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 河岸 6.8分

血统、宿命与人的异化

警卫员小崔
2018-08-11 看过

《河岸》的故事发生在文革70年代,由父亲库文轩的“烈属”身份被否定开始,导致“我”(库东亮)一家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家庭决裂,我跟着父亲被组织安排(下放)到向阳船队,过上了离岸十三年的荒诞生活。苏童将批判笔锋直指历史对“出身与血统”的认同,更控诉了历史对人的命运的操控与剥离。小说正面解构了“宿命”与“出身”的意义,为读者揭示了意识形态话语操控下的人格悲剧。

在文中,“鱼形胎记”成为连接“光荣烈士邓少香”和“光荣出身的烈属身份”的一个纽带,然而当专案组将父亲划为“阶级异己分子”时,烈属的光荣血脉自此便褪去了光环。于是导致父母决裂,原先的父亲“库书记”被孤立、被嘲笑、被边缘化,我们可以看到权力话语可以轻而易举使一个家庭单位的伦理结构瞬间崩塌。之后,父亲被流放到向阳船队,金雀河分割了油坊镇(岸上)和向阳船队(河上)两个半隔离的世界,它们对立而又相互联系,并形成一种等级秩序。船民的出身也都是有“污点”的,他们同样没有符合革命话语的“出身”或血脉,所以他们被监视,被管束,成为掌权者“规训与惩罚”的对象。

同样,倘若“胎记”作为一种权力符号的话,那么它即可以被剥夺,也可以被赋予,被赋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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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的故事发生在文革70年代,由父亲库文轩的“烈属”身份被否定开始,导致“我”(库东亮)一家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家庭决裂,我跟着父亲被组织安排(下放)到向阳船队,过上了离岸十三年的荒诞生活。苏童将批判笔锋直指历史对“出身与血统”的认同,更控诉了历史对人的命运的操控与剥离。小说正面解构了“宿命”与“出身”的意义,为读者揭示了意识形态话语操控下的人格悲剧。

在文中,“鱼形胎记”成为连接“光荣烈士邓少香”和“光荣出身的烈属身份”的一个纽带,然而当专案组将父亲划为“阶级异己分子”时,烈属的光荣血脉自此便褪去了光环。于是导致父母决裂,原先的父亲“库书记”被孤立、被嘲笑、被边缘化,我们可以看到权力话语可以轻而易举使一个家庭单位的伦理结构瞬间崩塌。之后,父亲被流放到向阳船队,金雀河分割了油坊镇(岸上)和向阳船队(河上)两个半隔离的世界,它们对立而又相互联系,并形成一种等级秩序。船民的出身也都是有“污点”的,他们同样没有符合革命话语的“出身”或血脉,所以他们被监视,被管束,成为掌权者“规训与惩罚”的对象。

同样,倘若“胎记”作为一种权力符号的话,那么它即可以被剥夺,也可以被赋予,被赋予言说身份的则是慧仙。慧仙本是岸上的弃孩,吃船队的百家饭长大,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革命宣传队选为“小铁梅”,从此她从革命样板戏中获得了身份归属,一路靠着赵书记、柳部长等靠山,从“河上”回归到了“岸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比“我”和慧仙的命运,虽然看似截然相反,但实际上都是权力话语的木偶罢了,不过是悲剧的殊途同归。

人性在这种宰置性的力量下开始异化,最能集中体现的是父亲对自己的阉割。由于父亲掌权犯过太多的“生活作风错误”,于是以“剪掉自己的生殖器”的方式试图挽回自己的光荣身份。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意识形态的隐喻(苏童小说中常见的笔法如《米》中的五龙、《罂粟之家》里的刘老信、《妻妾成群》中的陈佐仟)。父亲的阉割情节更演变为对“我”的青春生活的残酷镇压,父亲不允许“我”勃起,不允许“我”看女人,父亲的行为和镇压他的历史话语实现了共谋。在文末,“我”与傻子扁金争抢烈士纪念碑的事件,标志着“我”终于被这套话语系统同化了,历史的暴力最终在“我”对傻子扁金的殴打中显现了出来,“我”成为了历史的帮凶。

故事的结局,父亲绑着邓少香的墓碑投河自尽,这种自杀并非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抗,而且卑贱到骨子里的屈从和愚昧。库文轩的死是人的谋杀,却强加到历史名义之上,罪犯在历史掩护集体肇事,于是凶手成为了无物之阵。

阶级出身这一名词是中国革命时期的畸形产物,并造成了宿命论的观念。库东亮只不过是文革一代的众生相。文中苏童借“老尹”之口道破了命运的谜底——“别去管你爹的出身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东亮我劝你一句话,千万要记住,历史是个谜,历史是个谜啊!”

苏童用一个谜去解答另一个谜,这种讽刺妙不可言,一切不过是“空屁”罢了。

另,《河岸》创作于2007年,2009年出版。现在十年过去了,2017年,严歌苓《芳华》被拍成电影,木匠的儿子刘峰即使是英雄也要蹬三轮,高干的儿子陈灿最后做了地产商。

来回来去这点东西,挺没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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