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研究甲午战争的
,时任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这本《蹇蹇录》几乎是绕不开的一本书。因为作者以日本外相的身份在开战前后及和谈前后居于日本的核心决策层。就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乎一年内写就的回忆录,是风暴眼内的第一手资料,虽然客观不客观是另一个话题。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对本书里描述的历史事实的框架大致已通过其它书籍了解过。不过本书提供了从一个日本人的立场,一个日本高官的立场,一个日本核心决策层成员的立场来看待那段历史的一个独特视角。
毫无疑问,陆奥宗光已经离世一百年多年,中日朝的当事人都已驾鹤西去,所以已经无法就所谓的客观事实来与之争辩了。不过,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读这样的书,始终有着某种隐隐作痛的感觉。特别是读到类似以下句子时,真有种徒为古人怅然的心痛:
“在国家兴亡迫在眉睫之际,北京政府竟还在徒逞党争,对李鸿章加以荒诞无稽的谴责,使他不仅不能断然实施其策略,而且还不能免于其责,此实为李鸿章之不幸。”
“甚至最终向伊藤全权哀求,以将这些些许的轻减金额,赠做归国的旅费。”
唐德刚笔下的近代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中的一个,中堂李大人,欧美人眼中的“世界罕有之大人物”,识破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奋力维新,手里有着东洋名义上吨位最大最先进的舰队,最后的悲惨,以上两句话可以说是做了非常清楚的注解。更不要说身后还留下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维新成功的日本已经握有先机,作为事后诸葛亮的读者对此了然于胸。所以阅读本书,收获不在于探究得知为何中国会输日本会赢。而是,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的想法和做法。
陆奥宗光在本书中,描绘了时人的不同看法——除了日本人——都认为中国必胜。其时,日本就是认为自己必胜,才一再挑衅,为的就是通过打败中国,赢得西方列强的尊重,从而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作者在此书中对此也毫不隐晦。但很奇怪的,你说他不隐晦吧,他的某些细节却欲盖弥彰,比如,说西方国家“概言之,他们不管我政府出兵的名义和真正意图如何,只是臆断日本政府于平地起波澜,有蓄意乘机侵略朝鲜之意图”。
因此,阅读本书的一大感受就是,日本人的虚伪和错乱至少是在甲午战争的前后已经形成: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了,陆奥宗光居然还大言不惭地在谈论“维持朝鲜的独立”;明明是不受欢迎地侵入朝鲜,却说“当时王宫附近的朝鲜军队突然首先开枪,我军随即予以还击,撞开城门进入城内”(和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何其相似);明明已经犯下旅顺口大屠杀的滔天罪行,陆奥宗光竟然宣称“我国也无一例违反国际公约之规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只是,历史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本来就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唯一希望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题外话:第9页的《天津条约》注的谬误实在是有够扎眼,译者竟然不加思索地把一个根本没提到“日本”二字的有关鸦片战争的《天津条约》的一大段注就这样放了上去。简直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