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的短视

JT
2018-08-15 看过

关于科学,贝尔纳也提出两种相异的观点,一种是理想主义科学观,即认为“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象”,这就是我所谓的对世界的符号描述;另一种是现实主义科学观,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真理似乎是有用的行动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根据这种有用的行动来加以检验。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在别的领域里也有所体现,就像在伦理问题上中以苏格拉底、康德为代表的categorical派,和余下的功利主义者或consequntialists。这样一来,看起来,人,本能地是功利主义者或consequntialists,只不过强弱有别。只有在理性上达到对本能的超越,才能达到categorical的程度。此处,贝尔纳的因吹斯汀之处是,在谈论科学时,他看上去是一个务实派的现实主义者,却一点都不耽误他支持带有理想化色彩的社会主义,而经济领域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之一奥地利学派却反而视社会主义为人类之祸害。这就意味着,即使一个人带有现实主义或务实派的气质,他也不一定在某个领域内支持主流现实主义或务实派的理论或观点,对于理想主义或浪漫派亦然。原因也不难理解,就是贝尔纳在经济或政治问题上相当无知。无知在此是个中性词。人天生是无知的,通过学习而变得有知。而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追不上,所以不要追,而搞点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这种小人之志不是我辈所为。

贝尔纳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泛泛而谈,宏观上想囊括一切却无系统之框架,微观上谈及各种细节却仅仅是描述未触及隐藏的原因。他谈到,现代科学的发展有两个起源,一是原始社会中的巫师和僧侣或哲学家有条理的思辨,其二是工匠的实际操作和传统知识,并认为“无疑问,科学的这两方面曾经一度集中于同一个人身上,那时人人身兼巫师和工匠两职”。这里面就混淆了科学和知识的区别。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植物,结出红色圆形果实,掰开舔了一下味道还很不错,但是不知道是否有毒,于是做了个决定,吃了以后躺床上等死,结果没死,于是就认为这个果实可以吃。那么,他的这个增加了的经验或见解,算不算他发展了科学呢?我以为不能算。现代科学,应该看作一种是一种在方法论上带有某种程序性或逻辑性的一套系统做法,而不能是日常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巫术、僧侣和工匠的主要活动和工作,都不能算是科学。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零碎或完整运用过科学的方法论。只不过,一则,他们从未有一种“科学”的精神,就是去验证自己的总结或观点。二则,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的精髓在于寻求一种存在于事物背后的laws and principles,而不是和古代的巫术一样,实际上是根据一些简单且错误的逻辑,如比喻和象征,在黑箱之外进行推理;同时也不是和任何宗教神学一样,用高超的想象力来编织超出现实世界之外的无法验证的故事。任何正直而聪慧的理性,都会对这种无法验证的理论,包括波普尔提到的弗洛伊德、阿德勒的心理学、马克思的阶级论,保持一种不知道其对,也不知道其错的态度。也就是说,任何对错都要诉诸证据和逻辑,否则对任何观点都要保持不信不否的态度,因为确实不知道嘛。原始部落里的巫师和僧侣有从事和知识有相关性的事业的动机,但是他们并不是原始部落里的科学家。原始部落里的巫师和僧侣并非不谙世事潜心研究,所有群落里的重大问题和个人的重大问题,都要他们出场和解决,所以他们更像是社会活动家。Weber在谈到这些巫师时,说那些潜心相信这些“知识”或“技术”的巫师,往往在施术之后不灵验时自己也目瞪口呆,不知不觉就名声尽毁或丢了脑袋。只有那些心眼儿多能言善辩的巫师,才会炙手可热、如鱼得水。即使是犹太教先知,要不是成功解释了犹太民族作为上帝选民竟然被变成人下人的凄惨境况,并成功安慰了他们给他们画了大饼,恐怕这个教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巫术和宗教之所以不科学,就在于它们的基础就不是在搞科学,而只是借助了一些同科学的元素来实现它们自己的目的而已。实际上,真正的原始科学家,是马林诺夫斯基提到的那些对于了解自然有一种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的人,这些人,在我看来,往往就是在正常的人群中显得“不务正业”的一些人。贝尔纳给这些人的“不正常”做了两点总结,一是“感到世事痛苦”而选择科学作为“提供安慰和逃避的手段”,一是把儿时的好奇心保存到成年,于是只要能让他满足好奇心,“他愿意适应任何一种生活,只要这种生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他关心的主要事业干扰极少”。对知识本身的追求,由于和利益无关,所以使得这些人往往变得五迷三道,就像苏格拉底因为不顾家而被泼洗脚水,就像康德和斯宾诺莎的独身,所以在《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中保罗·巴恩提到,有一些德国考古学家称“理论家”为狂欢纵欲的世界中的太监,显然追求知识本身就有点不问世事不求钱财利益,就像阿基米德在敌人士兵面前还要继续思考计算一样,不正常还“太监”。但是贝尔纳提到的“逃避世事”,实际上这就仅仅是部分人的特征,所以和科学是无关的。实际上,就和演员、艺术家、作家一样,科学家也仅仅是一个在某方面的所谓“专业”人才,这和他们自身的“人性”以及“人品”是无关的,或说仅有微弱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学者、教授,也可能品德败坏,搞红色学问,搞性骚扰,或者有各种品德败坏的行为。他们都是人,也就有人性,人性是自私的,自私意味着可能会为了自己利益而损害大众或别人的利益。之所以说有微弱联系,是因为,相应地,出身于良好环境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地位的人,可能有机会接受一种更好的教养,而可能,仅仅是可能,身上有一种更好的品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把品德和能力,甚至品德和“知识”分开,所以不能指望科学家有高尚的“政治觉悟”,不能让科学家来统治国家,甚至不能指望明星知识分子思想家如此,如Sowell所提到的萨特和海德格尔、Paul de Mann这些亲希特勒或斯大林的人物。

贝尔纳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科学的利弊的意见分歧。贝尔纳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给人类带来了祸害。贝尔纳引用1927年的泰晤士报说,禁止科学……“科学界以外的人们的幸福也不一定会因此而减少”,而科学带来的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战争的可怕还有社会的不平等,甚至“科学现在主要是被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把许多人毁掉”,以及带来了“当代文明的肯定无疑的弊端——恶魔似的吃人工厂、失业、乡村的破坏”。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提到,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观点或理论,都有人支持。就像今天在公共视野的舞台上不管什么阿猫阿狗,都有粉来支持,或许正是安德森所谓的媒体发达时代长尾现象的展现。遗憾的是,这就使得人类的有限智能显得很滑稽,在每一个可能会出错的地方,都出了错,Murphy's Law果然不虚。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贡斯当在《古代人的和现代人的自由》中所提到的手臂和武器的问题。科学或知识就是工具,是手臂上的武器,而手臂是人类自身。那么,当手臂用这个武器造成了破坏应该怎么看待呢?有人怪罪武器,这也不是愚蠢他妈给愚蠢开门,愚蠢到家了。毕竟,关于这个问题的troubleshooting显然要么处理武器,要么处理手臂。然而,就如在吕克·贝松的《地铁》中结尾所唱,枪不杀人人杀人。我们从不会把枪五花大绑送进监狱坐牢几十年,而总是扣动扳机的人。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在人。那么,如何解决人的问题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人的天生本性,以及后天养成和环境的影响,涉及到理性和本能、后天模式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的问题。简言之,关于人的问题,恐怕一时难以解决。贝尔纳提到纳粹德国的问题,他以为原始人的迷信和野蛮亦然在现代留存,我以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纳粹法西斯主义根本就不是迷信造成的,而是人类有限理性和自利本能导致的。就像贝尔纳自己迷信苏联模式,还鼓吹社会主义,那么他就是在干一点有害的事情,但是这显然不是迷信和野蛮,而是因为无知。对于人类的这种特点,恐怕我们一时也无计可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就尝试对武器进行限制,对于权力或其他力量实际上也是一样,所以贡斯当提到权力的分立,用于防止权力过大可能会带来的害处——每当有不一定蠢,也不一定坏,而只是自私的人当权,他们更多关心自己利益,那么他们就可能操纵这种公共权力渔利。人们对于科学的疑问之一,也就是“科学”的能力太大,以至于使得人类面对一种极大破坏或毁灭的可能。毕竟,就像原始人做出一个尖尖的矛来帮助打猎,但是也可以扎进自己不喜欢的人的身体里;可以制作出板砖来建筑房子,但是也可以拍在别人的脑袋上。从这个意义上,似乎连人类的智能都阉割掉,就像在《飞越疯人院》中把脑叶切除那样,最是安全了。但是工具就是工具,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当塔塔格里亚拒绝帮助军械长改进大炮时,他是认为大炮是一种攻击、屠杀的武器,“可能损坏邻国、可能毁灭人类”,因此他觉得耻辱而中断研究工作;然而他看到土耳其要进攻意大利而又说“眼看凶猛的恶狼就要冲向我们的羊群,而且看到我们的牧羊人已经联合起来共同防御敌人”而又“很后悔自己一度放弃这项工作”。这就是典型的考虑不周。总之,在这个问题上,对武器进行限制,就像美国的禁枪运动,或权力的分立,确实能有效果,但不能不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就科学的这个问题,就如贝尔纳自己所提到的,“科学只不过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组合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想通过限制武器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是一种“从宫堡而不是从茅舍看中世纪世界,从而把中世纪世界理想化”的浪漫幻想。这些人往往享受着A处境下的好处,然后向往B处境下的另一种好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学或知识的发展,就不会有新时代的经济或文明的发展,也就没有相伴随的问题。但是要通过不发展科学或知识来解决问题,那同样也要放弃新时代的经济或文明的成果。这明显是更大的考虑不周。这些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就拿科学时代和古代的死亡率来说,按照戴蒙德在《昨日之前的世界》里的说法,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中,战争造成死亡率最高者(即德国与俄国)只有传统小型社群平均值的1/3,更是达尼族的1/6。以战争造成的死亡率而言,现代国家的平均值大约只有传统社群的1/10。从这一点来看,问题是不是不像肉眼看到的那样呢?

贝尔纳面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就是“计划”。贝尔纳看到了科学带来的进步,所以他支持发展科学。但是,科学的发展或许也伴随有一些问题,无论是科学发展导致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一些阻碍科学发展的障碍,贝尔纳认为其根源都在于“制度”,“人们麻木不仁地甘心接受现有的极端苦难。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正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持一个违反时代潮流的不稳固的经济制度而有系统地——虽然不是自觉地——促使人们堕落的结果。”“正由于过去成功地把科学应用于工业,我们才陷于这一个境地:战争和经济危机不但不是遥远的偶然事件,反而成为家常便饭。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如果科学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这种结局就更加肯定而且有更大的破坏性”。所以贝尔纳认为,“在人人本来都有可能过富足和优闲的生活的时期中,战争完全是愚蠢和残暴的行为。今日世上的大部分疾病是直接或间接由于缺乏食物和良好生活条件所引起的。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可以消除的祸害”。“一但我们承认有可能而且事实上还有必要建立一种能够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种反对发展和应用科学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如果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中,通过有条不紊地采用新生产方法——或许通过使用在下一章提出的某些办法——来明智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技术改进引起的失业就可能完全消除”。遗憾的是,贝尔纳自己也说了,“需要有高超的想象力,才能设想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发挥作用,而又不致于严重影响经济进步的主要特征:即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作出个人选择;而且还需要有同样高超的观点,假定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家的智慧都可以达到完善的境地”,此处也就决定了,贝尔纳自己的这个设想是一种空想。他只会说,“用对社会负责的机构来代替目前对社会不负责的金融控制势力”,“我们必须制订出一个制度,使人们可以用他们自己喜欢、社会又花费最少的方式,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等等,但是到底怎么实现?会引发什么可能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贝尔纳表现出像一个大老粗外行领导一拍脑袋想出个想法,然后画个空中楼阁那样的做事方式。所以他根本看不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崭新的世界》这些反乌托邦作品中在反对什么,他以为“这种态度归根到底是一种感情用事的反应,是一种渴望过比较简朴的生活而不理解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的幻想,也是看到比较幸运的阶级的景况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他们的描绘所以不能令人信服,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社会力量,仅仅按照现状设想物质上和生物学上的发展。”他根本没不理解在这些乌托邦体制中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同样,他也不能理解自由主义理论,他以为,“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切人对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有自由处置之权,无论是买也好卖也好、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其实,他们都得服从铁的经济学法则:这些法则是由社会形成的;但却被当做自然法则,因为人们不理解它们。”贝尔纳此处的意思是说,经济学法则是可以认为设定的,而不是自由主义如哈耶克看作是一种自然形成的the extended order,正是出于这种看法,贝尔纳才提出认为“计划”才仰慕社会主义模式。那么什么是真正自由呢?贝尔纳认为:“这种自由观一定要被另一种自由观所取代——自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每一个人只要认识到自己正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发挥一种自觉的和确定的作用,他就是自由的。”那么“必然性”是怎么来的呢?恐怕贝尔纳自己也不知道。他作为一个无知的外行,只是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想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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