆机制中的来源混乱效应。这种诡异的感觉简直了。关于wild culture到garden culture的转变，或许这里面包含了多种因素。wild culture更像是一种自然秩序，没有理性对组成这种自然社会秩序的个体，即其中的个人成员，以及对社会秩序整体，即社会组织方式，进行某种规划或设定。鲍曼把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尝试对民众进行某种改造的文化称之为garden culture。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实际上，社会的组织自身，比如“君主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结构，而不是人为有意设计的结构，类似卢梭的契约论；而在经济方面，始终是如哈耶克所言自然形成的the extended order。也就是说，17世纪或许进行了一个理性介入的进程，但是这种介入并非到17世纪才有，前人如古希腊人（拉栖第蒙人）就尝试过；这种理性介入也是有限的，其表现更多在于个人行为规范、社会规范上，比如去除迷信、讲求个人道德、生活文明化等，类似于埃利亚斯看到的《文明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所谓的理性启蒙，就是一种机遇之下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种跨步。这种机遇，如鲍曼所说，就是宗教自身的分裂，动摇了宗教的精神控制，给理性了一丝可乘之机。正因为有这次机遇，才有知识分子和开明君主的联合，或者资产阶级作为代言人的革命；另一次机遇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相逢。

理性的介入存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个体，其二是对集体。对个体的介入，自然是对人本性的改造。如鲍曼所说，这种改在在宗教之中早就已经在进行了。但是在世俗的政治中似乎并没有这样做，在自然政治中，仅仅是一种力量的对抗和角逐，因此政治中采用的方式是镇压和惩罚。福科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从过去到现在存在这样一个过程，即从肉体的惩罚走向对灵魂的惩罚。这种转变也是一种文明化的象征。知识的积累使得知识分子自身发展出一种理性，这种理性，是人类从走出本能、走出直觉，走向文明、走向智慧的唯一途径。人类自身的本能没有什么值得称颂之处，不过是生存繁衍的工具。但是理性却能超越自然的生存繁衍目标，指向一种更高的目标。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才带有极大的乐观，才野心勃勃要提出一种理性规划人类自身。只不过，要对人进行改造，必须了解人的智能问题，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就像他们不知道对于社会的改造，需要知道集体运作的逻辑一样。这是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无知和错误，导致了现代主义规划宏图的破产，引发了后现代的挫败和自卑。当年，这些知识分子，就像他们的前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重新考虑起社会所能够有的最好的秩序的问题来，并带有乐观想同样用理性来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秩序。鲍曼提到，有些人以为下层人和野蛮人、儿童一样，可以驯养出良好的习性；当然，也就是说，他们否认这些下层人能够通过理性来达到一种自觉。这些人包括狄德罗、卢梭。也有与之相反的观点，如孔多塞认为人类都能达到一种理性之状态。当然，这二者都是错的。鲍曼引用齐美尔等人的话说，到消费时代的今天，人性并没有改善。我以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想想看，百年前，人们还看待女人对男人是附庸的地位，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为女人鸣不平；百年前，人们还把同性恋送进监狱，今天已经有人支持他们结婚；百年前，人们还把黑人看作智力低下的动物，今天，已经在努力消除种族歧视。就如我在谈Nowak的悲伤时所提到的，很多人看待人类是从上往下、从完美往丑陋里看，于是觉得人类简直差得不行。正确的看法应该是顺着历史的时间线来看待人类，或者从生命进化史来看待人类，那么就有肉眼可以看到的持续的进步，或许有曲折，甚至有退步。所以，所有的哀婉和叹息都是不必要的，更不能因为人类如此的愚蠢或残忍而放弃人类。

鲍曼说，知识分子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代表“理性”推动历史的“主体”。已经没有太阳王这样的开明君主，已经没有“产业工人”这样的力量群体，知识分子已经被冷落，舞台的中央被大众文化的明星或消费文化的英雄所占据。鲍曼探讨了一圈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再青睐“穷人”了，以及“工人阶级为什么丧失了吸引力”，以为原因之一在于穷人或工人阶级和理性的关系，我以为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言，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人，从来都不是理性的代言人，从来都是被利用的炮灰力量。就如鲍曼自己所言，工人甚至仅仅怪罪“机器”和“工厂”，下层民众仅仅有革命的动机、热情，还有力量，是一种良好的炮灰，所以当年才有知识分子或党派找上门来，用他们的力量来实现某种社会规划。这样说有点偏颇，毕竟，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带有一种对这些处于贫穷状况之中的人真正的同情和关怀。但是，话说回来，这些都只是历史机遇，无论知识分子和权力或势力联合的时候，是找的太阳王还是找的产业工人。鲍曼所言“一个担负着对理性化规划进行组织实施工作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认识突然令人难堪地使所有的古老的、期盼中的对于“美好社会”的蓝图显得虚假和幼稚”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幼稚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务实派的态度和做法，一看眼前没有任何实用可行的方法，就认为“幼稚和虚假”。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即使眼前没有办法，也不气馁和放弃，而是坚持理想，继续寻找其他办法。二者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现实主义是看现实与否，随时抛弃不现实的目标；理想主义是坚持理想，一时实现不了也继续坚持理想。所以我总是说，因为社会主义的失败就否定人类的理性干预的那些人，都是现实主义。我们不能因为一种尝试的失败，就把目标也否定掉——完了，说完这句话我暴露了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的真面目。鲍曼还说，“当一个学者彻底而中肯地对我们所处状况当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批评之后，却无法最终提出改进的措施。”这一点就是和我提到的费曼的一个笨蛋批评另一个笨蛋的做法有关，我的意思是，批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提出一种正确的方案。我认为，总得来说，关于人的改善，关键在于理性或说知识，理性或知识是用于超越本能的途径。这种可行性在于，人自身智能的运作，确实存在理性替代本能的情况。其一，后天学习的经验可以叠加在本能之上替代直觉，其二，理性的思考能够否定直觉的判断。这两个说法好像是同一个说法，其实有点差别，叠加就是说后天经验直接进入Kahneman所谓的system 1，而后者是System 2对System 1有判断和否决权。这样，实际上就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来改进人的智能。教育就是对智能进行塑造，环境就是改变大脑的situational computing中的计算元素。要是这样的话，恐怕，人类就得依靠缓慢地知识积累、普及来进步。至于对社会的改造，我以为，再不等待“个体”改善的情况下，就是以“procedure”来替代自然秩序。这种procedure，用于限制个人的regression或decay。就像对于总统、主席的短期任期轮换这种，就是一种procedure。任何权力结构或社会结构，当个体位于其中拥有权力时，都会有decay或regression倾向。procedure，就是用于限制人为因素的一种机制。但是具体关于整个社会的设计，我还没有详细研究。但是对个体和对社会的两种替代，以理性替本能，以procedure替代自然结构（比如君主制的家族传承），我以为就是一种改造和发展方向。

鲍曼对现代消费社会大加鞭挞，我以为他对此有诸多误解。鲍曼以为，Weber的清教徒形象代表了“知识分子方案的构想性和可行性”，然而造成消费时代的兴起。此处的问题是，理性并非仅仅是一种在个人事务上的“道德品格”，比如勤勉、节制。因此说如果把清教伦理当作理性，这种狭隘的眼光得出什么结论都有可能。鲍曼还引用齐美尔的话说，文化的悲剧在于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过于迅猛，使得知识分子创造出的这些成果超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限制，“他们的控制权被另一些力量接管了，这些力量或许是一些自主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或许是一些具有同样自主性的商品生产机构……凌驾于这一个被制度分割成碎片的世界塔林之上的，是新的提供验证的元权威：市场，它用价格与“有效需求”掌握着区分真假、善恶、美丑的权力”。这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误解。我觉得，在最初的时代，只有一个精英文化，没有大众文化。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文化之中，精英知识分子就站在舞台的中央，拥有指挥整个文化的权力。但是，随着大众进入到文化里来，权力的中心开始转移。并不是说大众主宰了文化，因为大众和精英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并不言说、宣传他们的文化，大众文化是通过他们的行动造成的，就像几只蚂蚁乱爬，一群蚂蚁就开始呈现出一定的pattern，几百万行军蚁就引发震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分属两种文化，大众文化没有任何能力排挤精英文化。只不过，现在问题在于，大众文化过于喧嚣，淹没了精英文化的声音。知识分子有不满的理由，但是这种不满的理由并不特别。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meritocacy的社会，不是最有才、最有德的人获得最大的奖品。知识分子以为掌握真理，却没有那些能够撩动大众的小丑们更能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甚至通过割韭菜而荣华富贵，他们也可以感到不满，但这在当前社会中也不鲜见。但是，不管怎样，当前的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也并不比以前任何时代更为可恶。精英文化始终都存在，只不过不被大众追捧罢了。这种不追捧本来不仅合理，还相当合理。维特根斯坦怎么说？他说，“如果说我的书只是为一个小圈子而写的（倘若可以被称为一个小圈子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这个小圈子当中的人就是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确实是我渴望诉诸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而是因为他们形成了我的Kulturkreis，他们是我的故乡人，而不同于他们的其他人对我而言不过是异乡人罢了。”什么意思呢？精英文化必然是“精英”型的，必然和大众有距离。大众追捧精英文化，那他们还是大众吗？但是，不能否认，即使是大众文化，也存在一个缓慢进步的过程。精英文化中的东西，缓缓溢出，流到大众文化中。鲍曼引用麦克唐纳的话批评大众平庸，是因为他们“拒绝那些需要消费者经过刻苦努力并进行专业训练才能理解的东西”，现在的问题在于，因为没有刻苦努力和专业训练，所以大众只能缓慢地受精英文化的影响，因而只能缓慢地进步。至于鲍曼把“消费”，看作现代人身上的一种罪过，比如鲍曼引用塞特纳的看法说，现代人不会社交，失去了解决人性问题的能力，于是用消费来填补空虚解决问题，“由于无法面对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所产生的挑战与困境，人们转而求助于可以进入市场的货品、服务和专家的意见；他们需要用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处装饰他们的身体，以此获得具有社会意义的“人格性”，他们需要医生或精神分析学家的忠告，以治疗他们曾经遭到的——以及未来将会遭到的——挫折的创伤，他们需要旅游服务，以逃到一个陌生的社会关系中”，这种愚蠢的观点不值得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